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過花甲的李達主動要求回到湖南大學，繼續從事高等教育事業，為新中國培養更多的人才。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任命李達為湖南大學校長。

任命書由毛澤東簽發、鈐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中共一大紀念館在介紹李達情況時，寫道：“1949年12月，李達被毛澤東任命為湖南大學校長，成為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學校長之一。”

李達一生與湖南大學共有五次結緣……

第一次結緣：湖大學生

1912年，李達考入湖南大學前身之一的湖南官立高等實業學堂（同年改名為湖南公立高等工業學校），讀了兩個月后，轉入在岳麓書院辦學的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理科。

他在此讀書時間不長，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偷偷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最終放棄理科專業，不久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費生，師從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

年輕的李達在“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幻想破滅之后，轉而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志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時代問題，從而變成了一名馬克思主義的篤信者、探索者和實踐者。

5年后，李達作為中華留日學生救國團主要成員回到北京，參與組織反日游行示威活動。五四運動后，他致力于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參加發起組建中國共產黨，創辦了我黨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馬克思全書》3種、《列寧全書》5種及其他共產主義叢書15種，對在中華大地上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加強初創時期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啟發群眾覺悟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結緣：法科教授

1923年，33歲的李達應湖南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李希賢邀請，出任法專學監（相當于現在的教務長）和教授，講授新社會學。1926年2月，湖南法專、工專、商專合并成立湖南大學，李達繼續擔任教授兼學監，教授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

李達沒有直接在湖大商學中任職，但他對于湖大商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影響。1926年湖南大學定名之初，行政委員會委員長李侍琛在開學典禮上，就旗幟鮮明地提出“獨立自由研究”方針。身為法科教授的馬克思主義者李達，同時為法、商兩科學生講授社會學。

初時，法科仍在戥子橋法專校區，而商科暫設落星田商專舊址，相距數里。唯理、工二科在岳麓書院的工專校址，即后來的湖大一院。學校撥款5萬元，新建校舍作為二院。

現在湖大校園內，有一處國務院2013年3月5日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湖南大學早期建筑群，其中“湖南大學二院”為當時著名建筑教育家劉敦楨教授于1925年設計建造、第二年11月竣工使用，年底商、法二科遷入，作為共用校舍，李達執教于商科，避免了舟車勞頓之苦。

1927年4月，省府當局下令，將湖南大學改名湖南工科大學，唯留理、工二科，法、商二科并入長沙（第四）中山大學。

很快，反動軍官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叛亂“馬日事變”，中共湖南黨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打擊，李達痛感中國革命的理論準備嚴重不足，于是離開湖南。輾轉在武昌中山大學、上海法政學院、上海暨南大學、北平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廣西大學、廣東中山大學等地任教，傳播馬克思主義。

在此時期，李達翻譯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著，撰寫了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大綱》、第一部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的專著《貨幣學概論》等重要經濟學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了深入探索，對于后來恢復的湖南大學商學系、政治經濟系的師生有著不同程度影響。

第三次結緣：法學院教授

1941年，由于蔣介石推行反共政策，國民政府教育部勒令廣東中山大學將李達解聘，他不得不回家鄉零陵困居，歷時5年有余。

1947年2月，在湖南黨組織的協助下，湖南大學法學院院長李祖蔭甘冒風險，在國共兩黨斗爭高潮中，毅然聘請李達為法學院教授。

長沙解放前夜，局勢非常緊張。國民黨當局嚴禁李達在學校宣傳馬克思主義，提出“四不準”要求：不準參加政治活動，不準公開發表演講，不準私自在家接見學生，不準教授哲學和社會學。

然而，李達仍然巧妙地通過講堂向師生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學校進步力量的中心人物，身邊總是聚集著一大批進步學生，許多人在他的引導下堅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國民黨曾有文稱“共產黨的學生運動，湖南大學是大本營，李達、伍薏農等是領導核心”。

1948年11月，李達受地下黨的委托，以大量細致的工作，影響和幫助李祖蔭院長接受省長程潛的邀請，出任省教育廳長。在任期間，李祖蔭積極參與湖南和平解放活動，盡力保護進步師生，營救被捕學生出獄，抵制國民黨反動措施，拒不執行將教育廳和某些學校撤離長沙的命令。為成功促成程潛起義、實現湖南和平解放和保護湖南教育事業創造了積極的條件。

第四次結緣：湖大校長

李達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直接任命的湖大校長，在湖南大學主政近3年。當時正值新中國大學改造起步階段，其為人民辦大學的教育思想也在改造舊湖大、建設新湖大的實踐中逐漸形成。

1951年，毛澤東重新發表《實踐論》，李達組織數千師生在愛晚亭、赫曦臺進行輔導學習，并利用晚上和休息時間撰著《〈實踐論〉解說》，受到了毛澤東的贊賞。毛澤東審定《〈實踐論〉解說》部分內容后，評價道：“這個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的語言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隨后，李達又寫出了《〈矛盾論〉解說》。兩本書稿內容先后在《新建設》上發表后，分別以單行本在三聯書店出版。

李達立志把湖南大學建成中國頭部大學，并為之在全國范圍內招攬一流教師。1950年，李達得知大連大學院系調整，時任校長兼黨委書記、曾于1925年在長沙聽過他講座的湖南工專學生呂振羽的工作可能變動，立即致函呂振羽說：“你如果離開大連大學，就同我去辦湖南大學如何？湖大現有文教、社會、財經、自然、工程、農業六院二十五系，學生兩千余人（在中南六省大學中，學生最多）……只要你我去加強領導，穩可以把湖大辦好，不難趕上北大和清華。”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如愿，呂振羽第二年調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校長、黨委書記。

李達校長帶領全校師生員工，經過3年多的艱苦努力，使湖大無論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初步走上了軌道，面貌煥然一新。

1952年，全國開始高校院系調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19次會議任命李達為武漢大學校長。時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的朱凡兼任湖南大學校長，負責長沙地區高校調整任務。中南教育部決定撤銷湖南大學，成立中南土木建筑學院和湖南師范學院。第二年2月，李達再次離湘。

第五次結緣：復校籌委會主任委員

在武漢大學主持工作的李達，仍然十分關心湖南大學的復校工作。

到武漢大學以后，李達仍然十分關心湖南大學，多次與朱凡聯系。朱凡在日記中寫道：李達曾經在武漢大學對他說過：“我是要回湖南，回岳麓山的，你能把湖大恢復起來，我把圖書給你。”

朱凡后來回憶說，當年對湖大恢復工作支持最大的有3個人：北京大學的陸平書記、清華大學蔣南翔校長和武漢大學李達校長。

1956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決定恢復湖南大學，并決定首先在中南土建學院基礎上成立湖南工學院，再以湖南工學院為基礎逐步恢復湖南大學。同年3月，李達專程來到湖南，與湖大校領導、教授以及湖南省委領導多次座談，對如何辦好湖大提出了很多具體建議。

1958年6月12日，湖南省人民委員會第27次會議任命李達為湖南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二年7月18日，全校師生員工4000余人在大禮堂舉行大會，宣布湖南大學恢復。新恢復的湖南大學成為了一所新型的以工為主的理、工、文綜合性大學。

就在李達被任命為湖南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前一天，即6月11日，朱凡到武大找李達，談及恢復湖大困難最大的是缺教師，請求武大支援：一是分配應屆優秀畢業生給湖大，二是動員老湖大的教師返校任教。李達表示積極支持。

第二年夏，朱凡再次到武大找李達，談及一些系所缺乏骨干教師和學術帶頭人，請求武大動員一些骨干教師到湖大任教。李達當即答應，并多次做工作，陸續物色了十余人到湖大工作，成為教學的一支主力軍。

李達的歷史功績，鐫刻于青史，銘記于湖南大學每一位后來人的心底。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