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8日電（記者 何方 李木元）醫藥創新能力正在成為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國產創新醫藥特別是生物醫藥在疫情防控、助推經濟重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認，國產醫藥創新還處于起步階段，“走出去”依然面臨巨大挑戰。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張連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律失常中心原主任張澍，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黨委書記孟冬平以及百濟神州總裁兼中國區總經理吳曉濱做客人民政協報、人民政協網《委員會客廳》欄目，就“推動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建言獻策，凝聚共識。
從“跟跑”到“并跑” 未來仍需努力
主持人：如何客觀看待我國醫藥工業水平和創新水平？與我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是否匹配？
張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醫療水平也大幅提升，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醫藥工業水平和創新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很多領域醫藥依賴進口，加重了14億國人的醫療負擔。二是我國醫藥創新起步晚、水平較低，發達國家的醫藥工業發展比我們早近百年。我們從一開始的“跟跑”追到了現在的“并跑”，要繼續保持甚至“領跑”還要較大距離，還需保持緊迫感。
主持人：有人說我國醫藥創新迎來了春天，呂院長您怎么看？
呂愛平：判斷我國醫藥創新是否迎來春天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規管，整個醫藥創新鏈條的規范管理，是否有利于促進創新。二是整個醫藥衛生制度環境，也可以說是生態環境，醫藥創新需要在這兩者間尋求平衡。
醫藥工業本身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創新研發決定著下游所有醫藥產業的發展。從新藥研發創新的角度來說，其實有三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研發企業的活躍程度，你有多少具有國際水平的研發企業？有了這些企業才會有醫藥工業的騰飛。在醫藥研發企業的背后其實是兩個競爭，一個是人才的競爭，另一個是國際資本的競爭。近10年來，我認為以浦東、蘇州、北京、深圳等這些區域為主的新藥創新醫藥研發企業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活躍度很高，無論是國內資本，還是國際資本關注度都比較高。
第二個要素是我國的整個醫藥衛生制度。近年來，醫藥衛生改革措施不斷，整體的投入在增加，當然可能跟西方國家比，我們的企業創新研發投入比例還不夠高，在GDP中的占比也不夠大，但是整體有了明顯進步。
第三個就是資本的加持。這幾年香港的股市對生物醫藥企業給了一個很好的優惠，不一定要盈利，你只要有一個標志性的科研成果，有國際資本的加入，就可以申請上市，總的來說，我覺得國產醫藥創新真的是春天來了。
主持人：如何看待我國醫藥產業的重要地位？國產醫藥創新對于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能發揮什么作用？
張連起：目前，國家對創新醫藥出臺了財稅、金融、人才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國產醫藥創新技術現在已經擠入了世界第二梯隊，但是存在的問題還是顯而易見的。我國創新醫藥如果要在國際上占有一定份額，還需要時間的積累、人才和資本的支持。反過來，推動創新醫藥“走出去”，不僅能造福我國百姓，也能造福各國百姓，能夠加快構建以國內需求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主持人：我國醫藥進出口在全球處于一個什么水平？對于我國貿易的貢獻度有多大？
孟冬平：從醫藥進出口的總體規模看，包括西藥、中藥、醫療器械，以及近幾年興起的營養保健品在內都是呈不斷上升的態勢。
從近幾年海關的統計數字看，2019年以前，我國醫藥進出口額將近1500億美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后，我國醫藥進出口額增加到近2500億美元。到2021年，隨著各國疫情逐漸得到控制，對防疫物資的需求慢慢減緩下來，但日常藥品和醫療健康產品的出口又開始恢復，實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梢哉f進出口對我國醫藥健康工業和市場的繁榮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
“走出去”機遇與挑戰并存
主持人：如何看待國產醫藥創新環境？目前，國產創新醫藥是否迎來了“走出去”的契機？
吳曉濱：從2015年開始醫藥產業改革到現在，我國的創新藥研發管線在全球的占比已經上升到了14%，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如百濟神州從2019年開始，陸續將具有百分之百知識產權的本土創新藥出口到了美國、歐盟等45個國家和地區。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和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迎來了好時機。
當然，創新醫藥“走出去”需要有國際視野，在國外做臨床試驗來證明藥性在種族之間無差異。因此，往往需要從臨床試驗研究時起就進行國際化布局。
主持人：目前，我國創新醫藥“走出去”存在哪些挑戰？
呂愛平：最大的困難和挑戰有兩個方面，一是人才，熟悉這個領域“游戲規則”的人才不足；二是數據，能達到國際認可的、標準的臨床數據。
張澍：我們遇到的困難和挑戰還是很大的，我們不僅面臨人才短缺問題，還面臨著體制機制問題。首先是人才交流問題，我們要有一個機制能夠讓這些在國外研究高精尖的生物醫學人才聚集到中國；第二除了生物醫學，材料學包括知識產權保護、轉化醫學等也要跟上，這樣才能讓醫藥創新有一個好的土壤。
這樣來看，支撐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的不是單一的技術問題，應該打組合拳，各方面協調好。
做好自己的事情，“走出去”就順理成章了
主持人：國際關系的變化，特別是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博弈給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
張連起：兩國之間的這種博弈還會繼續，這種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還會白熱化。但是不斷怎么博弈，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首先要加速創新、差異創新，創新技術是買不來的，必須立足自己。從2015年開始，為滿足公眾臨床需要，我國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加快藥品醫療機械上市評審審批，落實藥品上市許可證持有人制度等，給我們創新醫藥“走出去”提供了一個重大機遇。
我國醫藥創新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雖然有差距，但我們也有自己的比較優勢，我們有差異化的創新成果。要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首先要把自己的需求解決了，比如說推動創新醫藥進入醫保，營造有利于創新的政策環境，推動解決人才缺口問題等。
另外，除了加大醫藥創新投入，還要在項目中錘煉、積累經驗，探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互惠互認機制、質量互認機制等?？傊?，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走出去”就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我相信，大量的中國藥物與世界水平在逐漸接近，我們原來那種認為進口藥與國產藥有明顯質量區別的概念正在成為過去。當然，我們還要多花一點時間，給創新更多一些包容。
總之要營造一種鼓勵創新的土壤，原來我們的優勢是價格，現在我們的質量要快速提升起來，在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格局中為全球提供新的選擇機會。
主持人：新冠肺炎疫情深深地影響著世界格局，這對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又有什么樣的影響？
孟冬平：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給世界格局帶來了深刻變化，各個國家都在搶占先機和制高點，希望能夠盡快恢復經濟發展，控制疫情。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我們對19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了防疫物資和醫療器械，幫助很多國家解決了抗疫問題，再到現在提供了大量的疫苗，可以說在國家的支持下，我們幫助了更多國家進行疫情防控。其實不管從哪個維度來看，疫苗的成功“走出去”都是中國醫藥健康產業這么多年來厚積薄發的結果，這源于中國政策的長期助力。同時，一系列醫藥衛生健康制度體系的改革，大大激發了社會生產力。中國巨大的市場活力和歷史機遇，對全球的醫藥企業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創新醫藥定價要在惠民和企業發展間做好平衡
主持人：當藥品創新以惠及全球作為出發點時，定價這個問題又成了熱點，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呂愛平：創新藥的定價具有國家屬性，它的定價需要在企業和其所在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上找到一個平衡點。
吳曉濱：出于對發達國家的價格體系的保護，傳統國際大公司的藥價一般下不來，很多國家和地區的老百姓用不起這些原研藥。作為“根植中國，放眼全球”的新一代創新藥企業，我們的責任就是讓更多的老百姓能用得起藥，所以我們的創新藥價格能夠做到比較親民。但藥品的研發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創新藥企業一方面需要資本市場的助力，另一方面，藥品價格也需要有一定的盈利，才能維持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主持人：構建新發展格局對于推動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反過來，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如何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張連起：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首先國內是創新醫藥的需求主體，做好國內的事情，這一點是最重要的。當然，和歐美國家、日本乃至印度比，我們要看到自己的差距和短板，加快醫藥創新步伐。驅動創新有5個因素：配套的資本市場、龐大的市場需求、高端人才的紅利、創新醫藥的審批制度以及醫保擴容。
現在來看，我國醫藥創新的瓶頸還有幾個：第一個就是研發投入還要進一步加大；第二就是原始創新有待加強。我們要瞄準堵點、痛點、斷點，補齊短板和弱項，把自己的事兒做足了，“走出去”是順理成章的，也必然會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助力國產創新醫藥
主持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為國產創新藥走出去提供了什么樣的便利？如何通過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助推“一帶一路”倡議更好地落地？
孟冬平：30多年前成立時，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作為商務部直屬的五大進出口商會之一，一直在努力搭建平臺，承擔了包括中英、中日、中韓、中印10多個國家的經貿混委會、聯委會的醫藥健康產業的牽頭人，在這個平臺機制下商會開展了很多的對接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中國醫藥企業逐步“走出去”彰顯的實力和成效。 一開始我們基本上處于原料藥和仿制藥階段，更多的企業瞄準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市場，最近10年來隨著國家綜合經濟實力和創新水平的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企業直接把目標瞄準了歐美發達國家市場。
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全球性的資源涌到中國，同時，中國的企業也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配置，集中發力。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為整個醫藥健康行業的國際化發展帶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制度和政策支撐?，F在，我們越來越多的企業在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成員國建立了相關的合作機制。
吳曉濱：我國創新醫藥在研發時應高起點，瞄準國際最高水平，無論是從療效還是安全性上勝別人一籌，才有可能得到快速審批，贏得國際聲譽。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惠及了歐美企業價格體系覆蓋不到的地區，對我們來說也是非常好的課題。
我們的澤布替尼在全球進行了頭對頭的雙盲試驗，無論從療效還是從安全性上都經得起檢驗，在國際上一下子就把聲譽和知名度打開了，在美國市場放量很快。目前該藥已經在世界上45個國家和地區得到上市批準，原因就是這是高起點、高質量的創新。
主持人：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中國疫苗走向國際，這可以說是國產創新藥“走出去”的典范，那么，中國疫苗“走出去”對于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走出去有何啟示？
張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我們中國的疫苗能在國際上發揮作用，我感覺非常自豪。這說明我們現在有很好的研發能力，并且研發質量也達到了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在中國提出的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號召下，這個事情就做成了。最后我想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沒有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生命科學基礎研究和醫藥產業的不斷投入和建設，就沒有如今在我國在全球疫情防控中取得的成績。
主持人：香港的醫藥衛生體制和國際接軌，如何通過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
呂愛平：能否通過粵港澳大灣區讓國際市場認同我們的創新醫藥，取決于大灣區整體的制度環境，如果有好的人才政策、市場政策，大灣區對創新藥“走出去”可以起到很好的積極作用。
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要打好組合拳
主持人：如何從國家層面真正助力國產創新醫藥“走出去”？
呂愛平：我覺得從國家層面推動創新醫藥“走出去”需要兩個方面助力：一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整合國家資源來進行創新醫藥研發；二是營造支持創新的公平競爭的環境。
張連起：我覺得關鍵是培養好的創新土壤。資源配置有兩只手，一只無形的手是市場，一只有形的手是政府，只要這兩只手緊密相握，創新醫藥“走出去”就不難。
張澍：最主要的還是制度和政策支持，抓住核心要素，然后用上組合拳，才能推動創新醫藥“走出去”。
孟冬平：國產醫藥創新“走出去”關乎方方面面，是一個綜合體系，首先它既源于政策的助力，但是更源于企業的創新，當然，還需要整個社會的協同形成一個相互融合的生態體系。政府要從政策設計層面營造良好的氛圍，市場經營主體也要摒棄喧囂浮躁的心態和商業投機心理。只有踏踏實實做好基礎性工作，這才是我們未來贏得更多主動權的關鍵。
吳曉濱：今年初，九部門聯合發布了《“十四五”醫藥工業發展規劃》，這說明國家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營造鼓勵創新的生態環境，也為企業持續創新提供了動力。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也是最活躍的因素。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做好創新研發，做好質量控制，在國家大的政策引導下，不斷做大做強，提升水平，為本土創新醫藥“走出去”貢獻力量，既要服務中國患者，也要造福各國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