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閱讀

■ 文獻的校勘當然要以文本的對校為出發點，而是非的判斷則不能不考慮具體的史事和時代因素，同時還要結合常理來作出案斷。無論是本校還是他校，都需要進行仔細對讀核校，而理校則需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具體問題。應該說，每一條校勘記的寫作都不輕松，即便僅僅是異文校也需要查考大量的版本和文獻并作出審慎判斷，能夠在前人工作基礎上有新的推進實屬不易。

■ 修訂工作前后延續十余年之久，遠非當初所料，而工作量之大更是遠超當初想象。“二十四史”是中國最重要的歷史典籍，作為一個數十年學習和研究歷史的學者，能為“二十四史”版本的完善和永久流傳作一些貢獻，可以說既是義務，又是責任，更是榮幸，自然責無旁貸，絲毫不敢懈怠。

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國中，中國歷史的連續性獨一無二，這主要是由歷史記載的連續性呈現出來，其中“二十四史”是體現中國歷史記載連續性最具代表性的古典文獻，在古典文獻寶庫中有著重要地位。對“二十四史”的整理點校是今人更好地認識中國歷史的重要途徑，“讀史使人明智”，無論是啟迪心智，還是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二十四史”都是極其重要的文獻資源。

事實上，約在半個世紀前出版的點校本“二十四史”無論是在推動中國歷史研究還是在提高國人的歷史認知方面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本人數十年的歷史研究工作也是受惠于此。當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史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對原點校本存在的問題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通過修訂以進一步完善的條件已經具備。筆者有幸主持點校本“二十四史”中《南史》的修訂，既得益于這樣的時代條件，同時也有賴于在研讀以“二十四史”為主的歷史文獻過程中積累的學術素養。

唐朝初年李延壽所撰《南史》《北史》，是反映唐代大一統王朝歷史觀的紀傳體通史。初稿完成后，李延壽曾呈請執掌國史的令狐德棻和當朝宰相進行審定，修成奏上后又獲得唐高宗親自作序的殊榮，足見該書在當時受到高度重視。其后，關于南北朝的正史，雖然八書與二史并行，但《南史》《北史》所受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八書，可以說直至清代乾嘉時期，《南史》《北史》一直是歷代學人認識和了解南北朝歷史的最主要的史書。不過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一直到現當代，學者們更加看重八書的史料價值，《南史》《北史》也就受到了冷落。客觀地說，《南史》《北史》不僅對世人了解南北朝歷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為八書某些亡佚篇卷的補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具有較為重要的史料價值。

版本校是文獻校勘整理的基礎。雖然《南史》在成書后的1000多年時間里流傳甚廣，但今天所能見到的《南史》版本并不理想。北宋以前寫本早已無存，南宋刻本所存者略超一半，現存有多種元刊本（大德本），但遺憾的是，實際上沒有一部是完好無闕者。原點校本以百衲本為工作本，百衲本是以幾種元大德本補配而成，且有某些挖改，也不能說是百分之百的元本。修訂本以百衲本為底本，可以兼顧與原點校本之間的連續性，但百衲本復雜的來源也給后續以“底本校”的方式進行工作帶來了頗大困擾。此次修訂工作是將現存具有代表性的《南史》版本全都納入到校勘范圍之內，同時把相關文獻納入他校范圍，以竭澤而漁的辦法進行廣泛比較，力求使問題點或校勘點不致遺漏。具體而言，我們將所知的幾種殘宋本和大德本都納入了通校本，此外還通校了全本的南、北監本和武英殿本，作為底本的百衲本和原點校本自然也都在通校范圍之內，參校了汲古閣本和靜嘉堂文庫本，并在必要時還參校了四庫全書本以及日本弘化本，并對南朝四史的版本也有所參考。

文獻的校勘當然要以文本的對校為出發點，而是非的判斷則不能不考慮具體的史事和時代因素，同時還要結合常理來作出案斷。無論是本校還是他校，都需要進行仔細對讀核校，而理校則需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具體問題。應該說，每一條校勘記的寫作都不輕松，即便僅僅是異文校也需要查考大量的版本和文獻并作出審慎判斷，能夠在前人工作基礎上有新的推進實屬不易。不僅如此，對原點校本校勘記的刪除或補充修改同樣都是在本校、他校、理校的基礎上進行審慎判斷而作出的，一點不能馬虎從事。在各類歷史文獻中，紀傳體正史應該是信息量最大的一類，涉及的人和事非常繁雜，故而在文獻校勘整理中也就最為繁難，尤其在涉及是非取舍時不僅要有充分的本校和他校依據，同時也要有堅實的或合理的理校支撐，往往為了一個字的定奪而大費周折。

長編的撰寫是此次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的基本要求，一方面為修訂工作的質量保障筑起了有效的護欄，另一方面也極大地增加了修訂者的工作量。長編撰寫既要利用版本對校的成果，又要進一步結合史書本身的內校（實際上也是本校的一部分），再結合他校——對《南史》來說這是更大的工作量，因為《南史》主要是對南朝四史的刪改，還參照了其他的雜史等，前者體量遠較《南史》為多，而雜史等大多雖已亡佚，但也有部分殘篇斷簡保存于類書當中，需要仔細鉤稽檢索，這是僅就《南史》的“源”而言。就《南史》的“流”而言，除了版本的流傳外，在《南史》成書后，有大量的文獻傳抄轉引，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各種類書和《通志》等史書，呈現了傳抄轉引者所見到的當時的《南史》版本，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所引即是北宋初年的《南史》寫本（抄本），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時所利用的也是北宋寫本，而鄭樵《通志》中南朝相關部分因襲《南史》的內容達八九成之多，即是他所見到的南宋刻本。對于唐代以降傳抄轉引《南史》的內容，我們都進行了核校，便是基于這樣的認知。此外，在核校時還要考慮所核校文獻的不同版本，更是增加了工作量。當然，僅僅核校顯然還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還必須進行考證辨偽，根據版本和相關文獻所提供的信息，充分結合具體的史實作出判斷，這當然必須以對南朝歷史的長期研究作為基礎。同時，由于南朝歷史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與之前的東晉和之后的隋朝之間有關聯，更與它同時并存的北朝歷史具有密切的關系，因此在核校和考證判斷時還得顧及南朝之前、之后和同時代北朝的相關文獻。所有文獻的核校都不少于三遍，據不完全統計，《南史》修訂過程中所撰寫的長編文字總計接近150萬字（本紀10卷總字數20萬字，抽樣統計列傳10卷16萬多字）。

這次修訂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或者說在原點校本基礎上的推進，可用一組數字來表示：原點校本校勘記為1957條，修訂本校勘記為2903條，凈增近千條。具體來看，原點校本校勘記有333條被刪除，保留者為1636條，則修訂本新增校勘記為1321條，超過全部校勘記的45％。而在保留的原校勘記中，380余條文字沿用舊校，約占全部校勘記的13％；1250余條則根據新的校勘情況加以修訂，并重新撰寫了校勘記，約占全部校勘記的43％。這一組數字或有誤差，但應該不會太大。

修訂本之所以能夠在原點校本基礎上有較大創獲，除了通校本和參校本的擴展以外，還與他校文獻的擴展有很大關系。修訂本校勘記比原點校本校勘記征引宋、齊、梁、陳四書分別多507、207、423、179次，合計多引1316次；從他書引《南史》角度來看，修訂本校勘記征引文獻99種，比原點校本校勘記所引68種多出31種，若算上修訂長編所征引的文獻，則修訂本所利用的文獻超出原點校本一倍左右。至于對標點符號的改動，因為還沒有條件與原點校本進行核對，難以出具具體數字。所有這些，都是基于對文獻整理工作的新認知，以及對南朝歷史的更好把握之上而得出的。

點校本《南史》修訂工作本著“取法乎上”的標準來進行，實際上如果能夠有“得其中”的結果可以說就心滿意足了。在此次修訂過程中，我本人和修訂組成員的歷史認知和文獻整理能力不斷進步，而指導研究生進行版本和文獻對校等基礎工作，也有助于培養他（她）們仔細審慎的學習態度，提高其對古代文獻的理解能力。

修訂工作前后延續十余年之久，遠非當初所料，而工作量之大更是遠超當初想象。“二十四史”是中國最重要的歷史典籍之一，作為一個數十年學習和研究歷史的學者，能為“二十四史”版本的完善和永久流傳作一些貢獻，可以說既是義務，又是責任，更是榮幸，自然責無旁貸，絲毫不敢懈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古籍文獻整理讓傳承千年的古籍在新時代煥發出勃勃生機，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是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環節，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審慎為之。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