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其中第五條明確提出了建立新中國的程序和步驟：第一步，先邀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的代表在解放區召開新政協會議，商討如何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步，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但實際上，標志新中國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由人民政協直接選舉產生的，即按照“一步走”實現的。建立新中國的程序由“兩步走”變為“一步走”，這種重大變化經過了一個怎樣的發生、發展和實現過程？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建立新中國“兩步走”程序得到各方擁護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提出分“兩步走”建立新中國的程序，合乎一個民主政權的法理創建。李濟深等12位民主人士聯名通電，率先聲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紛紛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對“兩步走”建立新中國的程序予以認同并擁護。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贊成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議，認為其“誠為消滅賣國獨裁的反動統治和建立獨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國所應循的途徑”。

中國民主同盟發表聲明說：“此次中共發布‘五一口號’，其第五項主張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實現民主聯合政府，正與本盟歷來一貫的主張相符合，本盟當然愿為這一主張的早日實現積極奮斗。”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黨派也都一致認為，這是“實現新中國的正確途徑”。

旅居香港的125位著名民主人士發表聲明說：“這證明了中共的領導人物，不但是政治經驗豐富，而且能高瞻遠矚，把握住每一個階級的人民期望。”

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發表聲明說：“在一個多黨各階層而又經濟落后的國家，通過各民主黨派、各民主人民團體等共同舉行政治協商，來確定國家大政方針，召集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確是解決國是的惟一正確道路。”

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學聯等人民團體和婦女界、海外僑團等也都對建國程序表示了認同。

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似一聲驚雷，給萬馬齊喑的中華大地帶來了希望。當時，以民主人士聚集地香港為中心，圍繞討論“五一口號”的一場“新政協運動”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香港“新政協運動”統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識，尤其對建立新中國的程序進行了深入研討，為人民政協會議召開、新中國建立奠定了重要而堅實的思想基礎。

迫切愿望與現實困難交織使“一步走”設想應運而生

在香港“新政協運動”討論中，各方面都同時表達了一個迫切的愿望——迅速建立新中國，同時考慮到了一個現實的困難——無法立即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第五條，用了“迅速”兩字修飾建立新中國的程序和步驟。毛澤東在1948年5月1日致李濟深、沈鈞儒的信中直接提出，當年秋季即要召開新政協。為什么要如此“迅速”？8月1日，毛澤東復電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道出了重要原因：“以期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制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頁］他號召各方面就新政協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范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進行共同研討。

各界圍繞召開新政協的討論中，無一例外都表達了“迅速”建立新中國之意。沈鈞儒說：“建立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新政權，以替代舊政權，這已經成為時代迫切的要求。因為一個國家是不能沒有政府的，新政權的建立，隨著人民武裝的勝利而一天比一天重要起來。”鄧初民說：“人民愛國自衛戰爭進行到現在，敵人在國際國內都還有它合法正統地位，我們還是在‘造反’,還是‘匪’,這總是一件吃虧的事。古人說：‘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所以我們就要趕快成立全國性的新政權。”馬敘倫說：“全國一致在企望著賣國殃民的反動的獨裁政權早一日消滅，新中國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權早一日成立。”（以上出自香港《華商報》1948年5月16日）

與此同時，許多民主人士也冷靜地認識到，在解放戰爭沒有完全取得勝利之前，召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是非常困難的。郭沫若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在解放區里面是已經有下層基礎的，召集起來比較容易，問題是在非解放區。或怕要中國的全面或四分之三以上的幅員得到解放之后才適宜于召集吧？假使是這樣，那么新政協的召開至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集，便可能有一個相當的時期。”（郭沫若：《為新政協催生》，《自由》周刊，1948年第15期）香港《華商報》刊載文章指出：“如目前即行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則占全國過半數的現在正在蔣管區受苦難的人民，因著環境和交通等種種限制，勢不能推派代表參加，則一切決議將不能反映全國大多數人民的意見。”（望曙：《希望中共領導先開“政協”》，香港《華商報》1948年5月23日）

希望早日建立新中國的迫切心情與無法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現實困難相互交織。在此情形下，一些民主人士提出了新的建議。郭沫若曾向中共香港分局提出：“人民代表（會）可以俟戰局相當發展及接近最后勝利時召開，但我希望政協要開快些，新政協開后，可以成立一個臨時政府，待人民代表大會召集后再成立正式的政府。”［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1989年版，第163頁］馬敘倫也建議：“像辛亥革命時候，也由各參加革命的省份派出的代表協商而成立南京政府，就是先例。”［馬敘倫：《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1948年5月27日)，香港《群眾》周刊，1948年第2卷第20期，第8頁］“政協要包羅全國，要能代表全國。”［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1989 年版，第168頁］

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的建議，實際上提出了由新政協直接產生中央政府的設想，且持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盡管還處于討論范疇，但建立新中國的程序由“兩步走”變為“一步走”的設想已然浮出水面。

“兩步走”改為“一步走”逐漸形成共識

3月23日，中共中央帶著建立新中國的藍圖離開西柏坡，與從四面八方趕來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各界人士齊聚古都北平，勠力同心把“一步走”變為了現實。

中共中央從1948年10月慎重提出“如何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問題，到1949年初作出“由新政協直接產生中央政府”的決定，體現了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的有機結合，既遵循建立民主政權的一般規律，又兼顧形勢發展實際以及統一戰線成員的意愿。

其中的決定性因素，當然是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1948年11月3日，周恩來在回復東北局電報時提出的“依據目前形勢的發展”這句話，意味深長。此時，決定中國命運的戰役迭次展開，中國的軍事力量發生了實質性變化。毛澤東指出：“我全軍九、十兩月的勝利，特別是東北及濟南的勝利，業已根本上改變了敵我形勢。”（中央檔案館、西柏坡紀念館編：《西柏坡檔案》第2卷，中國檔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642頁）他對全國形勢重新作了估計：原來預計，從1946年7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在這個歷史轉折點上，迅速建立新中國迫在眉睫。

國民黨政府眼看自身統治難逃全面崩潰的命運，玩弄起“和平”陰謀。美國也企圖在中國革命陣營內組織反對派，極力策動中國的一些所謂“自由主義分子”組成“新第三方面勢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只有迅速成立新的中央政府，聯合所有的革命力量，將革命進行到底，才能徹底粉碎國民黨的“和平”煙幕。

迅速成立新政權反映出社會各界的共同心聲。早在香港“新政協運動”中的期待，隨著形勢的發展更加急迫。胡愈之1948年8月到達解放區，看到毛澤東在3月20日《關于情況的通報》中“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滅國民黨全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的判斷，認為“還要兩年時間，可能長了一點”，因為“國民黨區域的人民大眾已經等不及了”（李一氓：《高明的預見》，費孝通等著：《胡愈之印象記》，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5頁）。章伯鈞、蔡廷鍇在協商座談時提出，由新政協可產生臨時中央政府，“對內對外均需要”，反映出成立中央政府是勢之所然、時不我待。

1949年初，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伊·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同其會談，介紹中國革命形勢，著重說明將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聯合政府問題。從他與中共領導人的談話、斯大林的電報中可以看出，蘇共、斯大林也都希望中共盡早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們認為，這對形勢發展有利。

擴大陣容創造性解決了“一步走”的法理困境

建立新中國程序由“兩步走”變為“一步走”，表面上簡化了，實則增加了難度。周恩來指出：“凡是通過普選方式產生出來的會，我們叫做大會，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凡是通過協商方式產生的會，我們就叫做會議，例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大會和會議名稱的區別就在這里。”［周恩來：《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1949年9月7日），《老一代革命家論人民政協》，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周恩來雖然說的是名稱區別，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新政協不是由普選產生的，新政權如何體現法理原則？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團體，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創造性地解決了這一難題，即擴大新政協陣容，增加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和代表名額，從而使新政協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最初，中共中央準備召開一個規模比較小的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曾說：“那時我們所設想的這個會議，不過是個百八十人的會議而已。”［周恩來：《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1949年9月7日），《老一代革命家論人民政協》，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當新政協肩負直接產生中央人民政府的使命后，其陣容不斷拓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時，已經擴大到了46個單位（含特別邀請人士）、662名代表。周恩來鄭重指出：“這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具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所以我們對它不得不更加謹慎。為了擴大政協的代表性，首先要擴大參加政協的成分、單位和名額，使它能夠代表全國各民主階級、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周恩來：《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1949年9月7日），《老一代革命家論人民政協》，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

進入北平后，經過與各民主黨派、各界人士協商，中共中央統戰部向中央報送了包含有左、中、右分子的新政協代表名單。毛澤東贊揚道：“這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天書。”

1949年7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新政協籌委會全體常務委員合影。前排左起：譚平山、章伯鈞、朱德、毛澤東、沈鈞儒、李濟深、陳嘉庚、沈雁冰（茅盾）。二排左起：黃炎培、馬寅初、陳叔通、郭沫若、蔡廷鍇、烏蘭夫。三排左起：周恩來、林伯渠、蔡暢、張奚若、馬敘倫、李立三

新政協的陣容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較強的包容性。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決定全部代表人選是根據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則。我們重視由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敵后根據地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民主運動中鍛煉出來的朋友，脫離反動派而起義的朋友，保護國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這次政治協商會議成為集中代表全國人民力量的大會。”［周恩來：《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1949年9月7日），《老一代革命家論人民政協》，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頁］

擴大新政協的陣容，增強新政協的代表性，有效解決了在不具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條件下迅速建立新中國的現實障礙。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通過了《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自此，新中國以嶄新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東方。

本文選自《縱橫》2024年第4期，作者李紅梅系中國政協文史館三級職員，史寶強系河北省委統戰部研究室原主任。文章改編自作者新作《滹沱河畔》。文中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