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日，在北平（今北京）出版的《中法大學月刊》（一卷二期）登載了11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嚴濟慈寫的《郎之萬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學上的貢獻》。緊接著，《科學》十五卷十二期（1931年12月）再刊此文。《科學》雜志的編者按寫道：“郎之萬教授為此次來華國際聯盟會教育考察團四人中之一人。已于本年10月到京，爰將嚴君濟慈此文急為登出，以饗讀者。”

郎之萬是何許人也？嚴濟慈為何要寫這篇文章介紹他？本文作者梳理出了嚴濟慈和郎之萬的故事。

郎之萬其人

嚴濟慈在《嚴濟慈先生訪談錄》中說：“郎之萬教授是我的老師，1931年訪問中國，在北平期間是我接待的。他在法國的威望很高，與居里夫人齊名。他還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通過他可以在巴黎召開各進步團體參加的群眾大會。”

網絡上曾經流傳著一張著名的照片——1927年索爾維會議上世界頂級科學家的合影。照片上，前排正中坐著的是愛因斯坦，他右邊留著兩撇八字胡的那位就是郎之萬。

1888年，16歲的郎之萬考入巴黎市立高等工業物理化學學校。此時，大名鼎鼎的皮埃爾·居里教授正在該校任物理實驗室主任。居里教授“極贊賞郎之萬之聰穎好學”，傾力相授。在名師指點下，郎之萬的學業突飛猛進，三年后以極優異的成績畢業，并獲得理化工程師學位。然而，他沒有像大多數普通人那樣，以工程師頭銜輕松地找份工作謀生糊口，而是繼續升學深造。1893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嚴濟慈在《郎之萬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學上的貢獻》一文中感嘆道：“……投考高等師范，實為其一生成功之莫大關鍵；不然，工程師碌碌終日，天才湮沒無聞，亦未可知也。”

郎之萬最著名的研究是使用皮埃爾·居里的石英壓電效應，發明了聲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反戰，減少傷亡，他潛心利用水晶片通電后發出的超聲波，制成一種探測潛水艇并以回音確定其位置的裝置，作為探測水下障礙的手段。雖然這一裝置正式運行時戰爭已經結束，但其原理卻構成了現代聲吶的基礎，在軍事上和生活中具有廣泛用途。后來，人們不僅用超聲波來探測潛水艇、魚雷，以及海底障礙物等，還用來測量海底深淺及輪廓，尋找魚群，精準捕魚等。

郎之萬還關心政治，以科學投身于人類的進步事業。他是法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篤信馬克思主義。一戰中，他用科學研究投入國防事業；二戰中，他公開反對納粹，發起成立了堅決反對納粹主義和暴亂傷害的組織——反法西斯分子警覺委員會，不懼德國蓋世太保的拘捕迫害。

他堅決支持中國的抗戰，還親力親為，在國際社會奔走，推動多方聲援活動。為了支持中國抗戰，他譴責巴黎當局“懦弱”，不肯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批評國際聯盟“不作為”，對日本侵略行為“袖手旁觀”；指責美國自私自利以及目光短淺的對華政策。

郎之萬在科學上的卓越貢獻和政治上的高風亮節，博得了法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1948年，他逝世兩年后，遺體被移葬于巴黎塞納河南岸的國家先賢祠，與伏爾泰、盧梭、雨果、左拉等巨人并列，為世人所瞻仰和銘記。

郎之萬中國行

1931年10月至12月，國際教育聯盟應中國政府邀請，組織考察團來華考察教育文化等問題。據崔軍偉《1931年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來華述論》一文所寫，國際教育聯盟考察團此行主要任務是“研究中國國家教育之現狀，及中國古代文明所特有之傳統文化，并準備建議最適之方案”。考察團除隨行工作人員外，主要由四位深有專長、享譽國際的專家組成，他們是：教育行政專家、柏林大學教授柏克爾，主要負責考察教育行政狀況；語言學家、波蘭華沙大學教授華爾斯基，主要負責考察國民教育及識字運動；物理學家、法蘭西學院教授郎之萬，主要負責考察自然科學教育狀況；社會學家、倫敦大學教授唐奈，主要負責考察社會經濟各學科教育狀況。

郎之萬在華3個月，隨考察團走遍中國南北10多個縣市，除了考察中國的自然科學教育狀況外，還在上海、杭州、北平等地發表了10余場講演。其中，刊登在《中法大學月刊》的《太陽熱之起源》就是他在北平中法大學所做的有關天體演化的講演，他在講演中詳細介紹了當時最新的太陽能源研究成果。

考察團到達上海時，九一八事變剛發生不久，郎之萬對日本的侵華行徑十分憤慨，積極參與各種聲援中國的活動。他還寫信給法國總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國際聯盟，譴責法國和國際聯盟對日本侵略中國采取袖手旁觀的態度。

郎之萬是考察團中唯一的自然科學大家，他的到來，中國科學界高度重視。《中法大學月刊》和《科學》分別發表了《郎之萬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學上的貢獻》，充分表達了中國科學界對郎之萬的崇仰敬意。郎之萬與中國科學界尤其物理學界的多個科研機構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流。在考察團完成考察任務后，他沒有同其他成員一道返回歐洲，而是留在北平與中國物理學界又進行了大約兩個星期的學術交流，直到1932年1月中旬才啟程返法。

郎之萬建議中國物理學工作者應聯合起來，成立中國物理學會，并加入國際物理學聯合會，加強與國際物理學界的溝通交流，從而促進中國物理學的發展。并表示自己愿意為中國與國際的溝通做牽線搭橋工作。

在郎之萬的建議和推動下，1932年8月，李書華、梅貽琦、葉企孫、吳有訓，還有嚴濟慈等人，在北平發起創建了中國物理學會，并在清華大學召開了中國物理學會成立大會，由北平研究院副院長、老資格的留法物理學家李書華擔任第一屆會長，郎之萬則成為中國物理學會第一位外籍會員。

郎之萬和嚴濟慈

郎之萬1872年1月23日出生于巴黎，巧合的是，嚴濟慈與這位異國老師竟是同一天的生日。嚴濟慈生于1901年1月23日，比郎之萬整整小29歲。冥冥之中，這師生二人似乎有著某種不解之緣，盡管遠隔千山萬水，終有亦師亦友的情誼。

有人說：“嚴濟慈是我國研究水晶壓電效應第一人。”也正是這個“晶體壓電效應”串起了嚴濟慈與法布里、居里夫人、郎之萬等法國物理學大師的傳承淵源。

1925年，嚴濟慈在巴黎大學寫博士論文，他的導師夏爾·法布里教授給他的研究題目是《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這個題目源自皮埃爾·居里和雅克·居里兄弟倆的發現。早在1880年，同為物理學家的居里兄弟發現了晶體壓電效應，并提出了舉世公認的“居里對稱原則”。這是一項偉大的發現，引起了科學界的廣泛注意，并投入精力對其應用價值進行探索。比如，居里夫人在發現鐳的放射性時，曾經用水晶片制成一臺測量放射量的天平；郎之萬在一戰期間，也利用水晶片通電后發出的超聲波，作為探測水下障礙的手段。

皮埃爾·居里的老師李普曼教授推斷，石英晶體壓電效應的正、反現象的兩個系數應該相等。可是，在1927年嚴濟慈的博士論文發表之前，皮埃爾·居里、倫琴等科學家都只測出了“正現象”，即石英受壓后產生的電量的數據；對于“反現象”，皮埃爾·居里只是通過實驗證明了它的存在，但一直無法測定其數據。1906年4月皮埃爾·居里不幸喪命于車禍，這項測定也就按下了暫停鍵。時光流轉至1925年，嚴濟慈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巴黎大學的規定課程，要著手寫博士論文了。導師夏爾·法布里教授以其慧眼看好這個聰穎勤奮的東方青年，把測定晶體壓電效應“反現象”這一重任交給了他。

由于這層淵源，可以想見，嚴濟慈寫博士論文的過程注定不平凡。這個題目與故去的皮埃爾·居里兄弟有關，自然也會得到居里夫人、郎之萬教授的關注和支持。居里夫人把早年皮埃爾·居里使用過的石英晶體片借給這個東方青年使用；身為壓電效應超聲波研究專家的郎之萬是早年皮埃爾·居里的得意門生，與居里一家人過從甚密，更是給予了承繼皮埃爾·居里實驗課題的東方青年許多切實的指導和幫助。由此，他們之間也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嚴濟慈經過一年半的摸索和實驗，終于攻克了難關。揭開了晶體壓電效應“反現象”的秘密。不僅完成了導師指定的任務，而且還有所拓展。他把論文題目具體為《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和光學特性變化的實驗研究》，經導師夏爾·法布里教授在法國科學院的例會上宣讀，轟動了巴黎。《巴黎時報》等各大報紙紛紛采訪論文的作者，還登出了他的照片，慷慨地給予這個東方青年莫大的榮譽。

超越科學的深情厚誼

1931年，郎之萬來華考察時，即將年滿60歲。此時，他早已功勛卓著，名聲顯赫；而嚴濟慈剛跨過而立之年，正是躊躇滿志、科學研究力最活躍的鼎盛時期。嚴濟慈于1930年應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先生之邀，籌建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并擔任所長。郎之萬的到來，對于剛成立不久的北平物理研究所，以及剛起步的中國物理學事業，無疑有巨大的鼓舞意義和切實的指導作用。嚴濟慈奮筆寫成《郎之萬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學上的貢獻》一文，詳細介紹郎之萬物理學研究工作的成就和意義，對郎之萬的科學貢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嚴濟慈還全程陪同了郎之萬在北平的考察和參觀，協助安排其在北平的各場講演，并擔任多個講演的翻譯。1932年1月4日和7日，嚴濟慈陪同郎之萬參觀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理化部。他們介紹了各自的“石英水晶壓電反現象”應用研究的進展情況，討論電磁波在大氣游離層中傳播問題，相互交流心得，切磋難點。在20世紀30年代，歐洲的科學水平高于美國，而法國又處于歐洲的頂尖水平。郎之萬這次訪華，使得嚴濟慈及時掌握了國際學術界的研究動向，對保持世界水平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2年1月11日郎之萬離開北平回法國，之后，嚴濟慈還和他保持密切的聯系，請教和討論學術問題，交往頻繁。

1935年，在郎之萬和法布里的推薦下，嚴濟慈當選了法國物理學會理事。

1937年，嚴濟慈陪同中法大學創始人李石曾到巴黎出席國際文化合作會議。會議期間，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了。在國際文化合作會議討論保護各國古代文物的議案時，嚴濟慈走上講壇，悲憤地對與會代表說：“各位先生，請大家注意一個現實問題。此刻，就在我們神圣的會議正在討論保護各國文物古跡的時候，日本侵略者已揚言，威脅要轟炸北京……北京是聞名于世的千年古都，我提請世界輿論公開譴責日本侵略者這一毀滅文化的罪惡性企圖！”

當嚴濟慈得知中共高層負責人吳玉章從莫斯科來到巴黎宣傳中國抗戰，想要會晤郎之萬教授時，馬上聯系郎之萬教授，安排他和吳玉章會面。由于郎之萬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吳玉章在巴黎的多次公共集會上，大力宣傳中國正在進行的抗日事業，無情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面目。自此，嚴濟慈與郎之萬從師生關系成為同道伙伴，相互間建立了超越科學領域的深情厚誼。

嚴濟慈的客廳里掛著李石曾題寫的一副對聯：“溫涼天氣二八月，道義朋友三五人。”嚴濟慈與法布里、郎之萬、居里夫人等法國科學家的交往和情誼，正是基于對科學的熱愛、對正義的追求，他們是真正的道義朋友。

（本文作者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嚴濟慈之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