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這段時間，中共中央執委在杭州西湖召開全會，討論以什么方式實行國共合作，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最近，浙江省委宣傳部、統戰部和黨史研究院聯合長三角各省市有關部門召開“西湖會議”研討會。會上，眾多專家學者就西湖會議召開的各方面問題和重大歷史價值進行了相當全面的探討。但筆者認為，還有幾個“關鍵”細節被忽略了,這些細節可能對會議的成果有著重要意義。

李大釗態度的“由來”

在西湖會議上，馬林關于“以共產黨員的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提議遭到了張國燾和蔡和森等人的強烈反對，之前贊同了馬林提議的陳獨秀此時再度猶疑，甚至站到了對立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通過此建議、落實共產國際的要求，李大釗站了出來。通過他的威信和細致解釋，最后通過了提議。

李大釗何以能把這一提議闡釋得如此透徹？1922年3月底，馬林前往北京，將他通過考察和與孫中山等國民黨領袖溝通交談所得出的國共合作的思考，通過蘇俄使館匯報給共產國際，在此期間，沒有資料表明馬林和李大釗會面，但有可能會較早得知了馬林的思考；8月12日，馬林陪同越飛回到北京。

越飛前來，就是奉蘇俄政府之命，擔任特使和孫中山聯絡，促成國共合作。這期間，李大釗和越飛曾經會面。8月17日下午8點，越飛在王府井大街二條胡同“私宅”，“招待我國新聞界”，并發表演說，指出“歐戰之結果使法孤而美強，強國不免再起戰端，弱國應聯合免受欺凌”。18日晚，李大釗以北京學界名義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越飛。胡適記有日記：“夜七時，守常請俄國代表約佛（Yoffe）吃飯，同來的有莫斯科大學中國學者Ivanoff（愛蘭挪夫）及參贊二人。陪客的有孑民、孟和、石曾、夢麟。孑丈有演說，我也演說了幾句，約佛作答。”這個聚會直到深夜12點才結束。

與越飛的會面表明，李大釗南下出席西湖會議之前，應該早就領會了馬林的提議和共產國際的要求。以他的信仰和性格，他應該堅定維護。所以他能夠在西湖會議上雙方爭執不下時，站出來力排眾議，幫助馬林實現共產國際的旨意。

當時的會風

民主集中制一直到中共五大時才作為組織原則寫入黨章。那么，西湖會議時的會風是如何的呢?

馬林于4月下旬前往蘇俄匯報工作時，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于五、六月份接續推動國共合作的達林（受青年共產國際委派前來幫助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記述下了當時中共領導人開會的情景：每個人發言都不受時間限制，出現不同意見時，中國同志則遵循全體一致的原則。因此只要某一方面沒有改變看法，或者沒有找到大家一致同意的新決議時，就不做什么決定。“說服”會持續好幾天，而完全沒有采用表決和多數票的方法解決問題。

回顧當時的這一會風，可以看出，李大釗在會議期間所做的說服工作，并僅僅用一天多時間便使大家意見趨于一致的難能可貴。

張國燾的兩面派做法

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上被推為負責組織工作。據當事人后來回憶，張國燾非常善于弄權，正是這樣導致后來很多參與創黨的同志脫黨。在中共二大和西湖會議期間，張國燾應該是耍弄了兩面派做法。

張國燾作為中共的代表參加了1922年1月召開的東方民族大會。此次大會的主要精神就是如何建立工人階級統一戰線和推動東方各國共產黨如何與各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建立聯合戰線。會議期間，列寧還會見了張國燾和國民黨代表張秋白等人。列寧曾征求二人意見，問他中國共產黨可不可以與國民黨合作。張國燾回答說可以。

張國燾3月份回國后，應該積極貫徹推進會議精神和列寧意見的落實。但沒想到，無論是馬林4月初與中共領導人的溝通協商、達林主持的有關討論會上，還是在西湖會議上，張國燾都極力反對，成為國共合作動議階段的最大絆腳石。

馬林的“被監控”

共產國際二大后，馬林即被委派前來中國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全國組織。但他動身前來中國的整個過程，即被監控，每一環節都被所經各國迅速用電報的形式向駐在北京的使館和在上海的租界作了通報。他一到上海身后就有了“尾巴”。馬林身材很胖，這一形象使得他無法化裝，很容易識別跟蹤。這就是中共一大召開期間有人闖入，并隨即受到搜查，而他一見有人闖入，即覺不妙，隨即中止會議，并建議會議異地進行的原因。

這樣一個人，此番從蘇俄再度來到中國，不可能不受到監視。如在上海再度召開會議，無法保證安全，這也是會議定在相對不顯眼的杭州西湖召開的原因之一。

陳獨秀的“被捕”

中共二大后，隨著形勢的嚴峻，中共其他領導人曾勸說陳獨秀離開上海。這時，馬林建議共產國際命令中共中央前往廣州開展工作，陳獨秀不愿。結果8月9日上午，陳獨秀正在位于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2號的寓所中伏案寫稿，法租界總巡捕房特別機關探長西德納會同督察員黃金榮等，突然闖進來將他逮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違禁書籍。

經過各方營救，迫于各方面的強大壓力，8月18日下午，上海法領事只得以陳獨秀雖“無共產黨之實，但《新青年》有宣傳過激思想”為由，判處罰金400塊大洋，交保釋放。馬林陪同越飛來中國，12日到北京，他急于落實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想法，沒有停留，而是立即南下。那時從北京到上海一般需要4天時間，按此算，馬林回到上海應該在16日或者17日。陳獨秀正要釋放。

一個被監控人物，一個待罪或可疑人物，如何可能再在上海召開中央全會？于是便順理成章地借鑒了中共一大南湖會議的經驗，決定移師西湖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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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西湖會議是在馬林和陳獨秀都是被作為重點盯防人物前提下，無法在上海召開只好移往他地召開的中央全會。張國燾不僅沒有認真貫徹東方民族大會精神和列寧的要求，反而以極“左”的面目極力阻撓國共合作，并且影響了陳獨秀的態度。鑒于當時沒有民主集中制，必須取得一致方能通過決議的情況下，面對兩種不同態度的對立，李大釗較早領會馬林的建議和共產國際的精神，極力說服，得以保證西湖會議圓滿結束，從而推動了以國共合作為標志的“民主的聯合戰線”的順利建立，幫助中國共產黨迅速發展壯大，走上了中國革命的舞臺中央。

（作者單位：安徽省委統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