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永新

我們既在自然之內又在自然之外。我們同時是宇宙的、物理的、文化的、大腦的、精神的……存在。我們是宇宙的孩子，但是由于我們的人類性本身，我們又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精神、我們的意識的孩子。我們變成了我們所從出的宇宙的異鄉人，而這個宇宙同時仍然對我們是很密切的，使我們認識這個物理世界的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意識。

——（法）埃德加·莫蘭著

在《復雜性理論與教育問題》第三章《人類地位》中，莫蘭開宗明義指出，對于人類地位的研究，不僅屬于人類科學的范圍，也不僅僅屬于哲學和文學的對象，它同時是“被更新了和合并了的自然科學即宇宙學、地球科學和生態學的研究課題”。人類所處的行星，只是處于宇宙郊野的一個太陽的衛星，而太陽則是銀河系的數億恒星中“迷失的侏儒小天體”，銀河系本身又處于沒有中心的膨脹的宇宙的周邊地帶。人類作為水、大地和太陽的孩子，只是“宇宙擴散中一個微不足道的事物，是太陽系存在中的一些碎屑，是地球存在中的一棵細小的萌芽”。所以，要認識人類，不能把人從宇宙中分離，而是要把他“放置在宇宙中”，把人類的命運既整合到宇宙之中又加以區別。之所以要加以區別，這是因為人又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精神和意識的孩子，是這個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唯一擁有超級復雜的‘神經-腦’器官的，唯一擁有雙重分節語言在個人和個人之間進行通信的，唯一有意識的生命體”。人類認識自己，一直在路上。

人類存在在其復雜性中向我們顯現：既是完全生物的又是完全文化的。我們用以思想的頭腦、我們用以講話的嘴巴、我們用以寫字的手，都同時是完全生物性的和完全文化性的器官。最為生物性的東西——出生、死亡，又同時是最被文化浸透的東西。我們最基本的生物行為，吃、喝、便溺都緊密地與規范、禁忌、價值、象征、神話、儀式相連，也就是說與最為特定的文化相連。而我們最為文化性的行為——說話、歌唱、跳舞、戀愛、沉思，又調動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器官，其中包含大腦。今后人的概念有兩個入口，一個是“生物-物理學”的入口，一個“心理-社會-文化”的入口，兩個入口互相依賴。我們以全息點的方式在我們擁有個別性的內部，不僅蘊藏著整個人類、整個生命，還幾乎包含整個宇宙，包括宇宙可能潛藏在人性深處的神秘。

——（法）埃德加·莫蘭

莫蘭是從三個維度論述對于人類認識的貢獻的：一是科學文化的貢獻，二是人類科學的貢獻，三是人文文化的貢獻。科學文化主要是指自然科學的貢獻，人類科學主要是指社會科學的貢獻，而人文文化則是指人文科學的貢獻。他認為，人的復雜性決定了研究人、認識人也必須用多學科跨學科的方法來進行。人的許多生物學的行為，背后有許多社會、文化的東西；而人的許多文化性的行為，背后也有許多生物性的內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難解，所以需要有兩個重要的入口。無論是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還是語言文學、小說電影、詩歌、藝術、哲學等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一起，就可以更深入更細致更全面地洞察人性。其實，正如一滴水可以看見太陽的光輝一樣，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也可以窺見整個人類、整個生命乃至整個宇宙的秘密。也許，在人性深處還有許多蘊藏的宇宙密碼，等待著我們不斷地探尋和發現。莫蘭對此仍然抱有極大期待，而且他把希望放在教育的肩上。他說：盡管現在尚無一門關于人的科學來協調和連接許多門關于人的科學，但是教育可以有效地把自然科學、人類科學、人文文化和哲學匯聚到對人類地位的研究上來。只要教育更多地關注人類問題、人類命運，更多地用系統、復雜、整體的方法研究人的問題，就一定能夠“導致對我們全球特有的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在這個共同體中所有人類面臨同樣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所有的知識同時構成一種翻譯和一種重構，它們從信息、符號和象征出發，采取表象、概念、理論、表述的形式。知識的組織（它依據的原理和規則不在此處審視）包含連接（結合、包含、蘊涵)和分解（區別、對立、選擇、排除）的操作。過程是循環的：從分解過渡到連接，從連接過渡到分解；此外，從分析過渡到綜合，從綜合過渡到分析。換言之，認識同時包含著分解和連接，分析和綜合。我們的文明、我們的教育注重分解而忽視連接，注重分析而忽視綜合。連接和綜合在這里處于不發達的狀態。因此，分解和無聯系地積累知識受到重視，以致獲得了連接知識的組織的作用。

——（法）埃德加·莫蘭著

我們知道，人們學習（接受知識）的過程也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不是一個毫無規則地把知識裝進頭腦的過程。按照皮亞杰的理論，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個體認知結構（圖式）的建構過程。在學習中，個體原有的認知結構（圖式）與新的信息之間以同化或順應的方式相互作用，使之得以擴充或重組，建構為新的認識結構（圖式）。所謂同化，是指把新信息整合到原有認知結構（圖式）的過程；所謂順應，是指改造原有的認知結構（圖式）以接納新信息的過程。個體通過同化與順應這兩種方式來實現與周圍環境的平衡：能夠用現有認知結構（圖式）去同化新信息時就處于一種平衡狀態，而當現有認識結構（圖式）不能同化新信息時，平衡即被破壞，就要修改或創造新的認知結構（圖式）。順應的過程就是尋找新的平衡的過程。個體的認知結構就是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環中得到不斷豐富、提高和發展。在這段文字里，莫蘭從大腦對信息加工的兩種方式進行了比較。他認為，人們組織知識包括連接與分解、綜合與分析兩種基本形式，由于學科知識的日益分化，人們越來越傾向于用分解與分析的方式，趨向于“把對象彼此分開”“孤立于它們的自然環境和它們構成其部分的整體”。這樣的知識組織方式無疑是不利于建構得宜的大腦的。他明確指出，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表明，認識的進步主要不是由于特殊知識的精確化、形式化和抽象化，而是由于“愈益能夠把這些知識整合到它們的背景中和它們的總體中。”所以，“發展把知識背景化和整體化的能力變成教育的絕對要求”。因此用“生態學”的視野和方法，把握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尤其是現象與背景、整體與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成為教育的一項重要任務。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