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交流與互鑒一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的一條主線。地理空間的阻隔無法禁錮文明長河的自由奔涌。而在世界文明史中，中國也從未缺席。

一個多世紀以前，李希霍芬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為探尋絲路上的文明交流軌跡，先后有斯文·赫定、勞費爾、布爾努瓦等一批漢學家，借助語言學、考古資料和史料，展開對絲綢之路沿線的文化交流的考察與研究。如今，絲綢之路的內涵已經不再局限于絲織品的貿易，而是包括了科技、藝術、宗教等的交流傳播。絲綢之路的外延，也延展到了香料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萬里茶道等不同視域、不同空間下的中外商貿要道。

《絲綢之路上的科學技術》是一部從科學技術史角度切入，探求絲路文明交流與互鑒的力作。全書整理和利用了大量研究成果和考古資料，以案例的形式討論了絲路沿線各文明中數學、天文、醫學、物理、建筑、機械等相關科學與技術的起源、發展與傳播。

科學的標準是統一的嗎？

勞埃德在《古代世界的現代思考》一書中指出：“發展上的多樣性提醒我們，最初不存在一條它們應該遵循的必由之路，沒有一條優先途徑導向近代科學。”（G.E.R.勞埃德：《古代世界的現代思考》，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3頁）基于此，作者采取比較文化的視角，對于科學的多中心起源問題進行了重新探討，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以勾股定理為例，書中認為，古巴比倫、古代中國和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分別獨立完成了對于勾股定理的證明，然而中國與古希臘的證明思路并不相同。中國古代數學一直采取了“寓理于算”和“數形統一”的傳統。作者引用曲安京等人的研究，認為《周髀算經》中商高以勾三股四弦五為例，展示了勾股定理的一般性證明，其證明過程中的“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則顯示出這是一個不涉及具體數值的嚴格證明。從西方數學史觀念來看，這幾不符合先有特例（勾三股四弦五），繼而歸納出普遍性表述（a +b =c ），然后再進行證明的順序；也不同于亞里士多德“幾何學問題不能用算術來證明”的思路。由此看來，作者點出建立在中西文化差異之上的兩種證明邏輯，并提出“承認古希臘幾何與代數分離傳統的價值，不應當以否定古代中國數學傳統為代價”。

誠如作者所言：“古希臘的貢獻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唯一的標準。從中國的觀點和立場出發，有助于反思古希臘的若干重要觀點，甚至能夠修正亞里士多德的局部錯誤，從而發展出一種更為全面、更具有全球性的理解，這是古代中西交流和古代中西比較的重要價值。”

天文學，中國古代同樣有著一套獨立的系統。二十八星宿在古代中國、印度、埃及和波斯文明中都有極為相似的體現。它最初被認為是起源于中國。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天地結構認知和占驗理念的相似度、二十八星宿和黃道十二宮的關系，以及對于不同星宿名稱和劃分的比較研究，使人們開始提出印度起源說和巴比倫起源說。此后，日本學者新城新藏和中國學者竺可楨等人的研究，則重新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國說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科學技術的回流與重塑

科學技術史研究認為，公元8世紀中葉，伴隨著伊斯蘭教的擴張和希臘化，大量的希臘文學術文獻翻譯為敘利亞文，或譯為阿拉伯文。到12世紀末，轟轟烈烈的大翻譯運動又使得“拉丁基督教世界重新獲得了希臘和阿拉伯的主要哲學和科學成就”（林德伯格：《西方科學的起源（第二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第343頁）。正是仰賴于文明之間的相互溝通與交流，才使寶貴且脆弱的科學與技術的火種得以留存，助推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回溯先民的智慧，并從中汲取營養和前進的動力。

縱觀世界文明歷史，能夠流傳至今且有實物與文獻互證的發明創造如吉光片羽，技術的失傳可能是更為普遍的現象。以至于當超出我們認知的實物被發掘出來后，總不免將其視為地外文明的神秘饋贈。古希臘人一度創立了以齒輪系統為基礎的模擬計算機——安提基希拉裝置，該裝置內部裝有數十個嚙合的齒輪，通過轉動搖柄可以對應顯示出月相、日月食時間、特定恒星等天體的起落時間等。作者祛魅式的史學考證，破除了我們對于失傳技術的“迷思”。

古希臘人還發明了星盤，星盤在傳入伊斯蘭世界后，得到了極大的重視。易于操作且便攜的小型星盤被賦予了確定祈禱時間和朝拜方向的功能，可以使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同一時間朝向圣城麥加的方向祈禱，星盤的設計也越來越復雜。到11世紀，星盤回流到歐洲，并在13世紀的航海活動中再次煥發新的生機。

絲綢之路這一歷史空間為科學技術的交融與會通提供了重要的場域。古典時代亞里士多德的力學理論，歷經數個世紀進入到伊斯蘭世界，并在汲水灌溉的現實需求下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將阿基米德演繹研究方法與亞里士多德的動力學定律相結合，以流體力學和比重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熱衷于設計精巧復雜的裝置。

書中的另一重要案例來自對“被中香爐”的分析。被中香爐在中國的源起可以上溯至紅山文化和龍山文化中的熏爐。西晉葛洪的《西京雜記》中記載，常平支架的被中香爐在西漢時期已經發明，在經歷了一次技術失傳后，又被重新研制出來。陜西扶風法門寺和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香囊，均采用了雙持平環支點懸掛的技術，保證香盂的穩定性。該技術后來也被應用到其他領域中。

看上去，被中香爐在中國的發明—應用—分布線索是清晰的。作者跳出被中香囊在中國的發展路徑，從同一時期的其他文明中補正了這一過程。比如作者提到，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工程師菲隆曾經設計過一種不會灑出的墨水瓶。而13世紀伊斯蘭世界也有與中國被中香爐相似的熏球，且極為常見。相似的物品甚至出現在日本和意大利。各文明間的技術傳播路徑又變得復雜起來。不僅如此，作者還關注到相似技術在不同器物間，是否也存在相互借鑒的可能呢？ 這一設問對于今后的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技術革命是普適的嗎？

康德的地理—人類學理論認為，人的文化屬性和自然屬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理因素的影響。地理的阻隔促進文化的多元化發展，文化多元化為跨文化交流提供動力和契機。植物的域外引種可以通過生長環境的選擇和改造完成，但根本上也受制于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作為商貿通道的絲綢之路固然可以為技術交流提供空間支持，但技術傳入之后也要面臨本土化適應的問題，倘若缺乏其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或文化條件，即便交流途徑再通暢，技術的效能再高，也很難得到接納和傳播。這一點在技術與科學分離的古代體現得至為明顯。

這就使我們在考察技術傳播的過程中，需要特別審慎地看待歷史上的技術移植，并盡可能以一種整體性的觀念去考察器物和觀念傳播過程中所必然涉及到的匹配資源，同時對于技術傳播過程中的“相對優勢”始終抱有一種警惕。

《絲綢之路上的科學技術》一書以古羅馬新建筑材料——混凝土的使用及其引發的建筑革命為案例，討論了中西建筑變革中“因地制宜”的特征。換句話說，技術會因為地區資源的差異或是環境因素在傳播過程中嚴重受阻，最終導致技術呈現出地方性的特征。

混凝土技術引發的建筑革命受制于僅僅出現在龐貝城及其附近地區的火山灰材料。火山灰除了其主要成分碳酸鈣（CaCO3）和氧化鈣（CaO）之外，還含有少量的氧化鋁（Al2O3）和活性氧化硅（SiO2），遇水之后，氧化鈣成為氫氧化鈣（Ca（OH）2），后者與氧化鋁或二氧化硅反應，形成質地堅硬的硅酸鈣和鋁酸鈣的化合物。但在除羅馬以外的東西方世界，與之相似的建筑材料是碳酸鈣（CaCO3）及其煅燒之后形成的氧化鈣（CaO）——生石灰，生石灰遇水形成碳酸鈣，雖有一定的強度，但充其量只能作為磚石的粘合劑，與混凝土的抗壓強度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如何，盡管混凝土的使用能夠起到降低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和運輸成本，同時兼顧藝術性與承重性能的多重優點，但古羅馬的建筑技術革命在技術與科學分離的古代，最終成為一場注定無法全球化的技術革命。與之類似，受制于原料高嶺土，中國的瓷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呈現出地方性的特征。

與混凝土相比，坎兒井技術所牽涉的面向更為復雜，同時，它的傳播路徑也更加撲朔迷離。坎兒井技術主要分布在北緯30°—40°的干旱地區。坎兒井在突厥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現代波斯語中都有類似的稱謂。坎兒井的開鑿也較為復雜，對環境和工匠所掌握的技術有較高的要求。此外，坎兒井的技術傳播史似乎暗示出國家干預在期間扮演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作者考證，坎兒井修建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地下含水層和地勢存在約1：1000的和緩坡度。對于含水層深度和水量的把控，以及對暗渠走向的規劃，都對工匠提出了極為嚴格的技術要求。坎兒井因其技術優越性而在西亞的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島地區以及新疆等干旱荒漠地區廣泛傳播，其傳播的時間跨越20多個世紀。

盡管困難重重，但本書作者仍然依據大量的史料、研究成果和考古學證據，對坎兒井在絲綢之路上的起源和傳播給出了清晰的梳理和傾向性的觀點。最早的坎兒井遺址在伊朗地區，時間在公元前9世紀，公元前6世紀，遷徙的波斯人將坎兒井技術帶到了近東和阿拉伯半島。希臘化時期，希臘人將該技術帶回到雅典。到公元5-6世紀左右，坎兒井技術基本覆蓋了阿拉伯半島。坎兒井在波斯以東地區的呼羅珊地區，俾路支斯坦等地得到傳播，并沿北路在1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

另一個案例來自于外科手術。古代巴比倫人和埃及人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已經能夠熟練使用手術器械完成較為復雜的手術。作者提出公元前五世紀外科手術傳統在古希臘和古印度獨立起源的觀點。作者借用了陳寅恪先生“學術進化之史跡”的觀念，來考察中國外科手術傳統的創立。因為缺乏相應的“學術傳統”，故而唐代以前中國開顱術、縫合術的考古發現，以及史料中對扁鵲華佗等人從事外科手術的記載大都不能并入中國外科手術發展的歷程。而中國外科手術的真正確立，要歸功于隋代醫學家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中所記載的腹部腸縫合術。而包括腹部腸縫合術、眼外科手術在內的大部分醫術可能都來自印度，或者說與佛教傳入有直接關系。

我們不能苛求本書作者在一部20萬字的著作中全面揭示絲綢之路上科技文明交流的全部，索性作者也并未以此作為本書的旨歸。但書中選取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不少問題也是多年來學界所討論的焦點，包含了作者近年來對于絲綢之路科技史研究的一些獨到思考，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