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間，大盂鼎出土于陜西眉縣禮村，一同出土的還有一形體較小的盂鼎，故將大鼎稱為“大盂鼎”。同治七年，收藏家潘祖蔭從時任陜甘總督的左宗棠手中獲贈大盂鼎。

清光緒年間，大克鼎出土于陜西扶風法門寺任村，同出者有克鼎七件，為將它們區分開來，故將大鼎稱為“大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亦即為潘祖蔭所得。

潘祖蔭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將大盂鼎和大克鼎一同運回蘇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為保護二鼎傾盡全力。尤其是在抗戰全面爆發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達于女士無奈決定將二鼎再次入土埋藏，躲過日軍的數次搜查，得以安然保護。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慎重考慮，潘達于認為“有全國影響的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館才能充分發揮其價值”。1951年，即向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無償捐獻青銅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貴文物200余件。潘達于在書信中寫道，全家心愿是國寶“貯藏得所、克保永久”。

1951年10月9日，《新民晚報》刊登消息《潘達于捐獻兩古鼎》，提到“潘家以其累世珍藏古物捐獻政府，不但表示其對政府的熱愛和信賴，同時對于新中國的文化也是一種貢獻。”

1952年，上海博物館建館伊始，歷經劫難的二鼎得以展出，轟動全國。1959年，大盂鼎應征北上，入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潘達于那時生活并不寬裕，還參加了里弄生產組，學習在玻璃上鉆孔。當時，政府曾獎勵潘達于一筆錢，她還把這筆錢也捐給了抗美援朝將士。其后，潘達于又陸續捐出大量藏品，如1956年捐贈99件字畫、1957年捐贈150件字畫等。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沈周《西湖名勝冊》、弘仁《山水卷》、倪元璐《山水花卉冊》等都是她的捐贈。

潘達于將祖傳文物典籍悉數捐贈給國家，自己的生活卻一直過得十分簡樸。1996年，當記者采訪時年91歲的老人時，言及當初捐贈的動機，老人大聲說：“因為相信共產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