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成書于1716年，是清代重大文化工程之一，是第一部集體纂修的大型官修字書。作為一部古典辭書，無論是其體例之完備，還是內容之豐美，都遠超前代。清代的中國，無疑是東亞漢學的中心，字典自成書后便成為漢字文化圈內各國學習、模仿的對象。此一時期，西方學者開始關注神秘的東方大地，然而漢字的繁難客觀上阻礙了他們的探索步伐，西方漢學者們把《康熙字典》當作學習漢字的“金鑰匙”，以此開始了漫長的漢字探索之旅。《康熙字典》這艘濃縮千百年中華文明的巨舶，駛向了更為廣闊的大洋，在世界漢學史上留下雄渾壯闊的航跡。

清代學術風向與《康熙字典》編修經過

明末清初，西學東漸，考據歷史，很多語言文字學術上頗有建樹的學者都或接觸過西學。中西學術思想的碰撞與交流，為中國學術發展帶來了新的內容、方法與視角。正基于此，清代考據學在思維模式與方法論上有了更多的突破與創新。清儒的語言文字成就自是中國學術發展規律的必然，但我們也不應忽視異域文化在中國學術發展長流中所泛起的漣漪。

正是康熙對文化所持的包容、開放態度，使得字典在編寫之初，便確立了“兼容并蓄”的編纂、收錄原則，具體表現在：一是收字上的全面，廣泛收錄了歷史文獻中出現的正、通、俗、訛各種字形，同時楷篆對照，成為當時收字最多的字書；二是廣泛收集歷代韻書中的語音信息以及方言材料，為研究提供方便；三是采用“以字引詞”的體例，廣收歷代文獻中的專名、名物詞等漢語詞匯，漸與現代詞典過渡；四是從歷史文獻中搜索相關語料例證，標明出處，使得釋義更具理據；五是字典并不排斥外來的語言成分，廣泛搜錄歷史文獻中存在的“非漢語”詞匯，其中包括民族語及外語，如匈奴語、吐蕃語、契丹語、羌語等材料散落于字典各處。

中國自古以來尊王攘夷的文化傳統，讓清王朝在文化上多少處于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努力通過組織大型的文化工程去扭轉過去人們對滿清“馬上奪天下”的刻板印象，如纂修《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等大型辭書、修四庫全書等；另一方面，這種精心營造的文化形象又是不容置喙的，呈現出嚴苛且封閉的特點。清儒王錫侯因其著《字貫》妄議、訂訛字典，不避康熙帝名諱，被滿門抄斬。自此《康熙字典》在國內再無人敢評論、指瑕、修訂。直至1827年，王引之奉命訂訛字典，作《字典考證》，訂訛二千余條，字典才獲得第一次正式修訂。實際上，字典卷帙浩繁，歷經六年才得以成書，但由于集體修訂、總修官離世、編纂人員變動等原因，字典內容訛誤眾多。只有通過一次次地修訂與再版才能日臻完美。然而長久以來政治上的“不容置喙”使得這些訛誤被保留，極大地影響了字典的質量，也致使《康熙字典》成書之后至清滅亡的近二百年，中國漢字辭書的編纂與研究基本停滯。長久以來，談及《康熙字典》時，似乎總以批評居多，畢竟作為一部工具書，內容的準確、可靠是擇選的關鍵。

然而，《康熙字典》的海外流傳路徑及影響，為我們展開了別樣的歷史畫卷，從中我們不僅看到了百年以前中華文明的海外影響，也為百年前漢語的國際傳播路徑描繪出清晰的軌跡。

《康熙字典》的域外傳播

《康熙字典》成書后不久便通過政府賜書、書商進口、翻刻、改編等形式在漢字文化圈內風靡，成為朝鮮、日本、越南漢字辭書編寫時必要參考模本，產生了一系列譜系辭書。日、朝、越的學者可以相對自由地對字典進行訂誤、改編，使之更適合本國讀者使用。

字典傳入朝鮮的時間相對較早，據考證不會晚于1729年，但是由于當時朝鮮對于清廷微妙的文化心態，致使這一時期很多朝鮮漢字辭書在編寫上雖然參照了《康熙字典》，卻不愿提及，正祖大王李祘曾在《弘齋全書》中這樣評價《康熙字典》：“字學蔑裂，莫近日若。如張自烈《正字通》，釋適之《金壺字考》。《康熙字典》非不鉅麗纖悉，間亦有失真而傷巧者。字學之難有如此。”（《弘齋全書·卷一六二》，《韓國文集叢刊第二六七冊》，164頁）我們對這些文獻進行挖掘與整理時，還是可以發現其對字典的參考證據，以《康熙字典》為參考，所編寫的朝鮮辭書有《全韻玉篇》《字典釋要》《新字典》及《字類注釋》。

在日本相關衍生文獻最多，一方面這與這與日本自身的漢學傳統及對漢籍的容受模式相關，此前中國的很多辭書傳入日本后都成其效仿、改造的對象，比較典型的是《玉篇》《字匯》《正字通》，以此為模型，衍生出大批標注假名的漢和辭書；另一方面日本明治維新后，市民階層崛起，日益高漲的閱讀熱情也使得漢字普及、學習成為社會發展需要。基于此，除翻刻本外，日本還產生了訂誤類（《字典琢屑》《康熙字典考異正誤》《標注訂正康熙字典》《增訂康熙字典》）、和訓注音類（《訓蒙康熙字典》《袖珍康熙字典》《增訂補正訓蒙康熙字典》《音訓康熙字典》《鰲頭音釋康熙字典》《掌中康熙字典》《國訓寸珍康熙字典》）、講解研究類（《初學索引》《康熙字典等韻指示》）三類文獻，以滿足不同層次讀者之需——上層文人多擇選翻刻本、訂誤本、研究本，漢學修養一般的普通人則多擇選和訓注音本、講解本。

字典傳入越南的時間據《清史稿》記載為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帝賜書（《清史稿·第四十八冊》，14644頁）。但是由于越南自身的語言文字系統形成較晚，字典傳入前沒有形成相對成熟的漢字辭書模型，加之隨后內憂外患的歷史環境，字典在越南的發展遠不及日、朝兩國，但也產生了《國字新音》《華文字匯纂要習圖》及《字典節錄》三部相關文獻。

可以說，漢字文化圈內朝、日、越三國對于字典的熱忱，主要與漢字在其文字系統中的重要地位有關系。他們借助漢字，進一步完善自身的文字體系。與之相比，此一時期的歐美學者則更期待通過字典，學習漢字、漢語，從而探尋神秘的東方文化。

《康熙字典》在歐美國家的流傳主要通過西方來華傳教士。“大秦中國景教碑”的出土激發了西方學者對于中國語言文字的學術興趣，“漢字之鑰”的迷思又掀起西方學界對于漢字研究熱潮。他們意識到掌握漢字是學習漢語、研究漢學必經之路，正因于此，他們急于跨越繁難的漢字藩籬。辭書通過語言框架濃縮集合各類知識，是快速了解一國語言文化的捷徑。于是，編寫一部合適的漢外辭書是當時迫切所需。字典以前，西方學者多是通過前代傳教士流傳下來的詞表來學習漢字、漢語，他們渴望通過一部中國的辭書搭建框架，編寫符合西方學者學習需要的辭書。《康熙字典》自然受到此一時期西人的青睞。然而，這樣一部集合了各個時期語言資料的學者型辭書，對母語非漢語的西人而言，查考、翻譯難度甚大，翻譯更難實現。于是借助字典原有的結構框架著手編寫適合本國人使用的漢外辭書成為當時折中的方法。二一四部首體系成為此一時期他們搭建辭書框架的首選，此一時期的很多漢外辭書雖然結構上采用西方傳統的字母次序，卻將二一四部首作為重要的補充。

世界漢學成果的互動

《康熙字典》在海外流傳的過程，中外研究的互動也同時發生。海外學者在接受、改造字典時，會吸收中國學者的研究或者建議，如石川鴻齋在編寫《康熙字典鰲頭音釋》時參考王錫侯的《字貫》；馬禮遜、湛約翰等西方傳教士編寫字典的過程中也接受過中國老師的幫助；韓國《新字典》借鑒了中國的《新字典》。同時，這些《康熙字典》譜系之下的辭書成果也對中國的辭書編纂、語言文字研究、國際中文教育等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康熙字典》域外研究成果對近現代中國辭書編纂的推動作用不容忽視。一方面域外研究成果，使《康熙字典》辭書質量提升。國人所編的《校正康熙字典》（1964）、《新修康熙字典》（1979），兩部辭書的共通點是均參考日本渡部溫的字典校正成果，用域外字典的研究成果完善國內的字典修訂。另一方面，字典的域外研究成果，間接推動中國漢外辭書的編纂。據內田慶市考證，“中國人編纂的漢英字典以鄺其照的《字典集成》為嗃矢”，該書編寫參考馬禮遜、麥都思、衛三畏辭書素材，故名“集成”（《字典集成（珍藏本）》，1-2頁）。三位傳教士的辭書均參考《康熙字典》體系框架，又依據實際需要，在框架內補入新的語言材料。

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域外《康熙字典》相關成果對當下國際中文教育的啟發意義。西方傳教士早期以字典為參考編寫辭書、教科書帶有明確的教學目的。為了迅速掌握漢語、漢字，盡快勾勒中國語言文字體系輪廓骨架，達到教學目的，必須編寫一部適用的辭書。字典內容過于繁難、冗雜，必須大刀闊斧地改造，使之為我所用。正因于此，他們始終帶著審視的目光，思索漢字學習的捷徑。早期傳教士們對二一四部首表的翻譯與分析，馬禮遜用英語對羅馬字注音的摹讀，馬士曼、湛約翰、衛三畏對漢字層級的劃分……這些探索與努力都試圖改變當時西人的學習困境。他們的思路與方法恰可啟發我們當下的國際中文教育。

此外，《康熙字典》域外譜系辭書本身也是記述語言文字的重要材料。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借助字典的宏觀框架，全面地搜集、整理各類漢語詞匯，收錄大量的漢語口語、俗語詞，已成為近代漢語詞匯研究的重要參考。湛約翰的300基礎字形的選定，是對《說文解字》及《康熙字典》部首體系深入考察的結果，其對漢字部件能產性的研究同樣發人深省。另外，早期傳教士的羅馬字注音體系，日、韓學者為字典標注的假名、諺文注音也有一定的語音研究價值。《康熙字典》相關研究論著，不乏域外學者對字典體例、內容的深度思索，對理想辭書模式編寫的創見，對我們如今的漢語、漢字研究亦有參考價值。

《〈康熙字典〉一系辭書文獻研究》的內容及特點

《〈康熙字典〉一系辭書文獻研究——以國際視角為重點》（裴夢蘇著，廈門大學出版社2023年5月版），就字典成書后在東亞、歐美等地影響展開研究，通過語言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細致分析了《康熙字典》譜系下的海外辭書、教科書、專著二十余部，描寫與構畫字典的流傳譜系，挖掘字典海外傳播的路徑、影響，通過研究《康熙字典》海內外流傳之異，探討近代東西漢學發展之別。

全書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總括海外《康熙字典》一系辭書文獻的相關研究成果及本課題的研究價值；第二章、第三章分別介紹了字典在歐美地區及漢字文化圈的流傳、接受與改造情況；第三章為《康熙字典》系辭書在海外影響研究，探討了導致字典國內外影響差異的原因，比較了《康熙字典》在東西方的影響差異；第四章為《康熙字典》研究中外互動，重點討論了字典中外互動模式及其價值與意義。

全書共收錄海內外156種《康熙字典》版本，其中豐富的辭書史料無論是對辭書研究還是海外漢學研究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全書內容不僅關涉語言研究相關問題，為了盡量將字典海外流傳的歷史譜系描寫得更為清晰、全面、立體、生動，作者也多從中外歷史文獻材料中搜集字典流傳影響的相關的論述，其中不乏很多生動有趣的歷史細節，值得品讀與玩味。即便不將此書作為語言文字學相關研究資料，本書豐富的人文細節也同樣具有可讀性。

周有光先生提出當下語文研究當具備宏闊的國際視野，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國，他說：“登喜馬拉雅山而小東亞，登月球而小地球。”（《百歲所思》，56頁）正因于此，傳統經典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自身，當跳脫傳統單一視角，打破國別限域，在更為廣闊的世界背景下去看其影響、價值。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已然成為當下熱度最大的時代議題之一。但是，我們似乎將關注點更多地落在文化外向傳播投擲的動作上，往往忽略其降落后所泛起的層層漣漪，鮮少有一個完整的“走出去”的案例與模型。觀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國家、地區對同一文化個案的反應與投射，這不失為比較漢學研究的極佳視角。百年以前，《康熙字典》這艘巨舶便已滿載中國文化，真正地駛入世界的海洋，將中華文明的種子播撒四方，它的航跡同樣波瀾壯美。《〈康熙字典〉一系辭書文獻研究——以國際視角為重點》所描繪的字典域外傳播譜系與路徑，正是百年以前中國文化“走出去”最好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