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無論是思想達到的高度、深度或廣度，朱熹的成就都在宋代理學家中鶴立雞群。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朱熹的地位也無與倫比，其思想的原創性足與先秦諸子先后輝映。從1982年開始，我在程千帆先生指導下攻讀中國古代文學的博士學位。由于程先生指定閱讀的典籍中包括朱熹編纂的《詩集傳》與《楚辭集注》，我對朱熹的學術成就有了初步的了解。我驚訝地發現，原來這位長期被教科書說成輕視文學、排斥文學的理學家其實是一位文學大師。于是當我進行學位論文的選題時，朱熹便成為考察的主要目標，最終在程先生的指點下確定以“朱熹文學思想研究”為題。可惜當時我雖已聞知錢穆先生剛在臺灣出版了長達一千多頁的巨著《朱子新學案》，卻一時無法讀到該書，于是被迫放棄這個選題。歲月荏苒，等到1977年我從韓國講學歸來，有感于彼邦學界對朱子學術的重視，才決心重新開始研究朱熹。歷時兩年，撰成《朱熹文學研究》一書。其時程先生年老體衰，目力尤其欠佳，已無法為我審讀長達二十余萬字的書稿。到了2000年7月，此書出版，但程先生已在一個月前遽歸道山。未能讓程先生生前見到此書，是我終身的遺憾。但是程先生當年對我的指點，包括選題宗旨及立論基礎，仍然保存在全書的字里行間。

《朱熹文學研究》出版已逾二十年，早已絕版，讀者求購不得，商務印書館遂來與我接洽重版。說實話，如今我對朱熹的認識與評價已經稍有長進，但畢竟年逾七旬，精力有限，要想對全書內容進行大幅度的修訂與改寫，已經力不從心。但我對朱熹意義的新認識，仍想向讀者有所交代。學術隨著時代而進步，如今朱熹的學術成就已經得到比較實事求是的準確評價，對朱熹的學術地位進行肆意貶毀的不良風氣已成明日黃花。在多數的學術論著中，朱熹都被定位為中國思想史上成就杰出的偉大學者，已成公論。但是我認為，朱熹的意義仍有進一步發掘的空間。

朱熹生平的研究與思考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只對某些最重要的課題作深入研究，比如對性、理等重要概念的辨析；而對其他課題則但開風氣，指示門徑，并不窮究底蘊。保存在《朱子語類》中具有創新意義的學術觀點，不知凡幾。若加深究，不知能著成幾文、勒成幾書。但朱熹僅以只言片語點到輒止，從而給后學留下無數的論述佳題。所以如此，當然有無法回避的客觀原因，比如時間有限，精力不夠，甚至是政途坎坷，心境不寧，等等。但是與此同時，是否也有其主觀的原因呢？ 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朱熹并不將著書立說看成最重要、最急迫的人生職責，并不像其他學者那樣將著作等身視為名垂青史的主要手段。朱熹博學多才，他的古文寫作在當時就享有盛名，他的詩歌在錢鍾書看來可以列入宋代十大詩人的行列，《朱文公文集》與《朱子語類》說明他知識淵博，觀察敏銳，思想深刻，完全有能力寫出自成一家之言的學術專著。然而朱熹卻把古代典籍的整理與研究看成自己的天職，在這方面，孔子就是朱熹心中的最高典范。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整體上的祖師，朱熹即贊頌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孔子自己的志向卻是傳承前代文化。他聲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韋編三絕的精神從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謂“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就是對《詩經》的研究與整理。朱熹也是如此，他在“述而不作”的方面與孔子心心相印。朱熹對儒學的最大貢獻是《四書章句集注》，此書耗費了他大半輩子的心血。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對《論語》《孟子》“自三十歲便下功夫”，前后經過“四十余年理會”。朱熹文學天賦極高，但他并未多花心思從事詩文寫作，也沒有撰寫詩話一類的文學論著，卻用畢生精力編纂《詩集傳》與《楚辭集注》。慶元六年（1200）二月，重病在身的朱熹賦詩一首：“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余日付殘編！”據朱門高足蔡沈說，直到朱熹去世的三天之前，他還“改《大學·誠意》章”，“又修《楚辭》一段”。《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后世最通行的儒學讀本，《詩集傳》與《楚辭集注》成為后人讀詩、讀騷的重要版本，這是朱熹畢生事業的最大成就，是他對傳承文化做出的最大貢獻。

動植物的生命奧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復制基因，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傳。一個民族要想繁衍昌盛，永世長存，敬畏傳統、傳承文化便是最可行的生存策略，整理典籍、傳播觀念便是最有效的操作方法。像孔子一樣，朱熹也是為文化傳承做出巨大貢獻的古代學者。拙著《朱熹文學研究》雖然水平不高，但對朱熹著述活動的敘述比較詳細，對朱熹學術精神的歸納尚稱準確。在普及古典名著、弘揚傳統文化成為時代精神的今天，拙著的重版或許有所裨益，希望以此與廣大讀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