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紅旗》雜志社副總編輯、解放軍報社原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原副主席劉宗卓留下的攝影資料中，一位青年刷寫大幅標語“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照片，揭開了解放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關于勞動政策和工商業政策宣傳的往事……

黑白泛黃的老照片

我的父親劉宗卓1938年從家鄉湖南湘潭奔赴延安，入抗大一分校，后分配到八路軍山東縱隊，參與創辦《前衛報》，從那時起，他一邊辦報，一邊擺弄從日寇那里繳獲的照相機，零零星星拍攝了一些并非專業的照片，其中有120膠卷，也有135膠卷，大多是在地窖里沖洗印制的。

劉宗卓2013年去世，享年93歲，他雖然一輩子從事黨和軍隊的宣傳工作，曾任解放軍報社社長，但留下的新聞文稿并不多，這與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領導工作、定向把關和審稿編稿有關。在他遺留下來的若干影像資料中，有一些大小不一的照片和底片，尺寸不大，黑白而泛黃，其中有一張一寸大小的老照片，引起了我的好奇和注意：畫面上，一位穿軍裝的男青年在墻上用富有特點的美術字在刷寫一條大幅標語：“保護民族工商（業）”。

這條標語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拍攝的？有什么歷史背景？刷寫標語的那位青年是誰？照片的拍攝者又是誰？面對這張雖很老舊但畫面仍很清晰的一寸小照片，我產生了諸多疑問，也充滿了興趣，因為我知道，從標語的文字內容上來看，這條標語是在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有關重要方針和政策。

劉宗卓去世兩年前，我們兄弟姐妹幫助他編印了兩冊書法作品選，名為《宗卓墨跡》，其中百余幅書法和蘭竹習作都是他自己選定的，其中還有一些用毛筆在毛邊紙上寫的書信手稿。他晚年喜歡練習草書，尤愛臨摹懷素《自敘帖》，他的草書習作如錄寫名人詩詞，我根據文字內容大體能識別，但有些書信手稿識別起來就頗為費勁。

他去世10多年后，我在整理他的影像資料的同時，也常瀏覽并嘗試識讀他的草書手稿。突然有一天，我無意中在《宗卓墨跡》“書信手稿”一欄中看到“致劉曉剛”，這封信寫于1999年11月24日，共10頁，全部收錄于《宗卓墨跡》上冊。信的開頭這樣寫道：“曉剛同志，大概自大汶口為你拍照后，我們有半個世紀未再見面了……”

拍照？大汶口？諸多問號存于我的腦海中……

劉宗卓（右一）、牛玉華（中）與劉曉剛（右二）于2004年8月21日在北京合影。

在大汶口為曉剛同志拍照

對于劉曉剛，我早有所知，他是我母親牛玉華的老戰友，1945至1949年間，與他們同在中共魯中南區委機關報《魯中南報》工作，任美術編輯。1949年3月，牛玉華赴北平參加第一屆全國婦代會，劉曉剛贈送給她一本日記本，封面上《旅平日記》幾個美術字是他親手繪制的；1949年7月，牛玉華從山東臨沂南下與剛經歷渡江戰役的丈夫在金華會合，劉曉剛又贈送給她一枚用黃楊木精心刻制的印章“牛玉華印”，作為送別禮物，這方小小的印章我至今保存并珍藏著。

劉曉剛于2022年去世，生前曾任山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山東臨沂市現設有“劉曉剛書畫藝術館”。根據那封信，我順藤摸瓜，在劉曉剛寄給父母親的書信和資料中，發現了一期《洗硯池》雜志（山東臨沂綜合文化期刊，2006年第2期），刊登有牛玉華的一篇文章，題為《戰火、友情、藝術：讀劉曉剛畫集有感》，翻開一看，其中竟然有關于劉宗卓給劉曉剛拍照的內容和段落，這下終于解開了我關于那幅老標語的疑問。

文章是這樣寫的：“1948年夏，津浦路的大汶口戰役，劉曉剛冒著敵機掃射在街上寫大標語，正巧遇上了我愛人劉宗卓，他當時在魯中軍區委宣傳部工作，看到曉剛在一條長墻上寫‘保護民族工商（業）’大標語，順手把這個場面拍了下來。武裝整齊的劉曉剛，看起來的確是長高了。這張照片經過50多年之后，又重現于他贈我的《難忘的歲月版畫集》的封底上，這幅照片上面，還有一幅我們《魯中南報》社編輯室新聚集起的8位同志的合影。這都是距今幾十年經過戰火洗禮、風雨滄桑的珍貴史料！”

為了進一步了解這條標語刷寫的歷史背景，我上網查了“大汶口戰役”，并查閱了1949年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編印的《政策匯編》（上、下冊）。大汶口現位于山東省泰安市岱岳區大汶口鎮，“大汶口戰役”，又稱“大汶口殲滅戰”“大汶口阻擊戰”。解放戰爭中，1948年7月15日，山東兵團九縱在山東大汶口殲滅增援兗州的國民黨整編第84師161旅全部，155旅464團及整編211旅一部。那張照片就是在此戰之后拍攝下來的。

關于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

在山東分局編印的《政策匯編》上冊中，我查閱到194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東北局關于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這個文件中所指出的問題和相應政策，我想是與劉曉剛刷寫“保護民族工商（業）”的那幅標語密切關聯的，在時間上也是吻合的。

這個指示有4000余字，其中一段講得非常具體：

在過去所收復的城市中，除少數城市外，都曾發生過違反黨的城市政策和工商業政策的行動，東北局、東北軍區司令部和政治部，雖曾經屢次對攻城部隊和地方黨委指示，必須嚴格執行黨的城市和工商業政策，雖在這方面已經有了許多改進，但一直到攻占四平、鞍山、收復吉林時，違反城市政策和工商業政策的現象，仍然繼續發生。產生違反城市及侵犯工商業政策的有下列幾種情形：

第一、是某些攻城部隊紀律不嚴，對黨的城市政策、工商業政策教育不夠，本位主義地亂抓物資，違反紀律，不講政策。

第二、是某些部隊的后勤人員，如供給、衛生、通訊、輜重等機關人員，借口“軍用”，借口沒收蔣偽“敵產”，因而侵犯工商業，搬運器材，拆卸零件，拿走皮帶，損害工廠設備等等。

第三、是某些后方機關各單位的生產人員，只顧本單位的利益，到新收復的城市搶購物資，做買賣，擾亂收復城市的金融物價。

第四、一部分城市貧民，由于國民黨造成的饑餓與極端貧窮，在戰爭中及戰爭結束后，乘機“發洋財”，而部隊人員時常從片面的所謂“群眾觀點”出發，不僅未加說服與禁止，反而采取放任態度，而潛伏的特務分子和流氓，則更加乘機破壞、搗亂。

第五、四郊農民自動進城抓逃亡地主清算，因而破壞一部分同地主有聯系的工商業。

……

每個革命軍人、地方黨政人員、解放區人民，都應把城市看作是人民革命戰爭取得最后勝利決不可少的力量，應該嚴格遵守黨和政府的工商業政策、城市政策和法令，反對亂抓物質的本位主義，反對片面的所謂群眾觀點，防止破壞城市、破壞工商業。

從陳舊資料中發現一張含有那么多信息的老照片，是我始料未及的。照片中的主人翁劉曉剛、拍攝者劉宗卓、拍攝地點山東泰安大汶口、拍攝時間1948年8月、照片中“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歷史特有內容，還有見證人牛玉華寫的說明（如現場有敵機掃射），構成了一幀非常完整的影像印記，成為歷史的見證，也成為一件珍貴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