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眾院以多數贊成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

第一，該法為日本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活動提供更多“合法性”解釋。其中突出的一點，是它放大了日本首相權限，給予其充分的命令權和調查權，并要求各級部門積極配合和嚴格服從首相為“確保國家經濟安全”而提出的指示。不僅如此，作為提交國會審議的主要理由之一，實施該法的兩個“確保”格外引人注目：一是確保特定重要物資的穩定供給；二是確保特定社會基礎性勞務的穩定提供。

盡管法律文本沒就“特定重要物資”做出具體的限定，但從目前日本政界及經濟界的關切來看，半導體及稀土等稀缺性資源將被列入其中，未來相關商品的進出口及內外生產等也將受到嚴格管控和限制。另一方面，對于“特定社會基礎性勞務”，“經濟安保法”詳細列舉電力、石油儲備、通信、金融等 14 個細分行業，涵蓋宏觀經濟運營的幾乎所有基礎性行業。由是觀之，未來日本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的介入或許會是全面性的。

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全球產業鏈調整正受到兩種力量驅動，一是市場，二是意識形態。按照市場原則安排產業鏈供應鏈的結構分布當然無可厚非，既符合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方向和大勢，也有助于為全球社會創造更多福祉。但以意識形態對抗為目的鼓噪供應鏈轉移甚至“脫鉤”則恰恰相反，不僅無益于特定產業中長期的合理規劃和發展，也無益于深陷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經濟復蘇，甚至無益于人類社會整體的技術進步與文明共享。

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安全問題更容易引起社會共同認知和支持，而這份“經濟安保法”正是直接將經濟社會發展與“國家安全”進行掛鉤。但這一問題背后的實質，卻是日本社會整體對外交流合作的意愿與積極性都在持續衰減，社會內卷化日益明顯。而且，為了確保所謂絕對“經濟安全”，日本正在主動放棄對外交流合作的一些重要機遇，并用僵化的“小圈子”思維模式約束、限制其廣闊的發展和進步空間。這與東京十多年來宣揚的“平成開國”或“再次打開國門”等口號顯然是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