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革命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徐彬如長期戰斗在黨的統戰前線，為宣傳、貫徹落實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立下了汗馬功勞，并和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幫助魯迅了解黨的方針、政策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徐彬如來到廣州，進入中山大學學習。不久，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其間，他和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周恩來、陳延年相識，因工作關系常有接觸。由于工作努力，很快被組織上任命為中共中山大學總支書記、中共廣東區委學生運動委員會委員。1926年初，為了培養干部，中共廣東區委舉辦了一個干部訓練班，負責人是區委書記陳延年，由徐彬如任班主任。徐彬如除完成自身的教學工作外，還邀請區委各運動委員會負責人到校講課，在他的邀請下，周恩來、羅綺園、彭湃、鄧中夏、惲代英、鄧穎超、蔡暢等來到干訓班，為學員講解軍運、農運、工運、青運和婦運課程。1926年北伐軍改組時，為了加強政治工作，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密切合作，以中山大學國民黨特別黨部的名義，辦過一個為期三四個月的軍隊政治干部訓練班，有國民革命軍進步軍官100多人參加，徐彬如主持了報名、聯絡工作，同時受組織上委派，和李明揚等人進行了多次接觸，向他們宣傳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的重要性。

徐彬如還遵循黨組織的指示，在中山大學師生中積極開展宣傳工作，取得了相當的效果。1927年初，徐彬如和惲代英、畢磊等人向中山大學校方提出聘請魯迅到中山大學主持文學系，當即被批準。在魯迅到廣州之前，徐彬如還多次到陳延年處，匯報“歡迎魯迅的準備工作情況”。中共廣東區委認為，魯迅是一位“徹底反封建的自由人”，是能夠與共產黨共同戰斗的。因此應該“好好地做工作，團結他”。魯迅到達中山大學后，受到徐彬如無微不至的照顧。他不僅幫助魯迅解決飲食起居上的問題，還迅速“幫助他了解當時、當地情況”，并不時“陪魯迅到各處走走看看”。徐彬如還經常拜訪魯迅，向他求教學術問題，并“把黨主辦的刊物經常給魯迅送去”。通過和徐彬如等人的接觸，魯迅很快了解到當時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任務，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

一天，徐彬如和魯迅在一起談起中共的工作時，魯迅提出要見見陳延年這個“老仁侄”。徐彬如立即將此事向陳延年作了匯報。幾天后，魯迅和陳延年會面。此次會面，“對魯迅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促成了魯迅思想的根本性轉變”。

籌備并出席中共順直省委擴大會議

土地革命時期，徐彬如轉移到上海，在中共中央軍委協助周恩來工作，后受組織派遣，協助王若飛在無錫一帶組織暴動，不久又奉命到中共江蘇省委滬中區委，任宣傳部部長。1928年10月，他與陳潭秋同船北上，籌備并出席了中共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會后以特派員身份巡視河北各地的工人、農民運動。12月上旬，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部部長）受中央委托來順直傳達黨的“六大”決議精神，徐彬如在碼頭迎接。接到周恩來后，徐彬如安排他在黨的秘密交通機關長青旅社休息，后安排他到租界的某飯店暫住。為了保證周恩來的安全，此后徐彬如幾乎每隔幾天，就為周恩來更換住所。

1928年12月底，中共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在天津正式召開。會議首先由周恩來作政治報告，隨后，劉少奇和陳潭秋也分別作了報告。會議通過了一些決議案，并通過選舉正式產生了中共順直省委。隨后，周恩來主持召開了順直省委第一次常委會會議，徐彬如等出席。會上研究了工作分工，其中，徐彬如負責協助陳潭秋進行宣傳工作。1月底，周恩來完成了在天津的任務返回上海。出發前，徐彬如特地向周恩來提起“沒有印刷設備，黨的刊物只能用手刻”，周恩來聽后立即說：“我回上海后立即想辦法?！辈痪茫珴擅窬吐什糠滞緮y帶印刷器材來到天津，幫助徐彬如開設了 “華新印刷公司”，以承接印刷廣告為掩護，進行黨的文件和宣傳品的印刷。

在中共順直省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曾代表組織號召青年知識分子黨員到基層去，到工廠去，到產業工人中去開展工作、接受鍛煉。徐彬如積極響應，經省委批準，到基層任黨的區委書記并深入到工農群眾中間，開展宣傳活動，擴大黨的基層和外圍組織。

西安事變前后，為建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奔走

1935年10月《八一宣言》發表后，中共各地黨組織廣泛開展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進行抗日救亡運動。這時，中央軍委留滬辦事處決定派曾在楊虎城所屬部隊從事兵運工作的謝華、徐彬如重返西安，與楊部十七路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接上了關系，并與楊虎城的代表連續會談，商洽不與紅軍沖突，恢復聯絡線等事宜。經過工作和努力，楊虎城基本接受了謝華的建議，十七路軍開始在前線與紅軍直接建立聯系，黨的秘密交通線得以迅速建立，在輸送干部、傳遞情報、交通聯絡和保障物資供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謝華、徐彬如、李木庵等的不懈努力下，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西救”），特支的負責人均擔任了“西救”的領導工作。中共領導下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也成立了東北民眾救亡會（簡稱“東救”）成立后，同“西救”互相策應，密切配合，發動了多次規模較大的群眾抗日救亡運動。

其間，徐彬如等人積極在民主進步人士和廣大愛國青年中進行統戰工作，宣傳中共的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936年10月30日，“西救”在西安舉行悼念魯迅的大會，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阻撓。徐彬如等人以救國會的名義，聯絡西安有名望的進步人士出來主持此事，并且通過這些進步人士署名出面請張學良、楊虎城送挽聯。結果，由于策略得當，追悼會成功舉行，各界人士踴躍出席，并且紛紛登臺演說，會場氣氛熱烈，西安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

與此同時，徐彬如等在西安對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士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邀請了一批軍政知名人士加入“西救”。張、楊對“西救”的活動采取不干涉態度，暗中還予以支持和保護，楊虎城還間接給“西救”提供經費。

1936年12月9日，徐彬如、李木庵在“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紀念日之際，領導了反對內戰的示威游行，旨在揭露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呼吁各界團結抗日。此次游行極大地促進了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的步伐，對西安事變的發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到達西安，在西京招待所接見了徐彬如等人，對他們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并要求他們做好宣傳工作，全力以赴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隨后，徐彬如以“西救”發言人的名義，在電臺上宣傳黨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政策。

24日，組織上撤銷了中共西北特支，恢復中共陜西省委，徐彬如分管統戰工作。

不久，國民黨南京政府軍隊進駐西安，局勢驟然緊張，徐彬如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轉移至延安。

此后，徐彬如任中共陜西省委對外代表，兼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統戰工作，并借《西北》周刊發起人的身份，接待要求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1940年至1945年先后擔任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秘書長、八路軍留守兵團聯絡部部長、中央黨校秘書處處長等職。中央黨校遷往東北后，徐彬如留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交際處處長兼社會部副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局土改檢查團副團長；東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公路總局局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徐彬如任交通部公路總局局長；1952年主持籌建中國革命博物館，并任館長、名譽館長。他是全國政協第五、六屆常委，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委員、主席團委員、中央副主席。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黨史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