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宋慶齡在香港邀集中外人士發起成立了一個國際性的救援組織——保衛中國同盟（以下簡稱“保盟”）。“保盟”成立后，在宋慶齡的直接領導下，從事籌募款項，進行醫藥工作、兒童保育工作與成立工業合作社等活動。同時，宋慶齡和“保盟”還利用各種方式向世界各國人民和海外華僑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并著重介紹、宣傳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所取得的偉大抗戰業績，為爭取各國人民和海外華僑的同情和支持，吸引和團結大批國際友人、海外僑胞投身到世界反法西斯斗爭東方戰線，發揮了巨大作用。

把《保衛中國同盟通訊》辦成向世界展示人民武裝的重要窗口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游擊隊一直致力于對日作戰，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戰場。但八路軍和新四軍取得這些戰績并不為外界所了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多處于偏遠地區和敵后，缺乏足夠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宣傳工作，另一方面則與國民黨頑固派對抗日根據地實施的軍事封鎖與包圍有關。當時，國民黨頑固派對新聞報道采取嚴密的檢查制度，外界無法獲得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武裝的真實信息。

鑒于此種情況，宋慶齡和她領導的“保盟”意識到，“保衛中國同盟不但在為中國的斗爭爭取國際同情、為前線與敵后的戰士爭取物質援助方面要負起責任”，還“應該承擔起向全世界傳播我國的真實情況的職責”。

1938年下半年，宋慶齡領導“保盟”創辦了中央機關刊物《保衛中國同盟通訊》（簡稱《通訊》）。該刊物專門向國際友人和華僑介紹保盟的工作和物資需求，并將重點放在對八路軍、新四軍抗戰的介紹、宣傳上，積極致力于報道被封鎖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團結抗戰的真實情況。

《通訊》早期是一份油印本的英文簡報，邀請進步的外國記者貝特蘭、愛潑斯坦負責編輯出版工作。從1939年4月1日起，《通訊》改為鉛印出版的英文雙周刊，一直到1941年日軍占領香港，共出版了36期。為了擴大在廣大華僑、華人中的影響力，1941年初還出版了中文版，由鄒韜奮和金仲華擔任編輯。

宋慶齡曾回憶說，《通訊》的出版發行，是為了“說明了哪些地方真正進行著對敵斗爭”；“我們刊登了描繪中國人民在戰場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產運動中英勇戰斗的生動報道；此外，我們揭露了那些貪污腐化背信棄義的人們，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進行種種罪惡活動來破壞這一場光輝的事業”。為了粉碎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宋慶齡指示“保盟”利用自己的出版物，積極宣傳報道八路軍和新四軍。1940年8月，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了以切斷日軍交通命脈、打破敵人對抗日根據地的封鎖為主要任務的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在戰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國民黨正面戰場。《通訊》第一時間對八路軍開展百團大戰的情況進行報道：“八路軍在8月和9月的重大攻勢中，攻占了華北近50處重要據點，包括歷來被稱為‘通向山西的門戶’的娘子關，以及具有戰略地位的大段線路。這一振奮人心的篇章，是對其他地區向日本人作出的遺憾退讓的有力補償。”同年11月，《通訊》又詳細報道了百團大戰的戰況，列出了八路軍在前三個星期內取得的戰果。為了更好地讓讀者了解八路軍的戰績，還專門刊載了“華北游擊區域地區”示意圖，顯示八路軍所在的主要區域。

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埃文斯·卡爾遜在抗戰初期曾不畏艱險，深入敵后和正面戰場，拜會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并認真考察了人民軍隊的抗戰，發現“在共產黨軍隊內有著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后來，他“以忠實地宣傳中國抗戰，特別是中共及八路軍抗戰的真相為頭等大事”，又對新四軍進行了訪問。《通訊》曾刊載卡爾遜反映新四軍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地報告《在長江流域的游擊戰士中間》，讓世界進一步了解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的艱苦情況和不屈斗志，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

值得一提的是，《通訊》還刊載八路軍、新四軍與國民黨軍隊相比較的文章，指出兩者之間的不同點：“大部分中央軍駐扎在后方，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則深入敵后，出色地組織起游擊戰根據地。和其他軍隊不同的是，這兩支部隊始終執行了武裝動員民眾的方針，達到有組織的團結抗日。別的中國軍隊只是把他們自己視作職業士兵，這兩支部隊卻總是履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拓者和建設者的職責。這就是八路軍、新四軍被稱為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先鋒的原因。”

廣邀國際友人撰稿，報道中共的方針政策及人民武裝的戰果

《通訊》還專門開設“戰地報告”欄目，邀請在華的國際友人如馬海德、路易·艾黎、白求恩、王安娜等為《通訊》撰稿或提供文章，向世界宣傳報道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方針政策及其戰果。新西蘭記者、作家詹姆斯·貝特蘭1937年來遠東旅行研究，同年由北平秘密前往延安，訪問了毛澤東，提出了關于抗戰的一系列問題。在1938年至1939年間任英國《每日先驅報》和《曼徹斯特衛報》駐華特派員，此后應宋慶齡之邀，參加保衛中國同盟，與愛潑斯坦共同負責“保盟”的國際宣傳，編輯出版《通訊》。在宋慶齡的鼓勵和幫助下，貝特蘭多次深入抗戰前線與后方，采寫了不少好文章，揭露日軍的侵略罪行，向世界介紹了中國人民武裝的抗戰業績，有部分戰地報告文章就刊發在《通訊》上，如關于國際和平醫院的報告，《穿越中國戰場，隨救護車赴西北的行程》《同日本攤牌？》《紀念白求恩》《日本在華北的進攻》等。宋慶齡非常欣賞貝特蘭寫的文章，曾給他寫信說：“你的文章寫得好極了，讀來令人精神振奮，我非常欣賞。”并鼓勵他繼續報道中國抗戰。他還有數部關于中國抗戰的專著，如《西安事變真相》《華北前線》《戰爭陰影》等，部分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出版發行的。

通過演講和信函等方式向世界介紹、宣傳中共領導的抗戰活動

宋慶齡曾說：“我所發表的文字許多是以國外讀者為對象的。”宋慶齡先后為《通訊》撰寫了多篇文章和評論，同時，她還通過演講和信函等方式向世界介紹、宣傳中共領導的抗戰活動，并為中共和人民武裝爭取外界援助。1937年8月，宋慶齡發表文章《中國是不可征服的》，文中指出：“經過十年內戰，國內許多地方遭到摧殘，而共產黨非但沒有被打敗，反而成了抗日的先鋒。從最近訪問紅區的《倫敦每日先鋒報》記者斯諾的文章，我們知道了紅區的真實情況，并且認清了那些從來不敢走到所謂‘匪徒’近旁去看看的人所作的宣傳是多么荒謬與虛偽。”

1937年9月，八路軍取得了平型關大捷，這是中國軍隊在全面抗戰爆發以來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八路軍首戰告捷，打擊了日軍的瘋狂氣焰，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同年10月，宋慶齡在向美國人民發表的演講中，特別提到此事，“過去的紅軍即現在的第八路軍，已是國軍的一部分，正加入作戰。第一次與敵軍接觸，就獲得壓倒一切的勝利。”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革命根據地，宋慶齡也在文章和講話中多次提及，她向世界呼吁：“我們為什么重點敘述邊區？因為它們應該比諸其他地區和軍隊優先獲得援助嗎？不是。我們重點敘述游擊區是因為這些游擊隊面對的作戰對象，占在華日軍的幾乎一半，而最近三年以來從未得到政府的援助，包括軍火、金錢和醫療物資。”

1943年，宋慶齡致信美國中國救濟聯合委員會委員坎農，在信中提到：“游擊隊在幾乎沒有武器和外界支援的情況下，不僅在裝備精良的占領軍的后方建立、保持和擴大了抵抗基地（這些基地總有一天會成為反攻的前哨），他們還贏得了人民軍隊的光榮稱號，而這樣的軍隊是絕不會扔下一個傷員不管的。”

通過宋慶齡和“保盟”卓有成效的宣傳工作，各國人民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的了解，從而更加廣泛、更加積極地支援中國抗戰。許多國家都成立了援華會，積極支持、配合“保盟”的工作，并通過“保盟”，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幫助，有力支援了中國抗戰。與此同時，宋慶齡和“保盟”救濟工作逐步擴大，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援華團體和東南亞、南洋的華僑建立了穩定持久的聯系。《通訊》和其他出版物的影響不斷擴大，發行量由最初的1000冊上升到2500冊。

（作者單位：宋慶齡陵園管理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