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繆伯英1919年到1924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習，期間實現了從進步青年到卓越革命者的轉變。她敢為人先，參與籌建了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試圖探索一種新的理想社會。她追求進步，在李大釗的影響下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并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黨員。

繆伯英

敢為人先 勇于探索

1899年10月，繆伯英出生在湖南長沙縣清泰鄉，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1919年7月，繆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簡稱“北京女高師”）理化系。北京各種新的社會思潮讓繆伯英大開眼界，為表達自己與舊的封建制度的決裂，她將一頭長發剪成了齊耳短發。繆伯英到北京不久，認識了湖南籍的北大學生何孟雄，通過他參加了工讀互助活動，開始了社會實踐。

五四運動后，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十分流行，但其頗為龐雜，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又有各種各樣被稱為“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流派。1919年底，王光祈在北京成立了工讀互助團，下設4個小組，其中第三組為女子組，又稱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繆伯英等抱著“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的信念，希望建設一個工讀互助社會，她為此還從女高師退學。女高師學生、工讀互助團成員楊璠曾回憶：“贊助人中的繆君伯英，舍女高師學校，入女子工讀互助團當團員。”毛澤東曾在1920年2月一封致陶毅（陶斯詠）的信中寫道：“今日到女子工讀團，稻田新來了四人，該團連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韓人一蘇人，覺得很有趣味！”

1920年3月，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第三組）正式開張營業了。繆伯英等擬定了《第三組工讀互助團簡章》，規定工作種類暫分為織襪、縫紉、刺繡、小工藝（制墨水、信箋、信封、帽子、手巾等）、販賣商品及書籍五種。開張之日，她們還四處張貼“小廣告”：“要做衣服嗎？請快到椅子胡同東口北河沿17號。手工精致，式樣合宜，必能令諸位滿意。”

工讀互助團提出“我即是團，團即是我”的主張，宣告“脫離家庭關系，取消婚姻關系”。工讀互助團成立不久，原先籌集的款項很快用完，營業收入又很少。他們開辦的食堂“事少人多，入不敷出”；放映電影卻是“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了”；如洗衣等生意也是經營不善，難以為繼。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宣布解散，第二組隨后解散。1920年8月后，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也是難以為繼，逐漸走向瓦解。1920年9月，繆伯英重新考入北京女高師。

“工讀互助”試驗的失敗，對熱衷于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進步青年來說，是一次非常實際的教育。他們很快拋棄不切實際的空想，轉而尋找改造社會的實際可循的途徑，這就為他們最終選擇科學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向往光明 追求真理

在工讀互助團失敗和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后，李大釗加強了對青年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工作。1920年7月，李大釗任北京大學教授，在政治學系和史地系任教，所授的《唯物史觀研究》大受歡迎。李大釗也在北京女高師兼課，很受推崇。當時在北大校辦工作的章廷謙曾回憶：“1920年李大釗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兼課，講授社會學和圖書館學。我愛人也是他班上的學生——不過在那時節我們還沒有結婚。后來曉得那里的女學生對李大釗也都很推崇。”

1920年3月，由李大釗主持，成立了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繆伯英經何孟雄介紹，在4月加入。他們常聚在北大“亢慕義齋”圖書室，研讀馬列主義著作和有關十月革命的書籍。在李大釗的引導下，繆伯英逐步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當時，何孟雄有無政府主義思想，也是繆伯英受李大釗的囑托，幫助他轉變過來的。據羅章龍回憶：“現在我有這樣一些印象，何孟雄的愛人繆伯英比他先參加黨。何開始是無政府主義者，最初他不贊成我們的做法，可我們想爭取他。”“繆伯英是女師大的，我們通過她去做何孟雄的工作。”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北大成立。李大釗任書記，成員有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張太雷等。繆伯英由此成為我黨最早的女黨員。在1921年中共一大之前僅有兩位女黨員，即繆伯英和劉清揚。在李大釗的領導下，1920年11月成立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羅章龍、劉仁靜、朱務善、黃日葵、李駿等40人參加，繆伯英是唯一的女團員，也是我國第一位女社會主義青年團員。

由于工作的關系，繆伯英和李大釗經常接觸，進步很快。繆伯英和李大釗在一個支部過組織生活。據支部成員王一知回憶：“參加會的還有何孟雄、繆伯英、高君宇等同志，李大釗同志每次都參加會。”“每當同志們有了意見分歧、爭論得不可開交時，只要大釗同志一講，問題就迎刃而解。”

投身革命 以身許黨

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任北方區委書記，繆伯英任區委婦女部部長。1921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北京東城支部成立，這是北京最早建立的兩個黨支部。其中，西城支部主要由北京女高師和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黨員組成，繆伯英擔任第一任黨支部書記。

李大釗教育繆伯英等女同志，婦女運動是很重要的，但婦女不光要爭女權，婦女還要爭人權，還要爭工作的權利。有同學問繆伯英怎么這么喜歡搞政治呢，她回答說：“千百年來女子被束縛于家庭，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可言。我們應該擔當起進行變革的責任啊！”1921年4月4日，繆伯英在《申報》第8版發表《家庭與女子》一文，發出了“希望一般留心女子問題的諸君和女界中稍具知識的朋友們，切勿徘徊疑望，躊躇不定；順著人類進化的趨勢，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走！”的呼吁，號召女同胞以沖決封建羅網的精神，做新時代的女性。

1921年7月，何孟雄和繆伯英結婚，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號，成為北京黨組織的一個聯絡站。陳獨秀從上海赴蘇途徑北京時，就住在這里。繆伯英、何孟雄一面上學，一面從事革命工作。他們的名字中有“英”字和“雄”字，同志們就戲稱他們為“英雄夫妻”。

1922年2月，繆伯英組織了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后援會，并在自己任編輯的《工人周刊》上報道工運情況。1922年下半年，繆伯英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并兼管婦女部。她常和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高君宇等到豐臺、長辛店等地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1923年2月，繆伯英與何孟雄、高君宇、羅章龍、李梅羹等領導了京漢鐵路北段總罷工，和朱務善以北京學生會代表名義到武漢活動，聲援京漢鐵路工人。李大釗對繆伯英的工作很滿意，稱贊她是“宣傳赤化的紅黨”。

1924年5月，張國燾被捕，供出李大釗、繆伯英等共產黨員。京師警察總監下令抓捕，繆伯英由何孟雄送出京，回到長沙。1924年6月，繆伯英任長沙女師附小主事（校長），翌年3月任中共湘區婦委書記。五卅慘案后，繆伯英在長沙發動成立了女子宣傳隊、女子糾察隊、女子募捐隊，有力聲援了上海工人。繆伯英1927年10月任中共滬東區委婦委主任，1929年10月因傷寒不幸病逝，年僅30歲。她病危時對何孟雄說：“既以身許黨，應為黨的事業犧牲，奈何因病行將逝世，未能戰死沙場，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堅決斗爭，直至勝利……”

繆伯英始終堅定“以身許黨”的崇高信念，“向光明的路上走”。她是中國革命特別是婦女運動的先驅，譜寫了一位女共產黨員的青春之歌，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發展中心課題“新時期高校傳承紅色基因研究”[2021SZZX06]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史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