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路100弄1號王元化舊居

武康路40弄4號顏福慶舊居

武康路280弄9號顧頡剛舊居

武康路113號巴金舊居

武康路經歷了近代上海的風云變遷，每一株梧桐樹、每一扇落地窗、每一幢老房子的背后，都在默默地訴說著它的百年滄桑。上海近現代歷史上眾多社會名流在武康路居住或活動，留下了無法磨滅的歲月痕跡與往事……

武康路是一條承載著歷史與記憶的道路，濃縮了近代上海的百年風華，見證了這座城市的滄桑變遷。據《徐匯區地名志》記載：“該路原名福開森路，1943年10月改名武康路，以浙江省舊縣名命名。”福開森路建于1907年，最初只是一條普通的土路，道路兩側被稻田、菜園和農舍環繞。1943年，福開森路改名為武康路，“武康”一詞來源于浙江省武康縣（今德清縣武康鎮）。

武康路40弄4號：顏福慶舊居

武康路40弄4號建成于1923年，人字形坡頂高峻陡峭，屋頂覆蓋著紅色瓦片，建筑外墻是淡黃色水泥拉毛，南北外立面有高聳的老虎窗，東西外立面有清水紅磚煙囪，窗邊框以紅磚貼面裝飾。這里是顏福慶舊居，1943年至1950年顏福慶一家居住于此。

顏福慶是我國著名醫學教育家、公共衛生學家，與兄長顏惠慶（外交家）、顏德慶（鐵道工程專家）并稱為“顏氏三杰”。

顏福慶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是首位獲得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亞洲人。學成歸國后，顏福慶把畢生精力貢獻給我國的醫學教育和公共衛生事業，桃李芬芳，世人敬仰。

他先后創辦了湖南省紅十字會醫院（今湖南省人民醫院）、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今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上海肺病療養院（今上海市肺科醫院）、中山醫院（今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今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等醫學教育和公共醫療機構，為我國的醫學教育和公共衛生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顏福慶是中華醫學會的創始人之一，1915年他與國內眾多名醫商議發起組建了“中華醫學會”，并擔任第一屆會長，中華醫學會現有會員70多萬名。顏福慶為我國的現代醫學教育和公共衛生事業開辟出新天地，打破了舊中國現代醫學被外國傳教士占主導地位的格局。

新中國成立后，顏福慶加入九三學社，歷任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第五屆常務委員，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第六、七、八屆副主任委員，九三學社第五屆中央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64年，顏福慶82歲高齡時還赴北京參加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武康路100弄1號：王元化舊居

武康路100弄1號建成于1918年。清水紅磚，屋頂高大而且坡度較陡。底樓有連續的拱形廊柱和臺階，二樓有寬大帶木制柵欄的內陽臺，面向一大片綠蔭草坪。向內通往紅色磚墻間隔的幾扇木質百葉門，斜坡頂有裸露的木構架，一側有木質百葉門通往樓梯間，樓梯護欄有精致的雕花圖案，住宅頂部有小露臺，步入其間濃濃的田園風情撲面而來。1951年至1955年王元化一家居住于此。

王元化是我國著名文藝理論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當代文藝理論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學術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開創性貢獻，是1949年以來我國學術界的標志性領軍人物，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上海第七屆政協常委、上海市第八屆人大常委。

1938年王元化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江蘇省委的文委領導下先后擔任《奔流》《熱風》《展望》等進步文藝刊物的編輯，創作出報告文學《出征》《乞丐收容所》以及小說《舅爺爺》《花圈》等。新中國成立后，王元化主要從事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研究，著有《向著真實》《文學沉思錄》《文心雕龍創作論》《學術集林》《思辨隨筆》等著作，其中《文心雕龍創作論》奠定了王元化在我國文藝理論研究上的學術地位。王元化對《文心雕龍》的解讀，對五四啟蒙思想的剖析，對“盧梭公意之辯”的追問等，都對我國當代文學思想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我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上，王元化提出了文藝學綜合研究法等極富當代意識的文學觀，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學理論重建的進程。王元化與錢鍾書是我國古代文論研究領域公認的學界泰斗，素有“北錢南王”之稱。

武康路113號：巴金舊居

武康路113號建成于1923年。細卵石墻面，跌檐式山墻屋頂，裝飾簡潔，南立面底層是敞廊，北立面入口是半圓形拱券，花園內有兩株高大的廣玉蘭。1955年9月巴金一家遷入此處居住，巴金在這里居住了整整半個世紀，是巴金居住時間最長的寓所。這里的一樓是巴金會見客人和記者采訪的地方，二樓是巴金的書房和臥室，花園內的櫻木、玉蘭等花木是巴金當年親手種植的，花園內的步道留下了巴金當年的足跡。半個世紀以來，這幢花園洋房見證了一代文學巨匠后半生的生命歷程和中國文學的風風雨雨。

巴金是我國著名的現代作家，曾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2003年被國務院授予“人民作家”榮譽稱號。

在武康路寓所里，巴金寫下了《團圓》（后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等反映抗美援朝的小說，《傾吐不盡的感情》《贊歌集》等多部散文集，還翻譯了俄國作家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屠格涅夫的《處女地》等文學名著。眾多中外作家及各界名人曾出入武康路巴金寓所，成為一個留下中國文學不同時期記憶的見證場所，是幾代中國讀者寄托對巴金和那一代人情感的精神空間。

武康路280弄9號：顧頡剛舊居

武康路280弄9號建成于1937年。外墻立面是米灰色相間，簡潔明快。屋前有草地，庭院頗大，四周種著雪松，以及色彩艷麗的山茶花，路面以石塊鋪就，別有一番風味。屋內西式裝修風格，非常高雅，西邊是客廳與餐廳，中間是臥室，東邊是書房。顧頡剛一家1949年至1954年居住于此，顧頡剛居住在一樓，三樓放著顧頡剛的藏書以及先輩的牌位。

顧頡剛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是我國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顧頡剛畢業于北京大學，曾任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云南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1955年顧頡剛應馬敘倫的邀請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是民進第四屆中央委員。

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打破了我國史學界長期以來信奉圣賢、以經典所載的圣賢之言行作為研究標準的局面，推動了我國古代歷史研究的進步。20世紀70年代，由顧頡剛主持校點完成的《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是新中國最偉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為我國古代歷史的研究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武康路不僅是上海的一條普普通通的道路，更是一個充滿歷史底蘊和文化內涵的街區，見證了上海百年來的歷史變遷和文化繁榮，是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是建筑風格的多元交融，還是名人故居的歷史印記，抑或城市景觀的獨特風情，武康路都是值得人們深入探尋的地方。（施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