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回眸宋慶齡在此前后，憑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崇高聲望為救國救民所做的工作，令人深深感動。

發電表明立場

1929年6月2日，宋慶齡由南京抵達上海。下火車后，她派秘書向前來采訪的新聞記者說明：此次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國葬儀式，“長途勞頓，故來滬休息”。

8月1日，宋慶齡發給國際反帝大同盟一封電報，其中指出：“反動的南京政府正在勾結帝國主義分子勢力，殘酷鎮壓中國人民大眾。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后，他們已不可避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但是中國人民大眾，不因受鎮壓而氣餒，不為謊言宣傳所蒙騙，他們只是將站在革命一邊進行斗爭”。

有人把這封電報印成傳單，從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頂樓撒下，市民們爭相傳閱。一位朋友問及宋慶齡的感受時，她說：“自從我發了電報之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須表明自己的信念，至于我個人會遇到什么后果，那是無關緊要的。”

8月10日，戴季陶登門“拜訪”，宋慶齡當面訓斥他：“你散布謠言把我的電報視作共產黨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可以證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寫的。”

9月21日，宋慶齡乘郵輪前往法國，料理制作孫中山銅像事宜。11月中旬，她轉赴德國，在柏林致函楊杏佛提及：“我一直在試圖說服人們在歐洲設立一家中國新聞機構的必要性。英國、法國和日本的報紙經常散布對我們不利的新聞，而我們卻沒有辦法去糾正！”

其間，宋慶齡常在圖書館“沉湎于書籍之中”，她還擔任國際保衛革命者委員會領導機構成員。1931年5月28日，她曾致函楊杏佛，其中說：“衷心感謝你好意打電報給我”“我住了三個多星期的醫院，剛剛出院。我受了不少痛苦，發了幾天高燒”“我很想知道更多的國內‘政治’。你寫信能否多充實一些少保守一些？談談你的看法和一些預見”。

發表《宋慶齡之宣言》

1931年8月13日，宋慶齡返抵上海，到西摩路宋宅（今陜西北路369號），在母親靈前祭奠；8月18日，她出席母親葬禮。

9月18日，日軍在沈陽發動九一八事變。國民黨當局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卻推行不抵抗政策，殘暴鎮壓愛國運動，宋慶齡對此非常憤慨。不久，她會見剛由法國抵滬的何香凝，兩人就抗日事業暢談甚久。

12月19日，宋慶齡撰寫政治宣言。當天下午，史量才主持召開上海日報公會緊急會議，要求各報全文登載。翌日，上海多數報紙都不顧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檢查令，發表《宋慶齡之宣言》（后收入《宋慶齡選集》時，題目修改為《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其中指出：“當作一個政治力量來說，國民黨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是一件無法掩蓋的事實”“由于日本公然侵入我東北，廣州和南京，這兩個集團由于國難當前和輿論的譴責，都不得不暫時停止公開的戰爭，而召開所謂‘和平統一會議’。陰謀圍繞著會議進行了三個月之久”“僅在三天以前，在帝國主義國家使節的命令之下，這個‘統一政府’竟力圖鎮壓愛國的學生運動”“暴行是在這樣的時候演出的：一支外國帝國主義的軍隊正向錦州推進，而所有賣國賊和帝國主義分子正受到優遇、阿諛和保護”“我不忍見孫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國民黨軍閥、政客所毀壞。我更不忍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的中國，因國民黨背棄自己的主義而亡于帝國主義”“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組織國民黨的目的是以它為革命的機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創造起來的任務，我們對它的滅亡就不必惋惜。我堅決地相信：只有以群眾為基礎并為群眾服務的革命，才能粉碎軍閥、政客的權力，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我深信：雖然今天當權的反動勢力在進行恐怖活動，中國千百萬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棄自己的責任；反之，由于國家當前形勢的危急，他們將加緊工作，朝著革命所樹立的目標勝利前進”。

戈寶權在《高爾基與孫中山和宋慶齡》一文中回憶：“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占了我國東北；接著1932年又發動了進攻上海的‘一·二八’戰爭，高爾基對日本軍國主義者這種‘空前卑劣的暴行’表示了無限的憤慨。當宋慶齡同志代表反帝大同盟向全世界的進步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發出呼吁時，她發了一份電報給高爾基，請求他給予聲援。高爾基立即在1932年3月2日的《消息報》上，發表了《響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呼吁》一文，其中有力地指出：我懷疑，是否能用語言來援助中國的無產階級……資本家們并不反對發動新的大屠殺。無產階級能夠阻止住他們——他們知道應該怎么做。援助中國——世界無產階級團結的表現——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業。只有無產階級能夠有力地說出：‘不準干涉中國！’——能夠更加有力地證實，這并不是一句空話。”

蔡建國（蔡元培后人）在《崇高的革命氣節》一文中回憶：“‘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全國人民掀起了要求抗日的浪潮。北京大學教授許德珩、侯外廬等人因多次發表演講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遭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宋慶齡在上海得知這一消息，立即同蔡元培以民權保障同盟負責人的名義致電宋子文、于學忠，要求釋放，電文說：‘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監禁各學校教授學生許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釋，摧殘法治、蹂躪民權，莫此為甚。年來國事凌夷，民氣消沉，皆坐民權不立，人民在家時懷朝不保暮之恐懼，對外何能鼓同仇敵愾之精神……望即日釋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學校師生許德珩等，以重民權而張公道。’并委派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由滬赴北平，親自斡旋，把許德珩營救出來。這一時期，他們還出力營救了廖承志、陳賡、丁玲、潘梓年等許多革命志士。”

當時，宋慶齡呼吁抵御外敵和支持愛國運動的壯舉，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不懼危險赴前沿陣地

1932年1月，在侵滬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前夕，宋慶齡在上海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寓所與史量才、楊杏佛交換對局勢的看法，她認為：“日本人得寸進尺，氣焰很盛，看來上海的戰事是不可避免的”“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抗戰情緒很高，蔡廷鍇、蔣光鼐等將領的態度都很堅決，應當給他們以支持，作他們的后盾”。

1月30日，宋慶齡、何香凝赴真如十九路軍前線指揮部慰問，她熱情褒獎該軍洗刷了九一八不戰而退的恥辱。

2月6日，宋慶齡偕宋子文夫人張樂怡再次到真如，她巡視戰地時手捧戰利品在殘壁前留影，以表示與十九路軍官兵一起抗戰到底的決心。

2月12日，宋慶齡又前往吳淞，不懼危險赴前沿陣地向官兵致意，并對旅長翁照垣說：“守吳淞之功極偉，尤望繼續奮斗，不使我中國有寸土入于敵人之手。”由于國民黨當局未發給棉衣，并拖欠軍餉，十九路軍官兵在數九嚴寒天僅穿單薄衣褲；宋慶齡從前線歸來，立即發動各界緊急提供御寒衣物。在數日之內，3萬余套棉衣、絲棉背心分批送到部隊。

十九路軍被迫撤離后，許多傷員留在當地。宋慶齡鑒于戰時醫院力量分散，便與何香凝等積極奔走，借徐家匯交通大學部分校舍建起國民傷兵醫院，使傷員們得到妥善安置和治療。

1933年3月8日，國民御侮自救會成立于上海，宋慶齡擔任會長。在成立大會上，宋慶齡發表演講，呼吁“中國的一切男子、一切婦女與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農民、學生與義勇軍一齊聯合起來”，并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全國軍隊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適當的軍械與飛機，應開拔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等要求。

9月30日，經中共江蘇省委的周密安排，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會議（即遠東反戰大會）在上海舉行。這天凌晨，宋慶齡在黨組織的交通員陪同下，甩掉特務的跟蹤，悄悄進入會場。

宋慶齡主持會議并致開幕詞。在世界反戰委員會主席、英國工黨議員馬萊報告各國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形勢之后，宋慶齡作《中國的自由與反戰斗爭》演講，明確指出：“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但是我們擁護武裝人民的民族革命戰爭”；她還號召：“在反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斗爭中，即在爭取中國的統一、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斗爭中，團結一致！”

會議通過了《為反對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進攻中國紅軍的抗議書》《反白色恐怖的抗議》《反對帝國主義法西斯蒂恐怖的抗議》等，并成立由宋慶齡擔任主席的世界反戰委員會中國分會。

這次會議的召開，表明中國進步力量與世界反戰力量更緊密地牽手，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已匯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洪流。

（作者系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