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給周素園的親筆信

布依族首領陸瑞光生前唯一的一張照片。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勃沙特在云南富民離開紅軍。

紅軍長征期間，曾在貴州轉戰5個月零8天，革命活動遍及68個縣（市）。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復雜的地理環境和多民族的社會結構，紅軍積極宣傳黨和紅軍的抗日主張和革命思想、爭取少數民族群眾支持、團結愛國民主人士、尊重關愛宗教人士，壯大了革命力量、傳播了革命火種、保存了紅軍實力，為長征創造了有利條件，為統戰工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弄染結盟”

紅軍長征途中與少數民族簽定的首個政治盟約

1934年12月中央紅軍進入貴州黎平后，毛澤東囑咐紅軍戰士，必須與各民族建立親密的關系，用平等態度對待各族人民。1935年1月后，針對云貴川三省多民族的特點，在《關于爭取少數民族的指示》等文件、文告中強調“不論漢族、苗族、布依族；不論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必須進行深入的關于少數民族情況的調查”“絕對不準對少數民族群眾有任何的騷擾”，對于少數民族中的先進分子“在生活上、政治教育上都應加以特別的注意”“在人數較多時，應成立某個少數民族的單獨的連隊，并特別注意培養他們自己的干部”。

1935年4月，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南渡烏江、佯攻貴陽、直插云南，紅軍主力分兩路西進，進入安順的民族地區。其中，進入六馬一帶的是紅三軍團，由彭德懷任軍團長，楊尚昆任政委。

紅三軍團計劃橫渡北盤江，快速轉戰云南，爭取更多時間尋求戰機，六馬地區的弄染寨是通過北盤江渡口的必經之路，由布依族領袖陸瑞光帶領的地方武裝控制，寨中有200多戶千余人口。陸瑞光愛憎分明，仗義疏財，凡是起義反抗軍閥官府的農民首領，都愿意與他合作。以陸瑞光為首，盧云奇、曾云清和王禹先被稱作鎮寧、關嶺和紫云等縣有名的“四大天王”，一旦需要，陸瑞光可在短時間內招集幾百上千人的隊伍。

為盡快通過六馬地區，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到弄染寨會見陸瑞光，向他介紹黨的民族政策，揭露反動軍閥的罪惡統治。陸瑞光曾聽說紅軍英勇善戰，紀律嚴明，還善待百姓，專為窮苦大眾出頭，但因長期遭受貴州反動軍閥的壓迫欺騙，他對外來武裝仍有強烈戒心。陸瑞光幾經試探發現，紅軍首長待人親切誠懇，并非國民黨宣傳的紅眉毛綠眼睛；紅軍部隊紀律嚴明，進寨后全坐在院壩里，一律沒有進入民房。在打消顧慮后，陸瑞光安排殺豬宰羊，熱情接待并促膝長談。陸瑞光訴說了當地各族群眾所遭受的苦難，彭德懷及楊尚昆介紹了共產黨的主張和革命道理，告訴他要警惕反動派陰謀，加強民族團結。紅軍的政治主張和陸瑞光心中的理想圖景不謀而合。

4月16日，紅三軍團領導人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與陸瑞光在弄染寨簽訂“反蔣作戰協定”，史稱“弄染結盟”，這是紅軍長征中與地方少數民族簽訂的第一個政治盟約，也是紅軍“爭取少數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重大事件之一。

關于陸瑞光與紅軍結盟一事，中央檔案館還保留著當年彭德懷、楊尚昆發給中央軍委的電報。內容如下：“軍委：……沙子溝周圍百數里，有夷（布依）兵約千，有師團營組織，一首領名陸瑞光，我們已與其訂立協定：反蔣（介石）、王（家烈）、猶（國材）國民黨及苛捐雜稅。留有一批傷病員，贈步槍廿六支，并留有一批工作員。……彭、楊。1935年4月16日17時30分。”《彭德懷年譜》亦有記載：“沙子溝周圍數百里有少數民族武裝千余人，有師、團、營組織，并訂有作戰協定，他們反對國民黨軍及苛捐雜稅，我軍贈送給他們26支槍，并留一批工作人員開展該地工作。”

陸瑞光與紅軍結盟，比紅軍與小葉丹結盟還早1個多月。4月17日清晨，紅三軍團離開弄染寨向云南疾進，陸瑞光號召全寨村民盡量提供補給，帶著幾十名部下親自護送到樂紀坡頂，并贈送大米、布匹、川鹽、雞蛋、草藥等物資。

肖華將軍回憶，“弄染結盟”使得紅軍快速順利通過該地區，安全渡過了北盤江。正是由于紅軍爭取了陸瑞光等人的合作，為紅軍爭取了進軍云南、搶渡金沙江的戰機，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犧牲。

通過“弄染結盟”，陸瑞光從少數民族地方武裝首領轉變成了革命者，他帶領布依族群眾同黨和紅軍生死與共，結成了反抗反動軍閥的命運共同體。1936年底，四川軍閥楊森率軍進入貴州，并在安順駐防。楊森以“迎接紅軍過境和簽訂‘反蔣協定’”的罪名逮捕陸瑞光，隨后誘捕盧云奇、曾云清和王禹先，并血洗弄染寨。

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陸瑞光大義凜然，威武不屈。1937年春，楊森將陸瑞光等“四大天王”殺害于貴陽市八角巖，陸瑞光犧牲時年僅36歲。鎮寧、關嶺、紫云等地的各族群眾為懷念陸瑞光，曾作有一副楹聯：“紫云繚繞江龍騰飛瑞光三千里，白水澎湃陸馬奔馳天祥一萬年。”

紅軍在貴州民族地區播撒的革命火種并未熄滅，當地布依族群眾在中共黨員傅以平、陳漢民帶領下，掀起“六馬暴動”，沉重打擊了反動當局。1947年，成立“六馬人民反蔣游擊隊”，為配合解放軍解放安順作出了卓越貢獻。

1989年，貴州省人民政府追授陸瑞光為革命烈士。

周素園

隨紅軍長征的辛亥革命元老

1936年1月，紅二、六軍團渡過烏江天險，攻占黔西、大定、畢節。“進城之初，有的基層干部不明情況，看到一座古舊宅院，料想是地主之家，便帶人進去‘打土豪’，不料卻在書架上搜出好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書上密圈細點，說明都經書的主人仔細讀過。他們奇怪了：‘地主還讀馬列？’便把情況向上匯報，我馬上派人把這家主人請來相見。他就是周素園。”紅六軍團政委王震在為《周素園文集》所作的序中回憶。

周素園是貴州“睜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覺者，黔省第一報人和新思想的播火者”。他1879年出生于貴州畢節，是前清貢生。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勛局調查員、參政院秘書。

在問及讀這些書和留下來的原因時，周素園答道：“我相信馬克思主義。我研究馬克思主義10年了，我覺得馬克思講得對，你們共產黨、紅軍，是講馬克思主義的，所以我用不著走……”

之后，賀龍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主席的名義，邀請周素園出任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員。周素園利用其在滇、黔一帶的影響和威望，寫信給滇軍上層的龍云、孫渡、魯道元等人，希望他們不要與北上抗日的紅軍為敵。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曾回憶：“周素園給孫渡寫信，很有說服力。孫渡在威寧、昭通按兵不動，固然出于利害考慮，但其中也有周的影響。這種態勢，有利于我們集中主力對付正面來的敵人，在畢節地區停留20天，休整補充。”

為了壯大革命力量，周素園協助紅軍發動組織群眾，短短10多天，在畢節、大定、黔西建立鄉農會30多個，擴充紅軍5000余人。

當紅軍準備撤離畢節時，周素園堅持要與紅軍同行。任弼時、賀龍和蕭克等人認為，周素園已57歲，身體病弱，跟隨紅軍遠征，一路槍林彈雨，恐怕吃不消，但又不宜留在畢節，準備送他去香港治病，給黨做統戰工作。周素園堅定地表示：“我在黑暗社會里摸索了幾十年，想為中國作些貢獻卻到處碰壁。現在參加了紅軍，才找到了光明。我周素園就是死，也要死在紅軍里頭！”賀龍深為感動：“好啊！有骨氣，我佩服，我就贊成這樣的人，就是拿出18個人不去打仗專門照顧他，我也要抬著他長征。我們就同患難，生死與共嘍！”

1936年3月10日，周素園隨紅六軍團四處轉戰，開始了歷時9個多月、艱險而光榮的長征之路。他渡過金沙江天險、翻越四座大雪山、穿越原始森林、過草地時因斷糧靠啃草根度日，年近花甲、身著長衫的周素園已然是長征途中一道特殊風景。

在甘孜，周素園見到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的通電，以貴州抗日救國軍總司令名義，撰寫并由紅軍電臺廣播《對李宗仁元電廣播稿》，批判了蔣介石的反動政策，希望李宗仁等能與紅軍合作，共同抗日反蔣。周素園奉命隨紅軍總政治部行動，在過草地時，賀龍專門讓警衛員跑遠路，為他送去一小袋酥油烙和青稞餅。

12月2日，紅六軍團到達陜北保安（今志丹縣），周素園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紅軍領導人的接見和親切長談。毛主席曾多次寫信并看望周素園，稱贊他雖不是一個共產黨員，卻是正式紅軍。

周素園在《中國共產黨30周年紀念——我所認識的一個環節》中說：“我們從饑寒絕境中走出，一方面軍的部隊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房子讓我們駐扎，有敵人給我們掩護。一種階級友愛，令人感到十二分的興奮。”

在延安時，周素園的足疾復發，生活幾乎不能自理。賀龍、蕭克十分關心，讓他們的夫人蹇先任、蹇先佛常去看望周素園，幫他縫補漿洗。周素園很是內疚，覺得自己成了“坐享優待”的累贅，于是動了回貴州繼續為黨做統戰工作的念頭，并將這個想法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給他回信：

素園老先生：

示敬悉。我們覺得你是我們的一個十分親切而又可敬的朋友與革命的同志，并不覺得你是“坐享優待”。先生的行止與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興趣來決定，因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輕人。這一點，不但我們應顧到，先生自己也應顧到的。只有在比較更適當的條件與環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證些，工作才會更好些。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計劃，如果已下了決心并認為這樣更好些的話，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費擬贈300元，不知夠不夠，請你自己計算一下告我。將來我們經費較充裕的時候，可以每月幫助先生一點生活費，大體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樣。這完全因為先生是一個奮斗的人，絲毫也不是為了別的。臨走時請留下通訊處，并告我。何時走，我來看你。

敬禮！

毛澤東 十月六日

毛澤東信中對周素園極為尊崇，關懷備至，周素園非常感動。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園攜毛澤東、朱德致國民黨西南各省軍政要員的親筆函離開延安。在重慶、成都、昆明、貴陽等地以八路軍高級參議身份廣泛開展活動，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在他的影響下，代理四川省主席鄧漢祥向延安匯支法幣四萬元，補助陜北公學經費。他受到云南龍云和其他上層人士歡迎，介紹朱家璧等一批云南進步青年赴延安學習，還為八路軍募得急需的兩萬盒云南白藥，運往抗戰前方。周素園這些革命活動，受到云貴當局警告，被迫回原籍“養病”，在當局的嚴密監視下艱苦度過11個年頭。

1949年解放前夕，人民解放軍二野向大西南進軍，周素園不顧年邁虛弱之身，擔任畢節縣和畢節專區支前委員會主任，為人民解放軍籌措入川糧秣，寫信爭取在黔國民黨將領劉鶴鳴、羅湘培等起義，專員廖興序，縣長吳庭芳、謝德光等亦相繼投誠。貴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將周素園接到貴陽，任命其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貴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1年10月，周素園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朱德、周恩來和蕭克等老朋友接見了他。令周素園最為激動的，是11月3日下午兩點，毛澤東單獨接見并與其親切交談40分鐘，結束后，毛澤東送他一匣海南島特產燕窩，親自送他至大門外院并目送他上車。

1954年，周素園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5年被任命為貴州省副省長，并擔任貴州省文史研究館第一任館長。

1958年2月，周素園病逝于貴陽，享年79歲。

《神靈之手》

外國傳教士勃沙特出版首部紅軍長征著作

1934年10月1日，紅六軍團在黃平舊州返回鎮遠的路上，與一位外國傳教士不期而遇。當時，中共中央發出命令：所經之處一律取消外國傳教士及傳教活動，嚴查以傳教士為名義進行間諜活動外國人。因此，紅六軍團扣留了這位叫勃沙特的瑞士傳教士。

勃沙特戲劇性地卷入紅軍長征隊伍，紅六軍團與賀龍率領的紅二軍團會師后，轉戰川、鄂、湘、黔、滇，1936年4月11日，在紅二、六軍團即將北上川康時，紅軍決定釋放勃沙特，至此，他隨紅軍長征已18個月。

1936年8月，勃沙特在昆明寫完《神靈之手》一書，并于1936年12月在英國倫敦出版。他以親歷者的視角告訴人們：“實際上，紅軍的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并在實踐其原理，是另一種頻率和形式的蘇維埃。”《神靈之手》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早一年出版，是首部向西方披露紅軍長征的著作。

書中反映了紅二、六軍團長征中的諸多重要事件，1934年10月2日，紅六軍團襲占舊州后，在教堂找到一張外文貴州省地圖。軍團長蕭克請勃沙特翻譯。勃沙特寫道：“房子里已生起一堆炭火，這時年僅25歲（應為27歲）的蕭克將軍把我叫去，請我為他譯一張法文版的貴州地圖。他相當熱情、開朗，是一個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將軍，正希望在貴州東部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

蕭克回憶道：“時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為這是一件不能遺忘的軍事活動。當時，我們在貴州轉戰，用的是舊中國中學課本上的地圖，32開本，只能看看省會、縣城、大市鎮的大概位置，山脈河流的大體走向，沒有戰術上的價值。當我們得到一張大地圖，勃沙特幫助譯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解決了我們一個大難題；同時，他在邊譯邊聊中，還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況，為我們決定部隊行動起了一定作用。他幫助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向導。”

在描述紅軍長征的艱苦卓絕和紀律嚴明時，勃沙特由衷贊嘆：“他們的確不畏艱苦，不知疲倦。”“看到他們那驚人頑強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為之感慨萬千。”在勃沙特眼里，紅軍隊伍紀律嚴明，在隨紅軍躲避空襲隱蔽到果林中時，他說：“樹上柑子滿枝，因未查明是地主還是老百姓的，紅軍命令不許摘。”

在談起紅軍政治思想教育特色時，勃沙特寫道：“我們再次看到那些紅軍戰士是多么勤奮。在這里，他們除了忙著打草鞋縫衣服外；還抓緊時間武裝思想，一邊聽關于共產主義原理的黨課，一邊努力學習文化知識。”“這些身著破衣草鞋的年輕戰士常常圍繞著人的精神等哲學命題討論，在那些油印的出版物中，不乏對事物認識的真知灼見。”

勃沙特稱贊紅軍幫助貧苦群眾：“紅軍對窮人很好，在艱苦的征途中，時時忘不了幫助那些貧窮的人們。”“我們來到一個土豪家宿營。這里的一切，馬上成了紅軍的財富，他們拿走了一切用得著的東西。然后熟練而有條理地召集窮人將谷倉的糧食分光。”

在講述紅軍的人道主義時，勃沙特道：“開始時，衛兵推我拉我，打破行軍隊列幫助我，這樣我好不容易才沒掉隊。”“后來，他們帶著兩個人和一副擔架告訴我，只要我走不動，他們就抬我。”到了宿營地，“紅軍為我單獨熬了米粥，加了些白糖。”艱苦環境中，勃沙特時常患病。紅軍請來中醫為他治療：“衛兵拿著他給我開的藥方抓來了藥，用藥罐熬成濃汁，讓我服用。”紅軍還總是盡其所能對勃沙特的伙食住宿給予照顧，條件允許時，他能享受每天四個雞蛋或四分之一磅肉的特殊伙食標準。

勃沙特感慨：“我就是這樣在被迫中一點一點地認識了共產主義，并隨著時間而逐步加深。”

4月11日，在云南富民縣，蕭克親自告訴勃沙特被釋放的消息：“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不公平對待中國，沒有租界，我們決定給你自由。”紅軍還特意為勃沙特開具通行證，以保障他可繼續留在中國，蕭克設宴為勃沙特餞行，親自為他做自己的拿手菜粉蒸肉，還邀請周素園、王震等人作陪。王震和顏悅色地對勃沙特說：“當你向報紙介紹時，你應該記住我們是朋友，你曾幸運地看到我們的所作所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樣為了窮人，而不是像一些人誹謗那樣的普通土匪。”

后來，勃沙特仍在貴州的貴陽、盤縣、遵義等地繼續傳教。1951年冬，勃沙特夫婦離開盤縣到老撾傳教，在巴色居住了15年。勃沙特的妻子去世后，他定居英國曼徹斯特，1993年去世，享年96歲。在勃沙特夫婦要離開中國時，他說：“我是最后一個離開貴州回國的外國人。別的外國傳教士都害怕共產黨，我不怕，因為我了解他們。只要共產黨是我所見到的紅軍，就用不著害怕。他們是講友誼的，是信得過的朋友。”正如勃沙特詩里所寫：“我們患難與共，我們同勉負重。為那珍貴的互助，我灑下深情的淚珠。”

（作者系致公黨中央黨史研究與黨務工作委員會委員、貴州省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副會長、貴州省人民政協理論與實踐研究會特約研究員、致公黨貴州省委會調研處處長、一級調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