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濤

中共中央從武漢遷到上海后，于1927年11月在滬正式建立“特科”，由周恩來主要負責。“特科”先后轄有4個科，分別負責總務、情報、保衛(wèi)、通訊等工作。建立通訊科的目的在于加強中共中央對各蘇區(qū)與工農紅軍的聯系，及時了解各地斗爭情況，指導革命實踐。單純依靠地下交通員傳遞情報、指示已跟不上斗爭形勢的發(fā)展，籌建秘密無線電臺的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

紅色電波出現在上海

1928年10月，周恩來分別與李強、張沈川談話，要求他們克服一切困難，學會無線電通訊技術。

接受任務后，李強以無線電愛好者的身份，與當時在上海經營外國無線電器材的“亞美公司”和“大華公司”的商人交朋友，并從他們那里購買所需要的零件、發(fā)動機以及無線電技術方面的書刊，一面學習一面摸索，進行收發(fā)報機的研制。

張沈川則考入國民黨開辦的無線電學校。由于勤奮刻苦，他學習了六七個月就上機工作，并且還利用深夜代班的機會，抄下了敵人兩本軍用電臺的密電碼，交給了黨組織。代班時，他還利用電臺進行情報搜集工作，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當敵人發(fā)現有人“利用軍用電臺，私通商報”時，張沈川早已安全撤離。

張沈川與李強會合后，一面學習組裝收發(fā)報機，一面抄收公開電報，以提高收報技能。1929年7月，李強和張沈川著手試裝收報機，機子的線路圖是由李強繪制的。又經過辛勤努力，收報機終于自制成功。10月，經過繼續(xù)潛心研究，發(fā)報機由李強、張沈川自制成功。

在掌握各項技能后，張沈川、李強等人又開辦學習班，為黨培訓了黃尚英等一批無線電通訊技術人員。經過不懈努力，他們培訓出第一批報務員，在上海建立了我黨的第一部秘密無線電臺。這個電臺的第一本密碼是周恩來編制的。

秘密電臺的臺址在當時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號的一棟石庫門三層樓房里。電臺由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分管報務。電臺的天線架設于三樓曬臺上和屋脊上，利用各種偽裝加以掩護。電臺還收抄伯力和舊金山等電臺的俄文、英文政治新聞和經濟消息，以此練習抄發(fā)報的技能。為了練習抄報技能，張沈川等在深夜用業(yè)余無線電臺的呼號呼叫，得到了其他業(yè)余電臺的回答，在和別的業(yè)余臺短暫通報后，就把天線撤掉。

為了破獲秘密電臺，國民黨特務同上海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結，將定向測試電臺裝在汽車上，在大街小巷偵察秘密電臺的位置。為了能使紅色秘密電臺繼續(xù)傳播，張沈川和同志們掌握了敵人巡邏的規(guī)律，收發(fā)報都在周圍居民入睡后的深夜進行，起居生活上嚴格遵守組織紀律，深居簡出，基本上斷絕了社交往來。

1930年2月，福康里來往人員增多，黨組織將電臺轉移到靜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號，隨后又在慕爾鳴路興慶里17號、長陽路友邦里東一弄61號、長陽路乾信坊等處分別設立了電臺和裝配間。

紅色電波遍及蘇區(qū)

1930年三四月間，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電臺聯絡開通后，為了保證安全，中央電臺曾多次轉移，同時著手籌建中共國際電臺。

中央電臺遷到慕爾鳴路后，上級決定，由毛齊華夫婦兼做掩護人。他們把房間布置得比較闊氣，房內擺滿了大型時尚家具——收發(fā)報機就藏在大衣柜內，電瓶藏在樓板底下。

為了絕對保守秘密，電臺工作人員平時和外界斷絕往來，需要通信時，則利用高級飯店或醫(yī)院做通信處。當時電臺工作人員常用“東亞大飯店”或“寶隆醫(yī)院”作為通信地址。因為這種地方都是有權有錢的人才會入住，國民黨特務們不會到這些地方檢查信件。在收到大宗文件后，紅色秘密電臺工作人員為了避免房東、鄰居懷疑，一般不會自行帶回，而是通過郵局寄回來。

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好轉，蘇區(qū)不斷鞏固和擴大。為加強對各蘇區(qū)的指導和聯絡，1930年九十月間，中共中央從各地抽調16位同志到上海辦了一個無線電培訓班，掛出“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的招牌。培訓班由李強實際負責，張沈川教報務，陳保禮教機務，吳克堅管組織、財務，方仲如教電學兼管學員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毛齊華等都是教員。學員的對外身份是工人，教員的對外身份是工廠經理或工程技術人員。

12月17日，“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被特務包圍，張沈川等20余人不幸被捕。其間，學員謝小康趁敵人不備，將二樓前屋窗簾的右角拉開，發(fā)出“有情況”的暗號。伍云甫走到弄堂口，看到二樓窗簾已打開，就轉身離開。不久，外出辦事的涂作潮即將走到門口時也發(fā)現了情況，他機智地提起路邊的一個油漆桶，從特務面前從容走過，沒有被敵人發(fā)覺。

張沈川等人被捕后，面對敵人殘酷折磨和威脅引誘毫不動搖，保守了黨的機密。1936年秋，張沈川等經黨組織營救出獄（陳寶禮、麥建平、張慶福、謝小康4位同志先后在獄中犧牲）。

1931年1月，中共中央經研究決定：由曾三籌建新的電臺，同時，派涂作潮、伍云甫到江西。不久，中共中央又派遣王子綱、蔡威、宋侃夫等前往鄂豫皖根據地，派喻杰生等到湘贛西根據地，開展黨的無線電通訊工作。

同年1月3日，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的戰(zhàn)斗中，完好地繳獲了敵人電臺。紅軍總司令部便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紅軍第一支無線電隊，由王諍任隊長，馮文彬任政委。接著，紅軍辦起了第一個無線電訓練班。由于繳獲的發(fā)報機功率較小，還不能和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聯系。在5月的第二次反“圍剿”中，紅軍又繳獲了一部功率較大的電臺。將這部電臺改裝后，9月，中央蘇區(qū)同上海的中共中央實現了直接通報。

幾乎與此同時，毛齊華等在上海建立起的國際臺也開始正式收發(fā)報。而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的同志，利用1931年12月間紅四方面軍繳獲的敵人電臺，很快同上海中共中央、紅一方面軍和紅二軍團實現了通報。湘鄂贛和閩浙贛根據地的電臺也于1932年先后開通。

敵人“心臟”傳出紅色電波

1929年12月下旬，中央特科派錢壯飛打入國民黨黨務調查科內部，成為特務頭子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徐恩曾企圖擴大勢力，在各地建立特務分支機構，要錢壯飛負責“補充人員，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揮機關和電臺”。錢壯飛將計就計，將一批我黨的情報人員和秘密交通員安插進敵人的特務機構。不久，國民黨情報系統(tǒng)在南京、上海、天津的秘密電臺實際上已經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了。

徐恩曾雖然讓錢壯飛處理文件和電報收發(fā)，密碼本卻隨身攜帶，重要電報也一直由自己親譯。錢壯飛發(fā)現徐經常出入上海舞廳“享受生活”，在秘密布置后，錢壯飛陪徐進入歌舞廳，在他換衣服時，把密碼本取出，讓事先埋伏的同志迅速拍照后送回。得到密碼本，對錢壯飛的地下工作有了很大幫助：此后他從報務員那里接到電報后，對有價值的部分都由自己開封先譯，然后再原樣封好上送。同時，這份密碼也被送到了紅軍手中。國民黨軍的“圍剿”計劃剛剛制定，其內容就已被破譯，并被送到中共中央和蘇區(qū)。

顧順章叛變后，特務機關向南京連發(fā)5封電報。此時正值徐恩曾去上海“享受生活”。錢壯飛收到電報后，用密碼本將其全部譯出，并立即向中共中央發(fā)出警報。接到情報后，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機關立即全部轉移。

12月，國民黨十七路軍在寧都起義，起義的報務人員為紅軍帶來了更多的電訊器材，紅軍的無線電通訊隊伍隨即迅速擴大，并成立了以王諍為局長、伍云甫為政委的通訊聯絡局。培訓無線電技術人員的訓練班，很快由一個發(fā)展到幾個，后來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通訊學校，還成立了保養(yǎng)、修理和裝配收發(fā)報機的材料廠。到1933年，瑞金通訊學校學員在學人數已達千人。此后，中央蘇區(qū)把自己培養(yǎng)的報務人員源源不斷地派到新的蘇區(qū)和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黨史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