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系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他們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參加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黨外人士。民主人士既是黨的統戰工作對象，又是黨的統一戰線的重要載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時期，都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毛澤東與民主人士的交往主要集中于延安時期、重慶談判期間和新政協籌備期間。不同時期的交往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也就有著不同的特點。延安時期，是為了打破國民黨的封鎖，讓民主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治主張，堅定對抗戰勝利和中國前途的信心。重慶談判期間，是為了揭穿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宣傳共產黨和平、民主、團結的主張，贏得了民主人士及社會各界的擁護和支持。新政協籌備期間，是為了與民主人士共商國是，共同建立新中國。

延安時期，許多關心中國命運和抗戰前途的黨外民主人士絡繹來到延安，毛澤東在繁忙之中抽出許多時間接待他們，答疑解惑，宣傳介紹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充分展示了領袖魅力。其中比較著名的有1938年1月，毛澤東與無黨派人士梁漱溟的交往，“在延安談話最多的是毛澤東先生。前后共談八次。有兩次不重要，一是他設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臨走之前，他來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兩個鐘頭。最長者，就是通宵達旦。——這樣有兩次”。梁漱溟通過訪問，聆聽了毛澤東關于《論持久戰》的主要觀點，排除了對抗戰前途的擔憂，“說中國一定勝利，我聽他的談話，把我心中的煩悶一掃而光”（《我的努力是什么》）。1940年6月，毛澤東與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的交往，“毛澤東主席來余寓所數次，或同午飯，或同晚餐”。陳嘉庚通過訪問，看到了毛澤東簡樸的生活及其與群眾的親密無間，排除了對中國前途的悲觀情緒，認為“中國有救星，勝利有保證”（《南僑回憶錄》）。

1945年7月，毛澤東與黃炎培等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也有交往。“今天談話時間特別長，談到的事項特別多。各抒所見，但不涉辯論，盡大家自由發表。結果約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見寫出來，明日公共閱看”。黃炎培通過訪問，留下了著名的“窯洞對”。有一次毛澤東問黃炎培的感想，黃炎培直言相告，“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莊重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延安歸來》）。

重慶談判期間，除參加和指導談判外，毛澤東還廣泛接觸各方面人士，其中多數是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以1945年8月30日為例，即到達重慶后的第二天，“由林園返回桂園。上午分別訪晤宋慶齡、赫爾利。到住地桂園商談的有：柳亞子、沈鈞儒、陳銘樞、王昆侖、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下午，前往中國民主同盟總部特園（又稱‘民主之家’）訪問民盟主席張瀾，民盟中央委員、特園的主人鮮特生在座”。“晚上出席張治中的宴會，于右任、孫科、鄒魯、葉楚傖作陪。宴會后，于右任辭去，吳鐵城來，毛澤東同他們交談”。有的民主人士是多次會晤和交談，三訪張瀾就是一段佳話。除8月30日訪問外，9月2日中午，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到特園，出席張瀾以中國民主同盟名義舉行的宴會”。毛澤東說：“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來了。今天我們聚會‘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國”。9月15日下午，“到特園看望張瀾，向張瀾介紹和談情況”。張瀾的建議，毛澤東表示贊成，并認為張瀾是老成謀國。

新政協籌備期間，中國共產黨邀請民主人士北上參與籌備開好新政協會議，共商建立新中國大計。僅從香港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就有20多批次177人，約占新政協會議代表的27%，這是一項龐大的統戰工程。為了表達真心和誠意，毛澤東親自迎接新政協代表。對于宋慶齡的迎接，至誠至敬，感人肺腑。1949年1月19日，“和周恩來致在上海的宋慶齡：‘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并對于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6月19日，再次“致信在上海的宋慶齡：‘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8月28日“下午四時，和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等到北平車站歡迎宋慶齡自滬抵平。晚上，設宴招待宋慶齡”。

對于程潛的迎接，關懷備至，令人感動。1949年9月4日，“函告周恩來、聶榮臻：‘程潛九月二日抵漢，四日由漢動身來平，請即令鐵道部注意沿途保護照料，不可疏忽。問準到平時刻，請周組織一批人去歡迎，并先備好住處’”。9月7日“晚十時，程潛到達北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等一百余人到車站迎接。八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和宴請程潛”。有人不理解為何給程潛如此高規格的禮遇，毛澤東予以解釋，既有政治高度，又是重情重義，“程潛是個元老，我們特邀他參加新政協。另外，我們又是老鄉，他是我的私交朋友，難道你們的朋友來了，你們還叫別人去接嗎？”

毛澤東不僅與民主人士共商國是，而且政治上給予充分信任，請民主人士參與國家管理，“這次政府的名單中，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還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有6位副主席，宋慶齡、李濟深、張瀾3位是民主人士。政務院4位副總理中，郭沫若、黃炎培2位是民主人士；政務院設有政治法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和人民監察四個委員會，其中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譚平山是民主人士。當黨內有些干部對民主人士不放心和怕麻煩時，毛澤東嚴肅指出：“現在黨內同志不懂得如何與黨外人士合作。這個問題不簡單，眼光要看到全國與全面”。

毛澤東不僅政治上關心民主人士，而且經濟和生活上也給予關心。1950年4月21日，在同李維漢、徐冰談統戰工作時，強調要重視民主黨派及非中共人士，“團結他們，使他們進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民主黨派的經費問題、民主人士的旅費問題”。嚴厲批評有些部門和地方不關心民主人士的做法，“像學校不收民主黨派分子，某地委看到民主黨派材料就把它撕掉，對黨外人士像踢皮球等等，都是不對的，也是不公平的”。毛澤東更是尊重和關心程潛，20世紀50年代每一次回湖南都要看望程潛，說“頌公老年人，免不了留戀家鄉，他在長沙有房子，我們給他在北京也準備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個職務，在北京也有職務，可以在長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參加一些重要會議，不要搞具體工作，讓他過好晚年”。

毛澤東不僅同民主人士有著政治溝通，而且有著詩書和思想文化交流。柳亞子是民國時期舊體詩壇領袖，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與其幾度詩詞唱和，既有“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的共同喜悅，又有“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的耐心勸導。新中國成立之后，許多民主人士寄來自己的作品和著述，毛澤東一般都給予答復，以示尊重。其中讀得最細的是章士釗的《柳文指要》，該書研究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洋洋百余萬言。毛澤東閱讀了全書，幫助改正錯別字，指出書中的引文尚有不當之處，還關心該書的出版，善意地給予提醒，“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后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1938年1月，梁漱溟訪問延安，毛澤東曾與其討論如何建設一個新的中國。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不明顯、不強烈、不固定，不同意搞階級斗爭，要走改良主義的道路。毛澤東則指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雙方的討論從晚六時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天明。新中國成立后，梁漱溟認同了毛澤東的觀點（《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

白居易詩云：“以心感人人心歸”。一般而言，民主人士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詩書和思想文化交流，是毛澤東禮遇民主人士的一道亮麗風景線，開辟了與民主人士內心交流的通道，更好地把民主人士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獻計獻策和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