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后宋慶齡秘密出訪蘇聯，隨后被共產國際發展為黨員，為共產國際工作，中國共產黨對此并不知情。1931年，震驚中外的“牛蘭事件”發生，共產國際為營救這位遠東局負責人多方設法，讓宋慶齡也利用個人關系從中斡旋。這樣，宋慶齡與中共不可避免地直接接觸。直到這時，中共特工潘漢年等才對宋慶齡與第三國際的關系有所了解。1932年，宋慶齡與中共開始秘密聯系，由董健吾13歲的女兒擔任地下小交通，負責為宋慶齡與中共之間傳遞信件，直到1936年。1933年，陳賡、羅登賢、廖承志等被捕，而中共無法出面營救。4月5日，宋慶齡與楊杏佛、沈鈞儒、伊羅生等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專程趕到南京，開展營救活動。她巧借視察監獄之際，將黨組織給獄中同志指示的紙條扔在地上，接通了陳賡等人與黨組織的聯系。經宋慶齡與何香凝聯名向國民黨交涉，廖承志得以釋放。后宋慶齡秘密到廖家，向廖承志明示自己是共產國際代表。宋慶齡讓廖承志匯報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情況并寫出叛徒名單，宋慶齡再轉交中共。 

其后，宋慶齡在“國民御侮自救會”活動、《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的公布、恢復地下黨組織電臺工作并保持同中共中央的及時聯系、提供人才和經費、國共二次合作、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等多方面與中共都有程度不同的成功合作，逐漸進入更為親密的新時期。宋慶齡也越來越覺得需要有專門聯系人，在她與中共高層之間第一時間進行協商。從1936年到解放初期，先后有李云、廖夢醒、俞志英、顧錦心等四人承擔起這個重任。

特工之妻李云

1936年夏，宋慶齡向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馮雪峰提出希望派一位共產黨員給她，以便聯系。她說：黨要找我容易，但是我有事情要找黨商量，就有困難了。于是中共地下黨員李云奉命來到宋慶齡身邊。李云1915年出生于江蘇蘇州， 1929年5月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報人員。李云的丈夫徐強，原名徐一成，時為中央特科情報工作負責人。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間，徐強和李云參加了尋找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的秘密行動。其時斗爭形勢十分嚴峻，上海中央局屢遭破壞，特科成員大部分撤離上海，只留下少數未暴露的人員堅持工作，徐強和李云就是其中兩個。李云當時掌管著特科唯一一臺與黨中央聯系的電報機，是重要的機要干部，擔任尋找毛岸英、毛岸青這樣的任務是要冒著隨時暴露、被捕、殺頭危險的。

1936年5月，李云化名錢云，擔任中共中央與宋慶齡之間的聯絡員，對外名義是秘書。她從此成為宋慶齡的得力助手。周恩來對她指示：宋慶齡存在就有政治影響，她要辦什么事，你應該想在前頭，幫她辦好。上海淪陷后，毛澤東和周恩來相繼急電催促宋慶齡離滬赴港，兩份電報都由李云傳達。宋慶齡表示接受中央意見，于1937年12月在李云護送下離開上海前往香港。1938年春，宋慶齡籌備保衛中國同盟，原提名讓李云擔任“保盟”秘書。但李云因孩子病重4月請假返滬，后因工作需要留在上海，未能回港任職。此前徐強已奔赴延安，李云1939年前往延安與之會合。延安整風期間，李云被隔離審查，后被宋慶齡親自出面才保出來，先后在西北公學和中央社會部工作。1952年5月，李云接受宋慶齡的邀請調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兼黨組書記。1978年6月，李云任上海市政協秘書長、黨組成員。

先烈之女廖夢醒

李云之后，中共秘密黨員廖夢醒接替宋慶齡與中共聯系的工作，并擔任宋慶齡的秘書兼辦公室主任。廖夢醒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與何香凝的長女，早在第一次北伐時，她就為宋慶齡和何香凝合作組織的出征軍人慰勞會擔任會計，每天跑銀行，管理各方捐款。廖夢醒1924年加入國民黨，1928年赴法國留學，在法國期間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影響，1930年與中共黨員李少石結婚，并回到香港建立秘密交通站，擔負中央蘇區和黨中央所在地上海之間的聯絡，1931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后，廖夢醒在何香凝主持的中國婦女抗敵后援會工作。廖夢醒對日、英、法語都能流利運用，這為她在國際交往中打下良好的基礎。

1938年，廖夢醒在香港協助護送白求恩、柯棣華等人前往解放區，隨后她和弟弟廖承志一起參與創建保衛中國同盟（以下簡稱“保盟”），任宋慶齡秘書，負責宋慶齡與中共方面周恩來的聯絡工作。廖承志作為中共及其抗日武裝力量駐香港的代表，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是“保盟”的中央委員之一。

1941年底香港淪陷，宋慶齡到重慶安頓好后，1942年著手準備重建“保盟”。5月，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致電廖夢醒，要她盡快前往重慶，協助宋慶齡恢復“保盟”的工作。夏天，“保盟”的工作人員柳無垢、金仲華、許乃波等相繼來到重慶，其他成員也陸續報到。8月3日，廖夢醒輾轉到達，參與重建“保盟”的工作，成為宋慶齡——“保盟”——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之間的聯系人。 

宋慶齡與“保盟”人員合影

1945年抗戰勝利，“保盟”于11月遷到上海，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不久，中共地下黨組織就派人前往取得聯系。1947年初，同情中共的倪斐君得知國民黨要抓一批地下黨員，把黑名單透露給廖夢醒，后者立即把情報送到中共地下黨的一個聯絡點。不料，很快廖夢醒也被注意。一天宋慶齡告訴她：“你也上黑名單了，趕快走吧。”廖夢醒于是通過地下電臺請示周恩來后迅速轉移，宋慶齡讓一個外國朋友出面幫忙購買船票，把她送到香港。當然，廖夢醒赴港還另有目的，即通過為母親何香凝祝壽之際，為到港的民主黨派領袖提供聯絡機會。1949年6月25日，鄧穎超奉中共中央之命，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邀請宋慶齡北上共商國是的親筆信，偕廖夢醒等人抵達上海。經廖夢醒兩次先行交談，宋慶齡終于高興地向鄧穎超明確表示同意北上，廖夢醒再次起到聯系人的關鍵作用。

“保盟”《新聞通訊》英文版

女大學生俞志英

俞志英1911年出生，浙江海鹽人，1932年畢業于上海中西女子中學，1938年畢業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求學期間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39年3月加入共產黨，先后在龔澎、劉寧一、伍云甫等人領導下，長期在白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擔任過國民黨勞動協會主任朱學范的秘書，1946年3月隨同到上海。1947年2月，俞志英奉黨組織之命到周公館，周恩來詳細詢問她各方面情況后說：“宋慶齡先生是我們黨的好朋友，她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剛從重慶遷到上海，非常需要有人幫助她開展工作……你的確是去宋慶齡先生那里合適的人選。”俞志英表示非常愿意。宋慶齡看了周恩來、鄧穎超的推薦信后，讓俞志英另找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美國人耿麗淑做介紹人，以免引起懷疑。

俞志英參加中國福利基金會后，任兒童工作組組長，并參與向解放區輸送醫藥、物資的工作。她先通過中西女中同學楊鑒清聯系上榮毅仁，解決了救援物資和藥品的存放問題。為了籌建兒童福利站，她持宋慶齡的便函找國民黨社會局局長，要求撥給貧民區附近公園內的空地。經努力爭取，分別在膠州公園、通北公園和昆山花園搭建了100多平方米的圓頂鐵皮房子，開辦三個兒童福利站，聘請有教學經驗的人士幫忙，開展識字、保健、救濟貧困兒童的工作。俞志英將一些地下黨員介紹到中國福利基金會及下屬機構，便于掩護和開展工作。她還通過在女青年會負責基督教援華救濟委員會發放工作的朱清和，將美國基督教援華救濟委員會援助的價值400萬美元的醫藥、醫療器械等物資運往山東煙臺解放區。當有一批運往解放區支援國際和平醫院的醫藥物資，在碼頭遭到國民黨軍警阻撓時，她陪同宋慶齡前往嚴正交涉，使輪船得以順利啟運。

1947年11月，俞志英根據黨的指示，考取公費研究生赴英留學，擔任中國解放區工會聯合會駐巴黎代表劉寧一的翻譯和秘書，協助其辦理中共在歐洲工作機構的事務。1949年，宋慶齡推薦她作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的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

兒童組長顧錦心

由于俞志英1947年底離滬較為匆忙，中共黨組織臨時安排顧錦心接替其工作。顧錦心1918年出生，1947年參加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任兒童工作組組長，194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當時，中國福利基金會的管理人員中不少都是中共黨員。據負責與中國福利基金會聯系的地下黨員回憶，“我們同志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但組織關系保持各自的系統，互不往來”。這當然是由于秘密工作的性質所限，無法建立一個統一的機構。1948年12月，中共黨員丁景唐從滬江大學中文系教育崗位調任中國福利基金會第三兒童福利站站長，后成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第一個黨組織的負責人。這時，中國福利基金會內有中共黨員共19人，分布在各個崗位上，約占福利會工作人員總數的三分之一。

宋慶齡十分關心中國福利基金會內中共干部的安全，暗示他們必要時可以離開中國福利基金會，找地方隱蔽起來。魯平憶回憶，“我相信她對我們是‘心照不宣’，既信任我們，又愛護我們”。

“紅色橋梁”功不可沒

綜上所述，在宋慶齡身邊具體負責與中共高層聯系的，主要有李云（1936年5月-1938年4月）、廖夢醒（1938年5月-1941年12月、1942年8月-1948年底）、俞志英（1947年2月-1947年12月）、顧錦心（1947年12月-1950年5月）四人。這些中共黨員都是以傳遞信息及時溝通為主的紅色聯系人角色。而且，四個人中以廖夢醒、李云貢獻最為突出。

宋慶齡和“保盟”——中國福利基金會對中國共產黨采取的是主動積極、竭誠歡迎的態度，為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募捐支援了大批醫藥物資，這也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當其他舊社會團體紛紛被清理甚至取締解散，而中福會得以改組方式完成社團改造，并進而納入國家政治體制之內的一個重要因素。

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組織內部成員及愿意幫助“保盟”——中福會的民主人士之間，構成一個緊密的合作體系。在這個體系的作用下，保盟——中福會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香港時期，主要是廖承志、廖夢醒和金仲華，重慶時期主要是廖夢醒。1945年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后，開始有廖夢醒，后來俞志英和顧錦心等人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基金會改組為中國福利會初期，譚寧邦、耿麗淑和愛潑斯坦等國際友人構成領導集體，不久，由中共黨員李云執掌全局，其后黨委主導行政的模式逐漸成為定式并一直延續下來。

（徐鋒華，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