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這句話，雖然很短、很平常，但是背后卻蘊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簡單來說就是：新政協籌備會原定在哈爾濱召開，而非北平；“新政協”是全新的人民政協，而非“舊政協”的翻新修補；新中國的生日嚴格講應為9月21日，而非10月1日。

下面，請聽我逐一慢慢道來——

新政協籌備會原定在哈爾濱召開，而非北平

1948年4月以來，隨著西北野戰軍光復延安；劉鄧大軍逐漸在大別山站穩腳跟，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全面轉為戰略進攻；毛澤東率領黨中央機關東渡黃河、進入晉綏解放區，開始安營扎寨。此時此刻，毛澤東開始圍繞迎接新勝利的到來，精心謀劃起“建國”和“定都”等重大問題。4月30日，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簡稱“五一口號”）發布，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其中“第五條”的46個字：“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簽發這份文件的時候，毛澤東的本意是在業已解放兩年的哈爾濱籌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這一點，從發生在“五一”前后的兩件小事便可看出端倪。

一是4月27日，毛澤東寫信給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要他告知張東蓀、符定一，中共準備在當年秋季召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會議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在哈爾濱。

1948年5月1日，毛澤東致李濟深、沈鈞儒的信。

二是5月1日，毛澤東致信避居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字任潮）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在香港主持盟務工作的沈鈞儒（號衡山），以協商的口吻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主要內容是：“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并決定上述問題……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并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

為什么選在哈爾濱？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秘書長黃小同的話說就是：“當時把召開新政協的籌備會議地址選在哈爾濱，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

當年“北上”的民主人士下榻并參與籌備新政協的哈爾濱馬迭爾賓館，該賓館呈法蘭西斯藝術運動建筑風格

抗戰勝利后，蘇聯仍占領著包括哈爾濱在內的我東北大片領土，由于不相信中共會“一統江山”，于是便把賭注押在蔣介石的身上，把占領的哈爾濱及東北大片領土拱手相送。

針對這種情形，黨中央緊急把準備南下的三五九旅和其他部隊調往東北，與老蔣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最終經過內外夾擊，于1946年4月28日，東北民主聯軍開進哈爾濱，于是哈爾濱便成為全國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也成為支援解放全中國的重要戰略大后方。特別是隨著中東鐵路的修建開通，哈爾濱一天天“靚起來”，以與其他中國城市迥然不同的風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據有關史料記載，當時哈爾濱城市的繁華，毫不遜色北平和上海。

從土地改革的疾風暴雨，到鎮壓反革命和剿匪的勝利；從改造娼妓、吸毒等舊習俗，到保證城市生活、公共衛生建設；從保護民族工商業，到發展生產恢復經濟；從復興民族文化教育，到開創新聞出版事業……一項項方針政策在哈爾濱醞釀產生，中國共產黨建設管理大城市的探索和實踐，開始從這里起步。到1948年9月，哈爾濱已經解放兩年多，基本建成統一完善的人民政權，各項建設工作有序進行，人民投身城市建設的熱情空前高漲。

1948年10月，首批抵達東北解放區的部分民主人士。前排有譚平山（左二）、沈鈞儒（中）、蔡廷鍇（右一），后排中為章伯鈞

在毛澤東、周恩來親自部署指揮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海內外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下，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行動開始周密地進行著。自1948年下半年起，一批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及在海外的民主人士紛紛“北上”，其中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一路輾轉顛簸，最終抵達哈爾濱，并隨即著手參與籌備新政協。

從1948年10月8日周恩來率中央統戰部在西柏坡擬定《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算起，到11月25日，具有政治協商與多黨合作象征意義的政治文件《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正式形成，歷時49天，這期間，新中國的藍圖越發清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開始呈現雛形。

這些民主人士在哈爾濱的協商討論還有一個重要成果，就是關于建國程序的變化。章伯鈞、蔡廷鍇向中共中央建議，新政協即等同于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可直接產生臨時中央政府。這一點在當時非常重要，為1949年由人民政協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算不如天算。毛澤東本打算五年打倒老蔣，不曾想，老蔣的“精銳之師”在“三大戰役”中丟盔棄甲，跑得比兔子還快，僅僅只用了兩年就紛紛土崩瓦解。

1949年春天，隨著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批準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同時決定將新政協籌備會議的地點，由原定的哈爾濱改為北平。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江南各大城市相繼獲得解放。經各方協商，6月15 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會議成立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下設6個籌備小組，分別承擔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大會宣言，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等工作。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滿懷豪情地講道：“中國人民的命運已經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滌蕩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民主共和國。”

1949年7月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在中南海合影。左起：譚平山、周恩來、章伯鈞、黃炎培、林伯渠、朱德、馬寅初、蔡暢、毛澤東、張奚若、陳叔通、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李濟深、李立三、蔡廷鍇、陳嘉庚、烏蘭夫、沈雁冰

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召開，正式決定將新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樣，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時機均已成熟。

“新政協”是全新的人民政協

而非“舊政協”的翻新修補

所謂“新政協”，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而所謂“舊政協”，指的是按照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的約定，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由國民政府主持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兩者有聯系，但更有本質上的區別。

“舊政協”出席會議的有5個黨派38名代表，其中國民黨8名、共產黨7名、民主同盟9名、青年黨5名、無黨派社會賢達9名，代表了當時中國政治舞臺“左、中、右”三種力量。中共代表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根本利益，主張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新民主義國家，為左派；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要維護其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為右派；民盟則主要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要求，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而幻想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走舊民主主義道路，為中間力量。無黨派和社會賢達中有左派、中派，也有右派和附和右派的。而青年黨不過是國民黨的附庸。中共代表團正確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會議期間爭取、團結民盟代表及其他中間人士，打破了蔣孤立中共、瓦解民盟的反動方針。

“舊政協”的中心議題主要是關于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問題。雖然會議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和憲章草案等五項協議，但是隨著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11月“偽國民大會”在南京粉墨開場，這些協議悉被撕毀，成為一紙空文。盡管這次會議所達成的共識和通過的各項決議，還不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但它有利于沖破蔣介石獨裁統治和實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國，受到各界人士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激發了億萬善良的中國人對于實現全國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熱烈期望。這種政治協商的精神和協商建國的構想，對中國的民主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于“新政協”和“舊政協”的本質區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都曾進行過精辟論述。其中，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會議之所以稱為政治協商會議，是因為三年以前我們曾和蔣介石國民黨一道開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那次會議的結果是被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幫兇們破壞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那次會議證明，和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幫兇們一道，是不能解決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務的。即使勉強地做了決議也是無益的，一待時機成熟他們就要撕毀一切決議，并以殘酷的戰爭反對人民。”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領導人譚平山也曾說到，“新政協不是舊政協的還原。”“當前有些人卻以為這是舊政協的還原，一心以為被國民黨反動派破壞的舊政協現在重新恢復過來了，其實新舊政協有很大的不同。”

郭沫若當年以社會賢達的身份參加了舊政協，是名副其實的“過來人”。1948年6月，他在《自由》周刊上發表《為新政協催生》，對于新舊政協本質的不同，寫道：“舊政協是親美的，新政協是反美的；舊政協是擁蔣的，新政協是反蔣的；舊政協是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資本主義講和的，新政協是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資本主義宣戰的；舊政協是以舊民主主義為藍本，新政協是以新民主主義為藍本。一句話歸總，舊政協是改良性的產物，新政協是個革命性的產物。”

鄧初民，曾參與重建中國民主同盟領導機構、參與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并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在《怎樣響應新政協的號召》的講演中，他曾作過這樣經典的評述：“新政協和舊政協有什么不同呢？簡單來說，舊政協是蔣介石召集的，但并不是他愿意召集的，因為他是獨裁者，而是全中國要求民主的人民和代表人民要求民主的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逼著他召集的。召集這次政協的目的就是要結束獨裁，實行民主。正因為舊政協是蔣介石被逼到不得已而召開的，他并無誠意結束獨裁，實行民主，所以舊政協雖然開了，通過了五大議案，但終于被獨裁者親手撕毀。”“中共在今年‘五一’號召要開的政協如果是召開了，那就與舊政協完全不同，那就要真正的結束獨裁，實行民主。那就會徹底地把民主的障礙鏟除，把美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中國，把國內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打倒。隨著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全國人民所要求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永久的和平，也才能徹底實現，這就是新政協與舊政協最基本的不同點。”

關于大會的性質和歷史地位，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會議包括六百多位代表（共5大界別、662名代表），代表著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和國外華僑。這就指明，我們的會議是一個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會議。”“現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在完全新的基礎之上召開的，它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它獲得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布自己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沈鈞儒是參加過舊政協的民盟代表，也是中國民盟的主要領導人，他曾說：“舊政協是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面對面斗爭的會議。蔣介石毫無誠意，在美蔣勾結下，放出通過政治協商以求和平的煙幕，爭取時間發動內戰。”

關于“新政協”的領導問題，譚平山曾說道：“現在中共號召的新政協，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決不允許反動分子參加。”“這個新政協，是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分擔革命責任的會議，而不是分配勝利果實的會議。為著爭取革命的提前勝利，是要大家多負責任的，而領導的責任，更不能不放在共產黨肩上，這是歷史發展上一種不容放棄的任務。”

提到領導問題，著名工人運動領袖、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創始人之一朱學范也曾說道：“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新政協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參加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必須根除‘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民建代表黃炎培曾把新中國比喻成為一所新建的大廈，他說:新的大廈已題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所大廈，是鋼骨水泥的許多柱子撐起來的。這些柱子第一是中國共產黨，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這鋼骨水泥就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大廈的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大廈屋頂飄揚著一面大旗，上面寫著“新民主主義”。大廈有五個大門，每個門上有兩個大字，就是“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大廈的主人是“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這一比喻，形象地描述了新中國的領導力量、政權基礎、指導思想和奮斗目標。

關于“新政協”的歷史任務，當年參加過舊政協的民盟代表章伯鈞曾著文發表觀點：“民盟對于新政協的理解，也正與其他民主人士所了解的相同，他不把新政協看作與舊政協是同名同質的黨派會議，而是在新的階段，負有新的任務的政治協商會議。”所謂新的任務，即指中共“五一口號”第四條：“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

新中國生日嚴格講應為9月21日，而非10月1日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時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開幕。這次會議的開幕，標志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也標志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這一信息，集中體現在毛澤東同志所致的開幕詞中，他指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據有關史料記載，當毛澤東同志操著厚重的湖南口音鏗鏘有力地講完這段話時，會場上頓時響起雷鳴般經久不息的掌聲，好多代表都激動地熱淚盈眶，那種期盼渴望“翻身做主人、終于站起來”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

接下來，毛澤東同志又講到，“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這樣做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

最后，毛澤東同志高呼口號：“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慶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

當時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舊中國滅亡了，新中國誕生了》，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是中國光輝燦爛的人民的新世紀的開端。”

《光明日報》也形象地比喻：“新中國和一個將要脫胎的嬰兒一樣，它是在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母胎中，經過二十余年的孕育醞釀，到了五官肝膽俱全，活力充沛。然后藉接生婆——人民政協之手，將它助產下來。”

總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做的一切準備工作，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協召開之日，就是新中國誕生之時。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日，嚴格講，應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的日子——1949年9月21日。

2004年9月21日，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55周年大會講話中也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同新中國一起誕生的。”

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表決時的情景

當然，大會期間，9月27日通過了定都、國歌、國旗和紀年等四個決議案；9月29日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9月30日下午大會選舉產生了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向全國同胞們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等等，這些都是為了更好展示新中國的形象和擔當，確保新中國以嶄新的姿態穩步前進所做的基礎性工作。

至于“國慶日”，其實是大會以后的事。最早提出這件事的是民進首席代表馬敘倫委員。1949年10月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魯迅先生的遺孀許廣平委員發言：“馬敘倫委員請假不能來，他托我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應有‘國慶日’，所以希望本會決定把10月1日定為‘國慶日’。”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的林伯渠委員也發言附議，建議盡早討論決定。

當天，會議即通過《請政府明定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舊國慶日》的建議案，送請中央人民政府采擇施行。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決議，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茲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偉大日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同志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自此，“10月1日”就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久而久之，世人便漸漸模糊了新中國第一聲啼哭的那個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