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整個20世紀80年代，我們還處在一個逐步開化、與整個世界重新接通聲氣的時代，人們不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還比較閉塞、貧乏、僵硬。此前我讀文學評論，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寫出像《四部古典小說評論》那樣有氣勢的文章。可是讀《迦陵隨筆》，雖似懂非懂，但完全是另一個感覺，而且這感覺還是很新鮮強烈的。首先，談的是詞學，是純文學，也是我完全不懂的新內容。其次，運用的方法概念也是新的，文章雖短，但涉及文學、宗教各方面，不僅有儒、釋，還有耶教；談《人間詞話》，卻引用佛語，還有現象學、接受美學的理論。真的是讓人眼界大開。我就是讀“迦陵隨筆”才知道現象學、符號學這些新詞的。第三，文章的語言也新鮮，是那種典雅、平和的語言，和從容、溫和的語氣。

1990年秋，我大學4年級，開始給《南開周報》投稿。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報紙的天下。《南開周報》是南開大學校報，四個版，學校的重要信息、通知，上面都有。還有專版和副刊，內容豐富，非常正規，在南開園內地位很高，被我們稱為“南開的《人民日報》”。雖說在校內發行，但發行量驚人，每期高達5000余份兒，全校每位教師、每個學生宿舍都有一份兒。而且當年全國各大高校之間，校報互相交流贈送，所以，《南開周報》的實際影響是超出南開園的。1991年10月間，一次大家聊起來，想在報紙上搞點兒創新，就都說《光明日報》“學者答問錄”辦得好，有特色，我們也辦一個“學者訪談錄”欄目，讓我來寫。二版編輯楊光偉老師曾做過楊石先老校長的秘書，他說這個欄目就放在他的版上。正好這時系里通知，說葉先生有個講座。大家商量，就讓我去采訪葉先生，作為這個欄目的開篇。

當時系里指派余才林給葉先生做學術助手。老余長我幾歲，是同級研究生同學，跟郝世峰先生讀唐代文學。記得在葉先生講座前，請老余提前給葉先生打了招呼。葉先生的那次講座，其實是在中文系的一個小型講座，在主樓116小教室，人并不太多。葉先生講完，老余領我上前相見。葉先生站在講臺后面，因為剛講完課，顯得有點兒累，也比較嚴肅，話也不多，說寫完報道，要給她看一下。說話間，我就說起自己上中學時就在《光明日報》上讀到她的《迦陵隨筆》。葉先生知道我存有《迦陵隨筆》完整一套剪報，就說，她最近講課，要用到這組文章，需要查用其中一篇，但是她手頭兒沒有，問我可否借給她一用。我說這當然沒有問題。

報道寫成后，拿給葉先生過目，她閱后沒有大改動，只改了一些字句。這次見面當然又簡單聊了一會兒，她問了我讀什么專業，讀過哪些書。報道發在《南開周報》1991年12月14日二版頭條，題為《學貫中西 藝達古今——訪葉嘉瑩教授》。文中主要講了兩點，葉先生自幼受地道的傳統舊式教育，有舊學根底，對舊詩詞有自己獨到的深刻領悟，借用西方理論術語不過是為“方便”而已，與六七十年代以后一些為趕時髦生搬硬套西方理論的人完全不同；葉先生認為做學術，要有內在追求，她講授詩詞，也不以知識和文字為目的，而是要以詩詞中的感發的生命本質來感染學生。文章只有1000多字，自然不可能有多深多全的內容，文從字順而已。不過楊老師鄭重其事，專門請人繪制了一個欄目專用的欄頭，放在版面上，比較醒目。報紙出版當天就請余才林給葉先生送去了幾份兒。

又過些時日，一天晚飯后，六點來鐘，老余敲門進來，說有事找我——我和田新舟住研究生宿舍十七樓515，老余住隔壁516，平時互相串門不分彼此，這次卻面帶嚴肅。他說葉先生看了《南開周報》上的報道，比較滿意，讓我去找她一趟，不知道有個什么事兒。第二天，我就隨老余一起，再去專家樓一層最東頭兒的那間，見葉先生。

葉先生說，她的《中國詞學的現代觀》出版后，四川大學的繆鉞先生來信，非常肯定此書，希望有人來寫書評。葉先生拿出繆先生的信給我們看。信的部分內容，葉先生后來在《中國詞學的現代觀》增訂版的序言中有引用。葉先生說，她從來沒有找人為她自己的書寫過書評什么的，可這次是繆先生這樣主張。她又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上次她聽我說中學時就讀她的文章，而且正好是現在收入《中國詞學的現代觀》的《迦陵隨筆》，她覺得我研究生專業又是文藝學，了解一點兒西方文藝理論，也許可以寫這篇文章。

我當時聽了，感到有些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就和葉先生說，讓我回去考慮一下。回來后，老余、老田和胡學常幾位同學都鼓勵我，說就只當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可我還是沒有信心，就憑我小學時背的《宋詞一百首》，怎么能擔此重任。

兩三天后，又去見葉先生，算是勉強應承下來。這樣一來，去葉先生那里就多了。為寫此文，她專門約我長談了一次，講她的思路，我也把自己初步的想法說了。我再回來后，先找相關的書，補課學習，然后起初稿。初稿葉先生不滿意，我們又比較正式地談了一次。后來是胡學常幫著我理思路，我又大改了兩稿。我現在還記得五月初的一個晚上，在《南開周報》編輯部，有老田陪著，我和老胡一起探討了兩三個小時。文章前前后后改了四五遍，6月底、7月間成稿，近一萬字。文章好壞另說，于我個人而言，學習提高和練習寫作的目的算是達到了。

文章除了論及《中國詞學的現代觀》，還論及葉先生的另一種新著《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中外文學》第20卷第8期、第9期），主要談了葉著三個方面的學術創新和學術意義：感性與知性結合，對詞的特質，對以“境界”說為代表的王國維詞論作了富有創見的理論化闡述；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相結合，以歷史的、辯證的眼光來把握詞學上的研究對象；運用西方理論，進行了成功的批評實踐和理論建設，打通諸家隔礙，在中西文論之間架起一座橋。

文章改定謄清后，葉先生寄給四川大學的繆元朗先生，就是繆彥威先生的哲孫。繆元朗把文章推薦到《四川大學學報》，發表在1992年第4期，總第75期，題為《中西融匯的現代詞學觀——評葉嘉瑩先生的兩種詞學近著》。當年的川大學報還是季刊，這一期是1992年12月下旬出版。這是我平生在正式的學術期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無論是對于當年一個20多歲的青年，還是對于今天已經年過半百的我來說，這篇文章都有特別的意義。說葉先生是我學術研究上的引路人和老師，是不為過的。

1993年夏天，天津的謝景林先生等人張羅，由河北教育出版社為葉先生出一套文集，共十種，其中一種是《我的詩詞道路》，這是最早的以葉先生自傳經歷為題目的書，這套文集也是葉先生出版的第一套文集，當為研究者重視。當時編輯《我的詩詞道路》時，葉先生讓我幫她復印、選編她的文章。她本人則親自選了幾篇他人的文章作為附錄，有謝景林、趙玉林兩位先生寫的長篇報告文學《明月東天》，兩篇繆鉞先生的文章，一篇周汝昌先生最初發表在《讀書》雜志的《愿拋心力作詞人》，最后，就是《四川大學學報》上的這篇。書出版時，已經是1997年7月。葉先生當面簽名贈我一本。遺憾的是，此書編校錯誤較多。

從《光明日報》讀先生文章算起，已過去37年。因《南開周報》拜識先生，開始直接交往，于今也33個年頭了。載有葉先生文章的這兩份報紙，1992年的《四川大學學報》，還有先生當年親筆簽名、親手賜我的《中國詞學的現代觀》和《我的詩詞道路》，一直都在我手邊，平展干凈如新。

附記：著名中國古典詩詞研究專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南開大學中華詩教與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嘉瑩先生今年迎來百歲華誕。10月15日，中華詩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開大學舉行。會議由南開大學、中央文史研究館、國際儒學聯合會主辦。來自國內外近200位學者齊聚一堂，共話中華詩教的傳承與弘揚，以學術研討交流的方式向葉嘉瑩先生致敬。百歲高齡的葉嘉瑩先生親臨開幕式現場，講述自己的詩詞人生與詩教情懷。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審、《人文》學術集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