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5年，五四之子朱自清在寧波省立四中（今寧波中學）與上虞春暉中學執教時，組建了新文學社團“我們社”，其社刊《我們》編于浙東，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我們》只出了兩期：《我們的七月》（1924年）與《我們的六月》（1925年）。“我們社”的出現，標志著浙江新文學運動開始脫離早先混沌狀態，而由核心人物引領，且對文學的本質與功能作出啟蒙主義體認，認為文學革新就是破曉的晨鐘，從而進入了人的“覺醒年代”。

菜花初開時誕生

浙江有兩家五四新文學社團，湊巧都發端于油菜花黃時。一家是湖畔詩社，成立于1922年；一家是“我們社”，成立于1924年。湖畔詩社的標志是薄薄的一本詩集《湖畔》，書封的上半部是春意盎然的湖畔，畫面標上黑體“湖畔”兩字，在下角則書“1924年油菜花黃時”七號楷體，格外悅目。讀著那“油菜花黃時”墨綠色字樣，不由得讓人想起五四新文學導師朱自清，是他來到浙江一師，造就了張維祺、汪靜之、馮雪峰、魏金枝等湖畔詩人。

兩年后，朱自清來寧波奉化和上虞教書，在檸檬黃的菜花初開時，創建了“我們社”。“我們社”之名來自于《我們的七月》與《我們的六月》兩本雜志，師生和友朋集合于現代傳媒下一起發聲乃至呼喊，成就了一個文學流派。

1924年初春，正是油菜花初開之時，俞平伯和朱自清與劉延陵、豐子愷等商議建社辦刊的事宜。俞平伯說：“于檸檬黃的菜花初開時，我們在驛亭與寧波間之三等車中暢讀《我們》的用稿。”俞平伯描寫了當時白馬湖春天的意象：“浙東一帶風俗原比較淳樸，青山綠水，黃的菜花，更秾酣了這平和的仙境的氛圍。”“春暉校址殊佳，四山擁翠，曲水環之，菜花彌望皆黃，間有紅墻隱約。”朱自清也寫道：“在春天，不論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顏色最早鮮艷。黑夜雖什么不見，但可靜靜地受用春天的力量。”

正是因為這五四青春之力的推動，檸檬黃的菜花初開時，誕生了“我們社”。

形成文學流派

“我們社”的成名從根本上說，主要是這群作家能夠拔戟自成一隊的創作實績，得到世人的關注。

“我們社”成立不久，俞平伯于4月出版了他第二部新詩集《西還》，書衣為西湖夜景，似是水彩畫，為畫家洪野所作，書名作者自題。7月《我們》第一輯問世，封面由豐子愷設計，7月的田野、雨后的霓虹、豐茂的草叢、飄逸的柳葉合成一首抒情曲。第二年也即1925年6月，《我們》第二輯面世，封面但見一個人坐在樹下埋頭閱讀，只用了一種綠色，彌漫著意境之美。其第一輯也只用了一種藍色，豐子愷吝用色彩，筆墨單純，然而歷經近百年，仍無陳舊之感。

同年11月，俞平伯和葉圣陶合著的《劍鞘》出版，書名為葉圣陶手筆，裝飾畫是豐子愷畫的，用了棕色。12月，朱自清《蹤跡》出版，也是由豐子愷設計封面。封面圖案是海浪，海空中有兩只海鷗，天上有由小至大的圓圈。雖然無可名狀，卻引人遐思：這蹤跡是什么？是否有“我們社”同仁的影蹤？

這一大堆創作成果，標志著“我們社”作為一個文學流派的出現。這是一群“同志集合”，雖然他們非有意立派，卻以其厚重的業績，自立于五四新文學之林。

當年，俞平伯由杭州出發，先赴上海拜訪了葉圣陶（當時葉家門口掛著文學研究會的牌子），就成立“我們社”事征詢了葉圣陶的意見。葉圣陶是建社的積極參與者，他為社刊《我們》貢獻了文稿，還是一名稱職的“副主編”。鄭振鐸在《中國新文學關系·文學論爭集》（1935年10月出版）導言即有明白表述：“葉圣陶、俞平伯、朱自清在上海創辦《詩》雜志及《我們》。”清華大學圖書館至今仍珍藏著由葉圣陶、俞平伯、朱自清聯合簽名的《我們的七月》。朱自清當年給俞平伯的信函中記載：《我們的六月》擬署作者之名，“圣不以為然”。擬用插畫《黃昏》《三等車窗內》，“圣謂此兩幅可用。”“圣來信云對女子裝飾有些意見，我將去信，請他即成一文，以付《我們》。”

“我們社”的發刊宗旨

“我們社”活動時期，葉圣陶和俞平伯還于11月出版了他倆合署的《劍鞘》，書中葉圣陶的《沒有秋蟲的地方》《藕與莼菜》皆是五四散文中出類拔萃的佳作。所獲佳評如潮：“他寫散文文體，溫和謙沖，既不像那些追求‘美文’作者的華麗，也不像那些模仿晚明散文家那樣過分的灑脫。”（夏志清）“一見便知道是一個斫輪老手筆下寫出來的，這實在是散文中最高的典范，創作中最正當的規范。”（蘇雪林）

書中最精彩的，要數《讀者的話》與《詩的泉源》兩文。《讀者的話》借讀者之口對作家的創作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我要求你們的工作完全表現你們自己，不僅是一種意見一個主張要是你們自己寫的，便是細到像游絲的一縷情懷，低到像落葉的一聲嘆息，也要讓我認得出是你們的而不是旁的人的……我不希望你們說人家說爛了的應酬話，我不希望你們說不曾弄清楚的勉強話，我更不希望你們全不由己純受暗示而說這樣那樣的話……

我又要求你們的工作能使我的心動一動，就是細微，像秋雨的滴入倦客的懷里也就好了；能使我嘗到一點滋味，就是淡薄，像水酒沾上渴者的舌端也就好了；能使我受到一點感覺，就是輕淺，像小而薄的指爪在背上搔著也就好了。這樣，我就滿足了所以要讀你們的東西的愿望。

這顯然也是“我們社”及《我們》的發刊旨要。這兩段話像一把金鑰匙，憑著它，能探知“我們社”同道散文創作些許秘訣。其一，創作要表現自我，為我立言，抒我之情，載我之志。自己的主張，“便是細到像游絲的一縷情懷，低到像落葉的一聲嘆息。”也要是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要說自己的話。這與朱自清在《“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刊于《我們的六月》）中提出的寫作是“心的旅行”說（即意在“自我表現”）似為同調。這在當時可謂一種先鋒的創作理念，新文學先驅者們以這種理念指引著墾荒期散文前進的腳步。其二，表現手法要讓人感動，哪怕是細微、淡薄、輕淺，其抒寫都要有“藝術的閑談”的風采神韻。

《詩的泉源》說：“唯有充實的生活是汩汩無盡的泉源。有了源，就有泉水了，所以充實的生活就是詩。”這席話，可謂一部“詩美學”的縮影。“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故詩、文藝離不開人生，離不開社會，更離不開人民。

“我們社”的同道們對于“詩的源泉是生活”的作詩理念頗為一致。朱自清當時直呼：“我們現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與淚的文學，是呼吁與詛咒的文學。”葉圣陶認為：“一個耕田的農婦或是一個悲苦的礦工的生活比一個紳士先生的或者充實得多，因而詩的泉源也比較的豐富。”俞平伯也以為：“《詩的泉源》這篇短文的論點和風格，就葉圣陶來說，也可以說是有代表性的……”

（作者為寧波市海曙區政協文史委原副主任、研究員。本文擬入編于寧波市海曙區政協文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