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籌辦過程中，眾多蘇區婦女參與其中，為大會的順利召開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由于在婦女工作、文化教育、醫療衛生、擴紅運動等方面的出色成績，一些蘇區婦女還被選為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通過參加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她們參政議政，發表和提出了大量關于蘇區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中肯看法和建議。在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結束后，她們繼續履職盡責，密切聯系群眾，在工作中發揮代表的模范作用，成為蘇區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麗風景。

籌辦“全蘇大會”

在蘇區召開的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中，以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召開的兩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規模最大、影響最廣。在這兩次“全蘇大會”的籌辦過程中，大量蘇區婦女承擔了前期選舉、會務及會議中的演出任務等。

1931年10月15日，中共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要求“黨現在必須動員一切力量，準備全蘇大會的開幕”“大會開幕時，必須舉行全蘇區的慶祝大會與群眾游行，赤少隊、少年先鋒隊、童子團等必須全體參加，在可能條件之下，舉行一部分紅軍閱兵式，各地黨團以及工會等群眾組織，必須選派大批代表，列席旁聽與慶賀”，要求會務工作“細致、高效完成”。為此，康克清、賀子珍、彭儒、張亮等積極踴躍地承擔了這項艱巨的工作。其中，張亮剛剛來到中央蘇區且康復不久，但了解到“一蘇大會”的會務工作十分繁重，就對籌備工作的負責同志表示：“搞后勤事務我熟悉，你放心吧?！敝?，這些女同志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妥善周全地解決了“一蘇大會”代表的住宿、會場布置、各類會議材料的裝訂和分發以及會議的伙食采買等會務問題。

除了會務工作，“一蘇大會”籌備委員會還希望會議期間能夠為代表們提供一些文藝活動。剛來到瑞金不久的危拱之、李伯釗等臨危受命，圓滿地完成了這項工作。

危拱之和李伯釗來到中央蘇區前，都在蘇聯學習過，政治理論功底較為扎實。尤其李伯釗還在莫斯科與沙可夫等一起排練演出過戲劇。因此，在接到中共中央關于“一蘇大會”期間組織文娛活動的任務后，李伯釗等就立即著手準備。李伯釗等不僅為大會組織了提燈游行、社火、扇舞等群眾文藝活動，還將在蘇聯看過的戲劇《農奴》結合蘇區土地革命進行改編，并邀請何叔衡、李克農等蘇區干部參演，受到“一蘇大會”代表的喜愛。

除了留蘇女干部，一些基層婦女群眾也主動參加了“一蘇大會”的文藝演出。其中，出生在瑞金洋溪村的劉翠蓮就帶領當地婦女為“一蘇大會”代表和群眾表演了茶燈舞，演唱了紅色歌謠。

推選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

在召開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前，各級蘇維埃選舉委員會都會組織選舉活動選出群眾滿意的代表。其中，“一蘇大會”選出正式代表610名，“二蘇大會”選出正式代表693人，候補代表83人，旁聽1500多人。同時，在省、縣、區、鄉（市）蘇維埃代表大會中，也選出了大量蘇維埃代表，其中，女性所占比重不斷增加。

這一情況的形成，首先與各級蘇維埃政府、黨委大力推進婦女解放有關。1930年7月20日，閩西蘇區就發布了《關于第二次代表大會及對選舉法的修改問題》，要求“工農兵代表全數中，青年至少要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婦女要占百分之二十”。而1933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局在《動員勞動婦女參加選舉》中也強調“各級黨部必須立即進行組織廣泛婦女參加選舉運動，經過女工農婦代表會，來切實動員，必須達到婦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的任務”。

蘇維埃代表中女性所占比重不斷增加，還與廣大蘇區婦女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現有關，這里僅舉一例。1903年出生在福建省永定縣的范樂春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并在溪南區蘇維埃政府中擔任了婦女主任一職。在工作中，她經常引導當地婦女積極學習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政策，鼓勵她們入黨、入團，成為擴紅運動的積極擁護者，為擴紅運動的順利開展而努力。因此，范樂春不僅多次被選為永定縣、閩西蘇維埃工農兵代表大會的代表，還在1931年10月被選為“一蘇大會”的正式代表。

“一蘇大會”召開后，更多婦女投入到蘇區各項建設中。因此，“二蘇大會”召開時，代表中的婦女更多。1934年1月1日梁柏臺在《今年選舉的初步總結》中就介紹“二蘇大會”的選舉工作中“婦女代表超過了黨的號召”，“這次選舉增加了代表的人數，婦女代表占代表總數的百分比例，如興國為百分之三十以上，鄉蘇主席有二十余個女子”。劉英、李堅真、王泉媛就是其中的優秀代表。

劉英是留蘇黨員，1933年6月才來到中央蘇區。初到中央蘇區，她不愿意留在辦公室工作，而是積極申請到基層去鍛煉。她曾回憶：“我生性愛說好動，喜歡做群眾工作，就向羅邁提出，恩來同志當年分配我學無線電是為了好找職業掩護，現在到了蘇區，不需要掩護，我熟悉群眾工作，還是讓我干群眾工作吧。”之后，劉英就在少共中央局擔任巡視員。由于在工作中的積極表現，1933年底劉英被選為“二蘇大會”代表。

長期從事革命工作的李堅真由于“一蘇大會”期間負責為迷惑敵人而設的假會場布置工作，也錯過了到現場參加“一蘇大會”的機會。但是此后，李堅真努力工作，在婦女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績。李堅真還積極團結當地婦女，鼓勵她們動員親人參加紅軍，并帶頭為紅軍戰士洗衣服。正是由于這些突出表現，李堅真被選為“二蘇大會”的代表。

“二蘇大會”代表中，有著大批長期從事基層工作、成績優異的蘇區婦女。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縣的王泉媛長期在湘贛蘇區開展婦女工作。為了做好工作，王泉媛經常到婦女家中講解革命知識，宣傳蘇維?；橐稣撸膭顙D女反抗童養媳制度和包辦婚姻，引導她們走出家門參與革命。她還帶領當地婦女組成洗衣隊，為紅軍戰士洗衣服、縫衣服。由于這些出色表現，王泉媛被選為“二蘇大會”代表。

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期間履職盡責

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期間，大量當選的女代表普遍在各級蘇維埃政權和黨委中擔任了更重要的職位。她們積極履職盡責，全心全意為蘇區群眾服務。

參加完“二蘇大會”后，周月林先被組織安排開展婦女、兒童工作，不久之后，由于醫療衛生人才短缺，又被安排前往蘇維埃國家醫院擔任院長。經過努力，她不僅在短時間內學會了接生、打針等基礎技術，還在傷病戰士中廣泛開展了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了士氣。

“二蘇大會”代表李堅真出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部長后，為了把婦女工作繼續做好，她深入婦女中，號召大家為紅軍做鞋子、米袋子，為紅軍捐獻財物，動員婦女交公糧、買公債和募捐等，另一方面又積極推進托兒所的建設。當時，許多青年上了前線，大后方的婦女們要勞作，還要帶孩子，十分辛苦。為此，李堅真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內務部報告，要求廣泛落實《托兒所組織條例》，真正做到“改善家庭的生活，使托兒所來代替婦女擔負嬰兒的一部分教養的責任，使每個勞動婦女可以極可能地來參加生產及蘇維埃各方面的工作”，讓蘇區婦女能夠全身心投入勞動生產和支前活動中。

1934年參加了“二蘇大會”的甘棠被組織派往中共中央婦女部任秘書。在工作中，甘棠除了積極協助李堅真組織婦女參加擴紅運動外，還對基層婦女的民主選舉給予了關注。甘棠經常參加基層女工農婦代表大會，鼓勵婦女在會上發言，希望能夠提高基層婦女的民主意識和參政熱情。同時，在這一過程中，甘棠還經常將她們的意見收集起來，做成議案，以蘇維埃代表的身份交給蘇維埃代表大會討論，以此推動蘇區基層婦女參政議政。

開完“二蘇大會”后，到少共中央局報到的王泉媛還自告奮勇到蘇區最為艱苦的萬田、下壩等地開展活動，立志做一名時刻與群眾在一起的代表。由于長期與群眾密切聯系，取得了群眾信任，王泉媛在第五次反“圍剿”擴紅運動最為艱難的時候仍然超額完成了任務。

從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廣大婦女通過這一新型政體，走出家門，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并通過自己的努力，逐漸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新中國政治舞臺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作者單位：江西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