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伯純

杜聿明（前排右一）、宋希濂（后排左三）、溥儀（前排右二）、王耀武（前排左一）、楊伯濤（后排左二）、鄭庭笈（后排右一）、周振強（后排左一）等全國政協第一批文史專員合影。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本文作者汪東林與宋希濂（左）在全國政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1983年由本文作者汪東林撰寫的傳記文學《宋希濂今昔錄》，在湖南《文藝生活》雜志連載，獲年度二等獎。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發行，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由中國文史出版社改書名《殊途同歸——宋希濓與陳賡大將的故事》再版發行。

1959年4月29日，周恩來主席在招待60歲以上的政協委員茶話會上的講話，號召委員們將六七十年來看到的和親身經歷的中國社會各方面的變化，所積累下來的知識、經驗和見聞掌故，寫下來或口述讓別人記下來，傳給我們的后代。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最早主持這項大工程的，是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第三、四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申伯純同志，許多經歷過那個過程的人都說：申伯純同志稱得上是政協文史工作的開拓者。

初識申伯純

周恩來主席在招待60歲以上的政協委員茶話會上講話后，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會隨即設立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負責計劃、組織和推動文史資料的撰寫和征集工作。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響應號召，僅撰寫并送交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史料稿件就超過200萬字，其中有不少極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

1960年3月，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決定編印《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這是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另外一個標志性事件是1963年1月召開的首次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為了召開這次會議，全國政協機關除文史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全部投入外，還從其他辦公室抽調人員參加會議服務工作。我當時也被臨時抽調做小組秘書，負責小組會議代表發言的記錄和簡報工作。

這次會議的總負責人是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申伯純，他是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日常主持常務工作的副主任委員。

申伯純是北京宛平人，畢業于北京大學，1934年參加革命，1937年入黨。他早年曾在西北軍楊虎城部任交際處處長，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促成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作出過重要貢獻。后來到了延安，曾任八路軍前敵總部秘書長、高級參議，解放后先任政務院秘書廳主任（行政七級），后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第一次見申伯純同志是這次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召開前不久，在他“嚴重右傾錯誤”的平反大會上，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大會的主持人宣讀了一份材料，大意是說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被“揭露”之后，申伯純同志曾說過一些錯話，黨內為此對他開展批判斗爭，而他一度態度不好，被認定犯有嚴重的右傾錯誤。現經組織上查證落實，根據黨的一貫政策認定：申伯純的錯誤言論，均屬一般政治錯誤，本人對此已有認識，因此撤銷過去的認定，不給予處分，予以平反。

主持人宣讀完平反結論后，申伯純同志最后一個站起來發言，他一句也沒有提自己的“錯誤事實”。由于我是第一次見到他，因此特別留意他的神態。看得出，他是非常激動的。他一頭銀發，臉色通紅，又高又胖，嗓音洪亮，右手微微發顫，并不時輕輕敲打著桌面，以加強語氣。他緩慢而有力地對大家說：

同志們！我參加革命28年，入黨25年，經歷了許多事。在座的也有比我資格更老的，但大多數人比我年輕。我說這些絕不是擺老資格。我想說的第一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來之不易，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沒有無數先烈的流血犧牲，中國能有今天嗎？我們這些人能有今天嗎？一想到這些，一想到黨和國家的事業，我們個人的是非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今天這個會，是糾正對我個人批判幫助時發生的偏差，但我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在黨的面前，我是一直不斷犯有錯誤的，錯誤的言論、錯誤的行動統統有過。我說的是心里話，不是故作姿態。我認為，作為一名共產黨黨員是光榮的，但毫無值得驕傲之處。只有我們親愛的黨，偉大的黨，只有她的正確、強大、有戰斗力，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愛戴，所信任，才是最值得我們自豪的！因為只有黨贏得了一切，才有我們每個黨員的一切，無論是我們黨員個人在順利的時候，還是犯錯誤的時候。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再一點，是我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在戰爭年代不易，在共產黨成了執政黨以后則更不易。為什么呢？因為在戰爭年代，敵我界限明確，工作任務明確，奮斗目標明確，只要下決心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怕犧牲自己，這個黨員就基本合格。全國解放了，共產黨成了執政黨，許多戰爭年代的共產黨員都大大小小成了掌握有一定權力的“官”，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環境條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果我們在思想上放松了自己，那么不怕犧牲的決心也會漸漸淡薄，再加上我們的任務、目標變了，敵我界限也不像戰爭年代那樣分明了，我們就可能不斷發生這樣那樣的偏差，犯下這樣那樣的錯誤，有些人甚至逐漸迷失了前進的方向。這可是十分危險的事情。

我們作為執政黨的一個成員，只有緊緊依靠黨中央的正確領導，絲毫不放松自身的思想改造，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才能避免犯大錯誤，保持一個共產黨員鮮明的黨性……我今天在這樣的會上放聲高論這些中國革命的ABC，是想鞭策自己，同時希望同志們繼續幫助、監督自己，我更愿意和同志們一道，互相勉勵，革命到老，奮斗到老……

申伯純的一席話，博得與會者的熱烈掌聲。對于在這次會上首次認識他的我，印象極為深刻，在幾十年后仍然記憶猶新。

住在申伯純隔壁

首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大樓召開，地點在北京西郊白石橋。報到后，我住進了一樓的一個房間，同屋是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位秘書兼編輯，名叫王述曾。后來知道，王述曾從第一期《文史資料選輯》開始就是責任編輯，而且經常幫申伯純起草文件或撰寫文章，是申伯純手下的筆桿子。這次會議的簡報，由他匯總編定，然后送申伯純審批后印發。

彼此寒暄后，王述曾向我介紹，各地的會議代表和工作人員大都住在二、三樓，因為申老住在一樓，才安排他住在這里，為著工作方便；又因為房間里空一張床，才安排我同住的。我這時才知道，申伯純副秘書長就住在隔壁。

當天晚飯后，我聽見隔壁喊“王述曾”，王恰巧不在屋，我便主動應聲而去，進了申老的房間。他正在大寫字臺的燈下寫東西，見我進去便抬頭打量我，隨后露出笑容，問道：“你是新來的大學生吧？”“是的，王述曾不在屋。”我回答。“沒關系，你坐下，隨便聊聊。”他指著寫字臺邊上的大沙發，我有些拘謹地坐下。

“你一個20出頭的小伙子，到政協這個老頭機關工作不大適應吧？”申伯純問。“我年輕，正好有精力為老同志服務。到政協三個多月了，工作正在慢慢適應。”“你是大學生，可不是生活服務員，還要做文字工作喔，那可是政策性很強的活，不能出差錯，還得不斷提高水平喔！”申伯純說。我只是點頭，沒有再說什么。

申伯純隨即說：“以后有機會慢慢嘮吧。這幾天工作緊，我頭痛，勞駕你到醫務室幫我討幾片索密痛藥片，行不行？”“沒有問題。”我立即站起來，但忽而想到沒聽清什么藥名，便詢問：“您說什么藥片，請重復一遍，我沒有聽清。”“索—密—痛！”申伯純的北京口音十分純正，但我苦于對藥名的無知，干脆提出讓他寫出藥名。他一邊寫，一邊搖著頭說：“一個大學畢業生，連這種最普通的常用藥名都不知道。”我雖然耳根發熱，但仍然接著他的話頭說：“我幾乎不吃藥，自然就記不住藥名。”他把條子遞給我，望著我直樂。

第二天上午，全體會議代表在禮堂開大會，在李維漢、陳叔通等全國政協副主席簡單講話后，便是申伯純代表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作的長篇報告。他的一口北京話正巧與李維漢濃重的湖南口音、陳叔通的浙江吳腔形成鮮明對比。我是浙江人，聽陳的話不成問題，但李的長沙話大概有一半聽不懂。我看許多代表亦是如此，他們也是豎著耳朵聽，卻下不了筆。

下午分組討論，我負責記錄的小組有10多位代表，小組秘書有兩個，除了我，另外一位是名記者彭子岡。小組會前，她就對我說：“我腦子不行了，你年輕，這個小組的記錄工作全靠你了，你就能者多勞，分擔我的難處吧。”我連連回答：“沒問題，沒問題，這個任務我包了，整完記錄你幫我看看就行。”一共有五六個半天的小組會，全部由我整理記錄，開始幾次她還看了看，改動幾個字，后來她索性不看，我整理好便直接交給同屋的王述曾編簡報了。

一天深夜，王述曾編完了簡報，夜餐后我們在屋子里對坐著抽煙。因為每天晚上都要整記錄、編簡報，我們幾乎沒有時間交談。幾天時間，我已知道王述曾同彭子岡一樣，也是“右派”。對子岡，我是久聞大名的。在復旦大學讀書時，為了搜集現代文學史資料，我翻閱過許多解放前的報刊，子岡的名字經常跳入我的眼簾，在《大公報》《新民報》等許多報刊上，都有她寫的消息、通訊、人物；新中國成立后，她主編《旅行家》雜志，出席世界青年聯歡會，她的文章仍經常出現在報端。但在1957年之后便銷聲匿跡了。5年后，她同我這個20歲出頭的年輕大學生一塊，充當小組秘書的角色。

我與王述曾本來素不相識，看到他日夜伏案寫作，其文史知識的根底和老練剛勁的文字能力，讓我相形見絀，自愧弗如。想著這些，我便禁不住詢問坐在對面的王述曾：“老王，我有個問題想請教。像你這樣，因為一解放就在政協工作，1957年犯了錯誤仍留在原單位工作，這是正常的。但其他人呢，如彭子岡，如浦熙修，如萬枚子（老報人，新中國成立后任國務院參事）等，怎么都由別處專門調到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來工作呢？”

王述曾沒有馬上回答，不斷抽著煙，似有難言之處，我頗為自己的唐突而尷尬。好一會兒他才說：“我想，這是領導上的安排。要說我個人的看法，如彭子岡、浦熙修兩位女將，過去是名記者，她們有搞新聞的才干，現在來做文史工作，卻未必是她們的特長。為什么要調她們來，我答不上。”

我的問題沒得到解答。

申伯純“答疑”

幾天后的一個晚上，申伯純副秘書長忽然找我去，我以為他又要讓我辦什么事，他卻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晚上我正有點空閑時間，找你隨便聊聊。年輕人眼光敏銳敢說話，你又是新來的，怎么想就怎么說吧。我這個老頭就喜歡結交青年朋友。”

我看他樂呵呵的輕松神態，內心的緊張情緒很快被消除。我談了對這次會議的看法，也說到自己初來乍到，太年輕，對許多事生疏、不懂。說著說著，便冒出了向王述曾提過的那個問題，還擴大到杜聿明、宋希濂、愛新覺羅·溥儀、沈醉等大“戰犯”，他們怎么也都到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當文史專員了呢？

申伯純耐心地聽我談，一句話也沒插。直到我把話說完了，他才說：“性急吃不了熱湯面。人民政協，統一戰線，大道理我不說了。我倒想考你一下，我們黨的統一戰線團結人的范圍，具體到人，包括不包括杜聿明、宋希濂這些特赦人員和浦熙修這樣的摘了帽子的‘右派’？”我答不出來，或者說我不敢回答。那是在1963年1月，還沒有任何一個特赦人員成為政協委員的。右派倒是有的，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他們本來就是政協委員，而不是新增補的。并且我想，是政協委員也不能說明一定是團結的對象，因為那時都稱他們是“反面教員”。既是“反面教員”，自然是被改造、被孤立，甚至是被打擊的對象——如果他們不守法的話。

“被我考住了，是不是？”我正想照我的思路張口，申伯純卻發話了：“是的，情況有點復雜。現在就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他們不是統一戰線團結的對象，或者至少是被改造好之后才是；一種認為應該首先把他們當成團結的對象，才能通過批評和斗爭把他們改造過來。我個人持后一種看法，而且要補充一句，不是把他們‘當成’，而是實際上就是團結的對象之一，至于其中有批評、有斗爭，必須不斷地學習改造，那是肯定的，但這些并不只限于他們。我就是本著這個指導思想，在政協文史工作中使用他們，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幾年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才干和特長是在這個崗位上得到發揮的，對黨和人民是有好處的……”

申老的一席話給我印象極為深刻。后來了解到，他在實際工作中一直是這么做的。

從《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開始，選用哪些稿件，由申伯純自己和另外幾位負責人審定。選定后的文字加工、編輯、校對、出版工作，主要由王述曾、萬枚子、浦熙修等幾位“右派”承擔。196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回憶錄》長達200多萬字，共六大本，都由王述曾承擔主要的文字編輯加工的任務。這些工作的安排，從1959年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盡管其間申伯純在政協機關“四清”運動（1964年）中受到“重用右派”的批判，他卻仍然沒有改變初衷，特別是對待王述曾。申伯純始終信任他，幾乎所有文史工作的重要文件，都讓他起草、修改；經過正式討論審定后，還讓他作文字修飾。

當王述曾得知申伯純在黨內受到“重用右派”的批評時，曾經有所顧慮，工作上不免縮手縮腳，申伯純為此曾嚴肅地對王述曾說：“沒有你的事，由我負責把關，你放手寫就是了。”申伯純后來又多次對王述曾說：“你有這方面的能力和才干，就要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出來。干了工作有可能犯點錯誤，但不干工作則是更大的錯誤。而工作中出現的錯誤，主要由領導負責。我這個人說到就會做到，你放心就是了。”

平時，申伯純對所謂“重用右派”的冷言冷語，連理也不理。遇上政治運動和正式的批評，他也據理力爭，確需承擔責任的，他自己作檢討，絕不把責任向下推。“文革”到了，申伯純是全國政協機關第一個被打倒的黨內“走資派”，王述曾則被作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之一，被轟出北京，被趕到已無親人的老家揚州，誰也愛莫能助了。

20世紀70年代初，申伯純被落實政策，從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返京，得知王述曾在揚州6年多生活無著，每月僅靠幾個兒女每人寄5元、共20元過日子，便幾次匯錢去資助。后王述曾也被落實政策返回北京，申又多次從政治上、經濟上幫他解決困難。

申伯純待人的純真感情，由此可見一斑。

“我早就盼著你們來了！”

時光閃回到1961年3月1日下午，杜聿明、宋希濂、溥儀、王耀武、楊伯濤、鄭庭笈、周振強等7人身著整潔的服裝，帶著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的任命書，進了全國政協機關大院，開始上班。

在一間新辟的會議室里，主管文史工作的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申伯純接待了他們。對申伯純的歷史和身份，他們已有所聞。一進門，申老就起身迎接，一一握手，連聲說：“歡迎歡迎！你們擔任文史專員，真是適得其所！我早就盼著你們來了！”

申老說的不是客氣話。當他聽到首批特赦人員在農村勞動一年后要安排工作的消息后，便主動找有關領導人建議，讓這批具有相當文化水平而又是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當事者和見證人，到政協來搞文史工作。過了一段時間，他得知有關方面同意了這一建議，很是高興，并著手認真考慮、安排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對此，專員們并不了解。

坐定之后，申伯純便十分愉快地說：“政協機關辦公的這個大院，清朝是順承王府，后來是張學良公館，張學良在這里居住過若干年。溥儀先生，您從前當皇上的時候，來這里玩過沒有？”愛新覺羅·溥儀冷不防第一個被問到，竟不知如何回答。別人提醒他，申伯純又重述了一遍，他才回答道：“我知道有這個王府，但沒有來過，那時實際上有許多人在監管著我，沒有到處游玩的自由。再說，這里是一個小王府，不大，也沒啥好玩的。”

溥儀的回答引人發笑，宋希濂等人控制著沒有出聲，申伯純卻哈哈大笑起來。隨后說：“溥儀先生，從今兒個開始，您就可以天天到這兒上班，為國家出力了。你們被任命為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專員，也就是國家的一名干部。文史工作在政協是開創性的，才一年多時間，但周恩來主席對此有著十分重要的具體的指示，希望你們在著手工作之前，先就周主席的指示學習、討論一段時間。你們今后的工作任務有兩條：一是寫稿，二是看稿。生活上有什么困難，可及時向文史辦公室提出，你們要把這里當成自己的新家。你們的工資，將從原來的每月60元生活費增至100元，寫文史稿件不管發表或不發表，都給稿酬。我們編輯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已出版了十來本，內部發行，很受各方面的歡迎。辦公室已發給各位每人一套，可以認真看看，借鑒一下別人是怎么寫文史資料的。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一本自己的歷史，寫出來會引人注目，受到歡迎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以說，從今天開始，你們的新生活歷程正式起步，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有作為的……”

在政協這個溫暖如春的會議室里，宋希濂等7人傾聽著申老這一篇熱情洋溢的長篇談話，我想，他們心里的親切感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作者1962年至1982年曾擔任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小組秘書；后任《人民政協報》副總編輯、高級記者，全國政協民族宗教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巡視員，系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本文有刪改，圖片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