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翻譯家里，傅雷應該是個光芒四射的名字。他只活了58歲，卻在37年的工作時間里翻譯了500萬字的譯文，共30多部，涉及文學、美術、音樂、政論諸多領域，數量之巨讓人驚嘆。在這些譯作中，巴爾札克的十多部作品、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巨人三傳》最為知名。傅雷逝世許多年后，其兒子傅敏編輯的《傅雷家書》也流傳極廣，人們著迷的不僅是傅雷在信中闡釋的家教理念，還有優美的洋溢著詩情和哲理的文字。

傅雷卓越成就的背后，是其非同常人的背負。

傅雷翻譯羅曼·羅蘭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當時上海已經淪陷。他“閉門不出，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選擇翻譯這部作品，并非出于市場考慮，而是期待一個個熱血青年“在絕望中重新燃起生的希望”，尋找反抗外敵的道路。在他看來，比國土淪喪更可怕的是一個民族人心上的塌陷，只要人心不死，國土終究有被收復的一天。

傅雷在個人操守方面追求至純至潔，在專業追求上也自樹高標。眾所周知，傅雷以翻譯法國作品見長，其實，傅雷的法語早年并不好。1954年4月7日，傅雷寫信給遠在國外的傅聰，專門談到這件事：“我從十三歲到十五歲，念過三年法文，老師教的方法既有問題，我也念得很不成功，成績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歲出國……半年之間，請私人教師和房東太太雙管齊下補習法語，教師管讀本和文法，房東太太管會話與發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課方式，而是隨時在談話中糾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國知識分子家庭中過生活，已經一切無問題。”

勤奮提高了傅雷的外語水平，也塑造了他文學修養的高度。傅雷經常閱讀法國作家作品，了解其長處，明白自己的短板所在；他又喜歡閱讀中國作家作品，有意捕捉漢語中一些精妙用法，在自己的譯文中化用。傅雷的翻譯因此自成一派：優美、流暢、富有神韻、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

傅雷對自己譯作的要求，完全可以用嚴苛概括。動筆之前，“熟讀原著，不厭求詳”“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絕不動筆”。一旦動筆，他會對原文的遣詞造句細心揣摩。為了解《貝多芬傳》的創作緣由，他專門與羅曼·羅蘭通信；希望弄懂《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中的幾處用語，他與法國友人反復商討，清楚了才定稿，還特地加了注釋。1942年，他曾翻譯法國作家杜哈曼的《文明》，不太滿意，1947年3月，又“花了一個月的工夫把舊譯痛改一頓”，交給南國出版社出版。20世紀50年代，傅雷翻閱自己10年前的舊譯《約翰·克利斯朵夫》，感覺不理想，從1952年6月到次年3月，花了大半年的工夫，特地校訂修正了全書，直到“風格較初譯尤為渾成”才放手。

事實早已證明：凡是在某個領域真正星光閃爍的人都是背負過生活的重量的，區別只是在于有人是被迫，有人是如傅雷一般自愿。

敢于背負，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它得大量消耗心神、精力，有時還得犧牲可能得到的物質利益，更重要的是內心必須承受會不會有人“看見”自己努力的生命拷問。然而，播種、收獲有著內在的關聯，一個人主動追求難度，別人想與我們并駕齊驅便不那么容易，我們也就能在人所不及的生命海拔上閃射出持久的光芒。

傅雷如此，歷史與現實中一切成就大功業的人大都如此。（游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