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的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鄭振鐸收藏典籍可謂用心良苦，并為之付出大量心血。他曾這樣描述自己收藏書籍的熱愛和艱辛：“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余所欲得者，茍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

鄭振鐸收藏舊籍的初衷，源于對學術研究的熱愛，并沒有升值牟利的念頭。正因為如此，一生博學的鄭振鐸藏書也十分廣泛，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搜羅之列。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占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不少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大量散失海外，鄭振鐸對此憂心忡忡，決心組織一場搶救行動。他在上海發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并以國民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為了收購著名的元雜劇本“六十四冊”，面對上千元的高價，他千方百計籌好款去時，卻被告知已被人搶先定購，價格抬高到上萬元。鄭振鐸等不及教育部撥款，找到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9000元將書購下。

鄭振鐸不僅收集古籍，還注意搜集陶俑，靠的是并不寬裕的大學薪水和稿費，經常是東拼西湊、節衣縮食、說盡好話。僅購買明刊本《古女今范》一書，鄭振鐸就花掉了全家人整整半個月的生活費。而為了買一個要價十幾兩黃金的唐三彩駱駝，他議好了價卻拿不出錢來，只好央求賣家等著自己去湊錢。一次他在一家蘇州文物店偶然發現一件漢代陶俑，當即傾其所有買了下來。當他欣喜若狂地捧著陶俑走在街上，才發現自己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留下。

鄭振鐸的收藏伴隨著濃烈的愛國情懷。在他眼里，祖國文物“不僅是中國先民們最崇高的成就，也是整個人類的光榮與喜悅所寄托。它的失去，絕對不能以金錢來估值，也絕對不能以金錢來賠償”。1953年，就任國家文物局局長不久，鄭振鐸就將自己重金收購的陶俑等文物502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1957年又將所藏雕塑等文物捐獻給國家，連一張證書也沒要。此外，鄭振鐸還動員張大千將其花500兩黃金收來的五代名畫《韓熙載夜宴圖》等一批國寶級文物低價轉讓給了國家。在他的努力下，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傅增湘雙鑒樓、李氏宣蔭樓等珍貴藏書也化私為公。

20世紀50年代，鄭振鐸主持成立了文物征集小組和北海團城文物收購點，促成大量海外珍貴文物的回歸，陸續將許多文物精品收歸國有。舉世聞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的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便是在他的積極推動下，以35萬港元重金從香港購回的。他還促成了對陳清華藏宋版古籍的收購及蘇聯《永樂大典》11冊的回歸，還使有價值珍貴的宋版《文選》《金石錄》、明刻本《列國志傳》等古書免于遭受紙商“入鍋化漿”的“廢紙”之劫。

鄭振鐸常說：“倘若我不在人世，這些書全是國家的”。他不幸因公殉職后，許多商家前來收購他的藏書，出價高達40萬元，在當時可謂是天文數字，但其夫人高君箴女士遵照鄭振鐸的生前遺愿，把他的全部藏書捐獻給了國家。

“我輩對于國家及民族文化均負重責，只要鞠躬盡瘁，忠貞堅苦到底自不致有人疵議”。鄭振鐸用真情和行動詮釋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擔當，他收藏報國、保護文物的一生，正是對“值得貢獻的事業”的最美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