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是國內頂尖的歷史學家之一，可以毫無愧色地躋身“史學大師”之列，一生寫過《古史辨》（一至七冊）、《漢代學術史略》等史學名著。顧先生有個極其重要的觀點，那就是：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

整理、研究《詩經》《尚書》《論語》的上古傳說時，顧頡剛發現：上古人物的事跡，時代越往前越籠統，越往后越細致，有的人物甚至在前面時代的文獻里不曾出現過。比如禹在西周時就有傳說，堯舜的傳說到春秋末年才有。傳說出現的越晚，越是排在前面。

顧頡剛也研究過有關孟姜女哭長城的史料，他又一次驚訝地發現：傳統中的人物故事是在不斷變化的。孟姜女故事第一次見于史書是在周代的《左傳》里，內容是：齊國攻打莒國，杞梁、華周作先鋒，杞梁被打死了。齊侯從晉國回來的路上碰到杞梁之妻孟姜女，向她吊唁，孟姜女說：“若杞梁有罪，您不必憑吊；若杞梁無罪，他還有家呢，我不方便在郊外受你的吊唁。”齊侯聽了她的話，認為有理，便到她家里去憑吊了。到了西漢文、景時期，韓嬰的《韓詩外傳》引淳于髡的話，作“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稱詠”即是“歌吟”，就是說把她的悲哭作為歌吟。《玉臺新詠》（卷一）中所收錄的枚乘雜詩第一首有云“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枚乘也是西漢文、景時人，這就意味著到西漢時期孟姜女的故事多出了“悲歌哀哭”的情節。到了西漢后期的劉向那里，這個故事的中心又從“悲歌”變成“崩城”了，他的《說苑》載：“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阤。”

顧頡剛之所以想到追溯不同時代文獻對同一件事記述的差異，與他早年的“玩”極具關聯。

初入北京時，顧頡剛住的地方是在前門外西河沿客棧，附近戲園很多，戲價每場僅一兩毛錢，于是只要稍有空閑，他就往戲園跑，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好戲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員更大，好像講堂的梁上繞著他們的余音似的。”“無論哪一種腔調，哪一個班子，都要去聽上幾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每次上課，到第二堂退堂時，知道東安門外廣告板上各戲園的戲報已經貼出，便在休息的十分鐘內從譯學館跑去一瞧，選定下午要看的戲。”

1913年冬天，顧頡剛因故休學半年，這半年，戲園便成了他的整個課堂，除了生病，幾乎無一日不到。在日積月累的看戲中，他獲得了這樣的認識：“從史書到小說已不知改動了多少，從小說到戲劇又不知改動了多少，甲種戲與乙種戲同樣寫一件故事也不知有多少點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來面目如何，或者當時有沒有這件事實，我們已不能知道了；我們只能知道在后人想象的這件故事是如此的紛歧的。”他由此知道一個故事可能因為各種因素發生變化，這其實就是“層累”說在他大腦中最初的萌芽。缺少這種萌芽，他后來未必有底氣第一時間提出一個前人從未提出過的史學論斷。

在中國的文化中，“玩”這個詞似乎天生就有負面色彩，“玩物喪志”“玩火自焚”“玩世不恭”“玩時愒日”等成語都帶有批評意味。而顧頡剛的經歷讓我們看到：知識之間是互相聯系的，只要肯動腦筋思考，“玩”里面也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