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選在中秋節前出游，原是為了到陜西吃蘋果。黃陵縣將水果種植產業作為扶貧手段，已經深刻改變了農村的產業結構，農民收入大幅提高，村莊也開始顯現出整潔富裕的樣貌。清晨我走向蘋果園，看到田壟間苣荬菜相互交錯的葉子上結了一層閃亮的霜花，成熟的玉米秸稈在朝陽中呈現出梵高式的干草黃。果園里多數都是矮種蘋果，樹干不高，方便采摘，而且結果較密，遠遠望去好像果實成串。我選了一顆模樣討人喜歡的蘋果摘下，用面巾紙擦干凈表皮，它立刻變得仿佛能夠發光一般，亮閃閃地反射著晨光。果農介紹說：“你們城里人沒見過蘋果在樹上的模樣，總是誤會我給蘋果打了蠟，它根本就長得心疼得很嘛。”

望著手中寶光流動的蘋果，我不由得感嘆：這是我親自動手摘下，完全成熟，經過了初霜的果實啊！于是我大咬一口，果汁濺到臉頰和手腕上，口感清涼爽脆，滋味甘美馨香。難怪2000多年前有人懸揣，亞當與夏娃在伊甸園中那么無憂無慮，為什么依然禁不住誘惑，要偷食蘋果呢？原來，站在果樹邊吃蘋果，這種幸福感簡直就是對人生的獎賞。

來到黃陵縣，沒拜謁過黃帝陵，就等于沒來。陵園的建筑軒敞高闊，形制壯觀且意象深遠，與人們對華夏民族始祖的想象很能契合。這里的黃帝像不是通常的帝王坐像，冕旒長髯，而是選用了山東武梁祠出土的東漢淺浮雕石刻立像，人物形象年輕英俊，舉止生動有趣，觀之令人心生喜悅。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毛澤東《祭黃帝陵文》）

陵園中的石刻碑文甚多，當我看到毛澤東手書的《祭皇帝陵文》石刻時，有關這段歷史的記憶便如潮水般涌來。今天我們常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這篇祭文在此地宣讀的那一刻，則正是世界深陷上一個百年大變局之中的時候。

自2000多年前開始，歷代帝王或中央政府都會在黃帝陵前舉辦大典，宣讀祭文，祭祀這位華夏始祖。1937年4月5日，國共兩黨在此地共同舉辦公祭，國民黨元老張繼主祭，宣讀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的祭文，此文工整雅馴卻無新意，在此就不引述了。然后，林伯渠代表“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助祭，宣讀了毛澤東親筆書寫的這篇祭文。

在祭祀黃帝的大典上同時宣讀兩個黨派的兩篇祭文，這大約是亙古未有之事。我們今天研究這件事的時候，不論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遠影響上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最終取得革命勝利的結果上看，都能夠發現，在兩黨聯合公祭黃帝陵的這一時刻，世界上正在發生著百年大變局必有的種種先兆。

“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

從國家安危與民族榮辱的角度來看，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軍侵占中國東北，隨后，1935年日軍積極策劃華北自治。將這兩件事與當時歐洲政局的惡化和納粹德國重新武裝聯系起來看，幾乎可以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前國際局勢的翻版。早在20世紀初期，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后，日本帝國對中國東北進行全面滲透與侵占。在亞洲發生如此重大變局的關鍵時刻，英法等歐洲強國卻完全忽視了新近崛起的日本帝國對世界殖民地再分配趨勢的誘導和推動作用，同時他們也對德意志帝國主動發動戰爭的可能性深陷無謂的爭論與無力的外交之中，于是，隨后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造成嚴重破壞，大英帝國世界領袖的地位也因此被深刻削弱了。

正因為有過一系列慘痛的教訓，當日本帝國和納粹德國近幾年再次開始軍事準備和軍事動作的時候，全球許多有識之士都能清楚地認識到，世界大戰當真有可能第二次爆發，其中最顯著的征兆依然是日本帝國在亞洲的殖民野心和軍事行動。正因為如此，1937年國共兩黨能否第二次合作，已經成為中國乃至全世界都在深切關注的大事。

“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

毛澤東便是能夠看清當時世界大變局的有識之士之一，早在1935年紅軍被迫長征之始，中共中央便提出“北上抗日”的目標。在國共兩黨公祭黃帝陵之前6個月，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剛剛會師，成功結束了以北上抗日為目標的艱苦長征，在陜甘蘇區扎根并發展起來。而“北上抗日”這個基于民族大義的目標，簡單明確，直指人心，在國際國內形勢的劇烈變動中，越發顯出其前瞻性和現實性。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前一年6月潛入陜甘蘇區，深入采訪了中央紅軍和蘇區各級干部，4個月后他回到北平，發表了大量英文通訊報道，向世界介紹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情況。公祭黃帝陵之后6個月，埃德加·斯諾的長篇紀實報道《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在英國倫敦出版，這部作品立刻成為全球最為暢銷的書籍之一，同時也讓埃德加·斯諾成為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那樣的世界級著名記者。

就在公祭黃帝陵的那天，一直協助埃德加·斯諾寫作的斯諾夫人海倫正在北平進行秘密緊張的準備工作，并且在16天之后動身前往延安，進行了長達5個月的深入采訪。我個人認為，這位個性獨立，秀外慧中的女記者在文筆和采訪能力上都比她的丈夫水平高。采訪歸來后，海倫以尼姆·韋爾斯的筆名出版了《續西行漫記》等三本著作，讓全世界讀者有機會真切、詳細地了解延安軍民在抗戰期間的工作與生活，生活化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了解他們的理想與斗志。

“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論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

從國共兩黨來看，公祭黃帝陵的那一天，正是國共雙方做出重大決策，迎接深刻轉機的時候。4個月前，張學良、楊虎城率領東北軍和西北軍將士發動了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中共領導人在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既推動國民政府改進抗日政策，變消極為積極，同時也讓國民黨領導層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以國家民族為重，言必信，行必果。

公祭黃帝陵之前兩天，即4月3日，國民政府的軍事理論智囊，對日戰策的主要設計者蔣百里，在上海大公報社正式出版發行了他的重要著作《國防論》，書中明確指出日本乃中國的主要敵手，并闡述了一系列明智的應對戰策。

公祭黃帝陵之前一天，即4月4日，周恩來完成了在杭州與國民政府關于國共二次合作的談判，剛剛回到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中央對談判結果表示滿意。這也就意味著，從公祭黃帝陵，宣讀兩篇祭文開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從實質上形成。

“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尚饗。”

今天重讀毛澤東的這篇祭文，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這其實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國家危難之時的一篇重要宣言，是向全國人民表明愛國救國的立場，是向全世界宣告抗日救亡的決心，也是鄭重向國民政府表明中共的合作方針與友好姿態。

拜辭黃帝陵往山下走，我望著一株株千年古柏，撫今追昔，感慨良多。這些古柏就仿佛是華夏民族歷史上一次次大危局、大成就和大進步的紀念碑，其深紋厚拙之姿，奇矍峻卓之態，便是大一統的中國數千年不敗不倒不散，綿續至今的絕佳象征。我一路行來，深切感受到天地山川古木人倫之正氣，神清氣爽，目澈心澄。明年，我一定會再來，而且是在舉辦祭祀大典的時候。

（作者系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