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匏安在廣東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是十月革命后在華南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他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杰出的理論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廣東的理論和實踐探索作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南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

楊匏安

走上馬克思主義傳播之路

楊匏安，字麟燾，1896年11月6日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北山村的一個破落茶商家庭。1911年，楊匏安赴日求學。留日期間，楊匏安經常跑圖書館與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美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并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形成自己的革命人生觀和世界觀，打下了思想基礎。

1916年，楊匏安奉母命離日回鄉結婚。婚后不久，楊匏安離家到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楊匏安舉家遷往廣州，在廣州時敏中學和道根中學任教，并兼任《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志》的記者。

《廣東中華新報》是廣州當時一家規模較大、影響較著的報紙，報道過一系列有關十月革命的消息，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在北方新文化運動的推動和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廣東中華新報》從1919年6月起創設《通俗大學校》副刊，以介紹科學知識、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為宗旨。

在廣州期間，楊匏安發表了數十篇文言體的散文、小說、翻譯和舊體詩。他在《廣東中華新報》上發表了一篇文言小說《王呆子》，描寫了一個農村青年為父姐復仇誅鋤惡霸的故事。這種以農民反封建為題材的小說，是當時文壇少見的作品。

楊匏安對社會變革時代的黑暗表示憤慨，擔憂國家前途和未來走向，探索救國救民的良方。楊家祠是楊匏安在廣州期間的住所，曾經是廣東黨、團組織早期的重要活動場所，周恩來、蘇兆征、張太榮、譚平山等均為這里的常客，黨的許多重要決策都是在這個地方商議和醞釀的。在這里，楊匏安從一位愛國主義者，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在廣東的傳播雖不及北京、上海影響力大，但傳播的時間卻比較早，而楊匏安就是在華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姊妹篇

楊匏安在青年時期也曾一度將中國革命的前途寄希望于辛亥革命，還相信過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到1919年，楊匏安已經在比較中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對楊匏安的人生道路產生了很大影響，使他轉向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之路。

楊匏安這時不再寫過去那種《世說新語》式的筆記小品和舊體詩，而開始在報刊上熱情地向讀者介紹社會科學。在1919年下半年，楊匏安為《廣東中華新報》撰寫了50余篇近10萬字的文章，介紹西方心理學、美學、哲學和社會主義各種流派，為華南地區的新文化運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從1919年7月12日起，楊匏安以《世界學說》為總標題，發表了41篇共2萬多字的文章，分別介紹了西方各種哲學、社會科學觀點，其中屬于社會主義學說方面的論文有9篇。

在楊匏安的《世界學說》系列文章中，篇幅最長也最重要的一篇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這篇文章分19天連載完成，與李大釗11月在《新青年》雜志第六卷第六號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半篇差不多同時發表。楊匏安熱情地贊頌了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的偉大貢獻，高度評價了它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并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作了高度的評價，還介紹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和剩余價值論，指出資本家掠奪工人的剩余價值是近代社會階級沖突的根源。

1984年，著名學者彭明的《五四運動史》一書介紹了楊匏安在廣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事跡，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姊妹篇”。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也充分肯定楊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起過重要的作用”。2002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修訂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一書時，將楊匏安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事跡寫入了新版第一卷里。

楊匏安還結合中國國情，研究西方的農村地租問題，翻譯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論》一書，并節譯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文的部分章節，印成小冊子出版，對當時各革命根據地正在進行的土地革命，起到了參考作用。

入黨后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1年春夏，楊匏安加入了廣東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繼譚平山等數人之后廣東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當時，楊匏安轉入南武中學任教，后來又在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兼任教員。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楊匏安積極從事著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2年2月，楊匏安為青年團廣東支部機關刊物《青年周刊》創刊號撰寫《宣言》，公開宣告：“我們最服膺馬克思主義！因為他的經濟學說，能把資本制度應當崩壞的純經濟的、純機械的歷程闡明。他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學說，就是指示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的實際道路。”

這篇《宣言》已注意到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初步提出了合乎我國國情的革命策略思想。他提出了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我們尤其注重的，是農民運動”。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楊匏安成為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在《青年周刊》第4至第7期，楊匏安再次發表長文《馬克思主義淺說》，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為青年團的改組，以及幫助華南青年清除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潮的影響，掌握革命真理，起了重要作用。楊匏安認為，要實現階級斗爭的勝利，必須建立廣大同盟，首先應注重“農民運動”。他認為工農聯盟非常重要，在強調工農聯盟重要性的同時，也對國內各階層的狀況進行了全面分析，要與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學生、婦女、青年等團結起來，共同革命。楊匏安說：“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國家，政權尚握在軍閥官僚手里，目前革命第一步，就是打倒封建特權。為增大革命勢力起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應聯合作戰。”楊匏安的這些思想，為后來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等都提供了理論基礎。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楊匏安為中央組織部秘書。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楊匏安被大會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還被選為國民黨中央九名常委之一。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楊匏安當選中央委員。1929年，楊匏安到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1931年7月，楊匏安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1931年8月，楊匏安英勇就義，時年35歲。楊匏安犧牲后，周恩來悲慟異常，稱之為“革命領袖”。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史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