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至1948年，胡適在北大任校長，當年，29歲的沈善炯在北大生物學系任助教。不久，他收到加州理工學院的入學通知書。

當時，由于國內戰事吃緊，國民政府忙于南遷，出國留學的事情無人負責，因此，沈善炯的出國手續遲遲沒拿到手，很是著急。就在他猶豫彷徨之際，有人提醒他去找校長胡適。沈善炯第一次見到胡適，發覺胡適先生果然像人們所說的那樣，雖然大名鼎鼎，但平易近人，沒有任何架子。

看了沈善炯遞過來的加州理工學院的獎學金通知書后，胡適微笑著說：“留學是件大事，此事由北大來幫助你辦理。”不到兩個禮拜，沈善炯就接到辦理護照的通知，于是他再訪胡適表示謝意。胡適還以私人名義給了沈善炯90美元的支票作為旅費。林語堂、李敖等人都曾受過胡適的資助，而且有些人往往要等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資助自己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適。

1947年8月，沈善炯準備離開北平回南方然后出國，臨行前，胡適找沈善炯談話，提醒他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你在談到加州理工的導師比德爾時，說他即將獲得諾貝爾獎，在沒有成為事實之前，這樣說是不嚴謹的；另外你在表達自己的意見時經常說某某人也是這樣的想法，這也是不妥當的，自己要說或做的事為什么要搬別人出來？”最后，他還叮囑沈善炯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胡適的話讓沈善炯一生受益匪淺。

后來，沈善炯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后，回到祖國，潛心研究，踏實做事，攻克金霉素，徹底打破了美國對抗生素的壟斷，為我國醫療領域作出了很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