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了幾件與中共七大有關的文物，我們從這些文物和歷史照片中，可以梳理和探尋這次大會的歷史痕跡。

中共七大籌備期間，中革軍委任命王赤軍為作戰部三局副局長的委任令（軍字第52號）。

陳毅為所藏《七大影集》的題詩

八路軍一二九師全體指戰員獻給中共七大的降落傘

八路軍一二九師全體指戰員獻給中共七大的降落傘

1939年10月，八路軍一二九師在山西省昔陽縣安豐村擊落一架日本飛機，繳獲一具完好無損的降落傘。

經過部隊藝術工作者們的巧妙構思，將士們繪制了一二九師的抗戰場面，把它作為獻給中共七大的禮物。

降落傘第一部分是概括性的圖文，上方由鐮刀、錘子、五角星組成圖案，周圍文字為“以堅持敵后抗戰的勝利來慶祝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間圖案為一二九師堅持抗戰所涉及區域的地圖以及鐵路線和重要城市。區域地圖上用紅色字跡標注有六次戰斗的地點，地圖左側文字為“抗戰以來本師所獲得的幾個較大的勝利。其中，一是陽明堡——燒毀敵機二十二架；二是神頭村——消滅敵騎兵二千余名；三是響堂鋪——燒毀敵汽車一百八十輛；四是長樂村——傷亡敵二千三百名；五是香城固鎮——敵快速部隊二百余全部消滅，奪炮五門；六是昔陽安豐村——步槍擊落敵巨型戰斗機一架”。下方文字為“一二九師全體指戰員敬贈”。

第二部分到第六部分的內容依次描繪陽明堡、神頭村、響堂鋪、長樂村、香城固鎮的戰斗場面。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間的，單獨插入了一幅小圖，應該是降落傘整幅畫作基本完成之后又增補的內容。圖中是一名八路軍戰士手舉步槍擊中一架敵機，敵機尾冒著濃煙，俯沖而下將要墜毀的場景。旁邊文字是：“一九三九年十月我獨支在昔陽安豐村以步槍擊落敵六十戰隊巨型戰斗機一架”。

中共七大是1945年召開的，一二九師的將士們為何提前6年就給大會獻禮？

中共七大的召開，經過了長期的充分的準備。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即提出要召開中共七大，并把總結蘇維埃運動經驗、通過黨綱等作為中共七大的主要任務。但由于國民黨軍隊連續大規模地“圍剿”紅軍和根據地，致使中共七大未能召開。全民族抗戰爆發之后，因戰爭環境及其他條件不成熟，中共七大的召開繼續延期。

王赤軍捐贈的“本校出席中共七次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名單略歷表”

“本校出席中共七次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名單略歷表”

為了順利選出中共七大代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總校印制了“本校出席中共七次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名單略歷表”，將9位候選人的基本情況詳細列出，提供給校黨代會代表，進行充分的醞釀。

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央書記處先后向各地黨組織發出兩個如何選舉中共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9月1日前選出正式代表450人、候補代表150人待命，并就代表的名額作了具體分配。1939年下半年，第一批中共七大代表開始產生。

各地代表的產生，主要分為民主選舉和領導指定兩種情況，有條件的地方和部隊，基本上采取了民主的方法選舉產生。在地方，由各地省的或區的代表大會或省委擴大會議選出；在部隊，由八路軍、新四軍師的黨代表大會或支隊黨代表大會選出。在沒有選舉條件的地方，則由指定方式產生。據中共七大代表回憶：“能否選上，是正式的代表還是候補的代表，完全由票數的多少來決定。后來選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也是這樣，嚴格按照選票的多少入選。”

時任抗大總校一團政委的王赤軍就是其中的候選人，排在表中的第五位。1940年5月中旬，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之后，王赤軍奉命從晉東南返回延安，準備參加中共七大。他和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張經武等中共七大代表，沿著抗大來時的路線溯行，經晉察冀邊區平山縣洪子店、晉西北興縣，歷時近5個月回到延安。

到延安后不久，黨中央決定七大延期召開。王赤軍找到時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胡耀邦要求分配工作，先后擔任軍委直屬政治部副主任、軍委三局副局長等職。上圖是1941年9月16日，中革軍委任命王赤軍為作戰部三局副局長的委任令。

1945年4月，王赤軍和羅瑞卿、蘇振華等由抗大總校選出的中共七大代表重逢在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完成了抗大總校當年賦予的光榮使命。

1959年，剛剛落成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征集革命文物，王赤軍把珍藏多年的這張表捐獻出來。這張“略表”，記錄了中共七大代表選舉產生的過程，承載了一代共產黨人浴血奮斗的榮光。

蔡樹藩、劉素菲、朱寶庭、馮文彬、傅連暲、謝覺哉等人的中共七大代表證（以代表證號碼為序）

蔡樹藩等人的中共七大代表證

在籌備中共七大的過程中，中共中央根據各地黨員的情況，對中共七大代表的名額進行過多次調整和增加，由最初的500名增加到600名。1943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再增加120名代表名額，分配給太行、太岳、冀察晉邊區、山東、冀南、晉綏、陜甘寧等地區。8月1日，中央政治局發出《關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會的指示》，通知各地“黨的七次代表大會在年底舉行，并決定彭德懷、羅瑞卿、蔡樹藩、聶榮臻、呂正操、朱瑞、蘇振華諸同志來延出席大會……來延諸人交代職務后即行動身。近者九月內，遠者十月內，到達延安參加預備會”。

1943年秋，在接到通知以后，一二九師政治部主任蔡樹藩立即奉命回延安，先在中央黨校學習，參加黨的整風運動，同時參加大生產運動。他雖然獨臂，但仍然堅持和大家一起開荒種地，參加中共七大的籌備工作。

各路代表們歷經艱險，分批從四面八方匯集到寶塔山下。一時間，延安群星薈萃，雖然住得簡陋，吃得也很簡單，但代表們毫無怨言。因為他們在延安看到了新的氣象，看到了新中國的曙光。

“山一程，水一程，萬里長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晝趲行，夜趲行，敵偽關防穿插勤。到處是軍屯。”這是陳毅赴延安途中所作一首詞《長相思·冀魯豫道中》，在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敵人封鎖線之余，表現出革命者們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陜甘寧邊區火柴廠“豐足”牌火柴盒和火柴盒貼印版（7.4×3.7厘米）

陜甘寧邊區火柴廠“豐足”牌火柴盒和火柴盒貼印版（7.4×3.7厘米）

陜甘寧邊區火柴廠獻給中共七大的火柴 （侯波捐贈）

▲陜甘寧邊區火柴廠獻給中共七大的火柴 （侯波捐贈）

陜甘寧邊區火柴廠獻給中共七大的火柴

1943年春，陜甘寧邊區火柴廠創建于延安，是陜甘寧邊區第一個火柴廠，它的出現改變了邊區擦石取火的面貌。

為給火柴廠取好名字和設計好商標，黨中央領導同志先后組織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美術家和著名畫家古元等人開會共商設計方案。周恩來同志指出，火柴是走進千家萬戶的日常用品，不宜過于政治化。最好能與當前大生產運動結合起來，用最樸實的圖文，激勵廣大軍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還要讓群眾喜聞樂見、雅俗共賞。

經過反復研究，火柴的正面采用了線條單純的兩根麥穗，象征“豐衣足食”。背后，最后將火柴名稱定為“豐足”牌，寓意“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豐足”的設計簡單，但顏色十分醒目。主版兩穗沉甸甸的麥穗，相接相對，葉茂果碩，圍著“豐足”牌號的圖案。副版的麥穗以葉代浪，根植紅星，寓意“生產高潮”，印有“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字樣。他們還采納了任弼時和董必武的建議，在正面圖案的四角，加上標志質量的“廣告語”：頂上火柴。自豪之情，躍然紙上。

“豐足”牌火柴產量大、質量好，不僅滿足了延安的需求，還大量輸送到華北其他抗日根據地，更在中共七大時成為與會代表的紀念品，工廠特意在火柴盒上印上毛澤東頭像，作為“七大”專用。

毛澤東對“豐足”尤為鐘情，他在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還將兩打“豐足”牌火柴作為禮品相贈，更是高興地對斯諾說，豐足火柴火花為延安“窯洞之最”。從某種意義上說，“豐足”牌火柴不僅為當地軍民送去了溫暖和光明，更是那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克服困難、堅持抗日的不屈精神真實寫照。

中共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中共七大黨章

中共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1945年4月至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禮堂是專門為召開七大建設的，由建筑專家楊作材設計，1942年落成。禮堂設計樸素大方、中西合璧，采用四個大石拱為主梁，用材主要是陜北常見的石料，依托于當地石匠高超的砌拱技術。朱德在大會發言時感慨地說，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開代表大會。

修改黨章，是中共七大的一項重要議程。1945年5月14日、15日，劉少奇在大會上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他說，從1928年中共六大修改以后，到現在已有17年了，黨的六大通過的黨章已有許多部分不能適用，17年革命斗爭中所積累起來的極豐富極重要的經驗也必須充實到新黨章中去，以加強黨的建設，動員全黨去執行新的政治任務。因此中共七大必須制定完全適合于新的情況的黨章。

陳毅在中共七大聽完毛澤東所作的報告之后，寫下了《七大開幕》一詩：“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干戈仗延安。試問九州誰做主，萬眾矚目清涼山。”

中共七大為什么能夠成為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夠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陳毅的《七大開幕》一詩給了我們明確的答案。歷史的車輪前進到這一刻，全國人民都在翹首仰望延安，因為建立新中國的希望就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

（作者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本文文物為首次公開，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