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和法治統一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堅持從國情出發等方面，統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及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之中

???改革與法治的辯證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改革與法治具有統一性，他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稱為“姊妹篇”。2024年10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要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進一步深化法治領域改革，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更好發揮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鞏固改革成果中的積極作用，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平等保護全體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

改革和法治的辯證關系首先是它們的統一性，這是我們理解和認知其辯證關系的邏輯起點。改革和法治統一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堅持從國情出發等方面，統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及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之中。

與此同時，改革和法治的辯證關系也體現在它的對立性之上。法治強調維持現狀，改革則強調變革現狀。法治是“立”，改革是“破”；法治是“靜”，改革是“動”。這里往往會出現兩種截然相反而同時又未免失之偏頗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目前面臨的任務主要是改革，甚至極端者在改革時總是忘記法治，沉湎于“改革出政績”的眼前利益之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任務是建設法治，實行全面的規則之治，為了維持法治的穩定性、權威性和人民群眾對法治的基本信賴感，改革要緩行乃至擱置。第一種觀點陷入到了改革的絕對主義和法律的虛無主義的雙重泥潭之中；第二種觀點則忘記或忽視了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因此，我們要倡導和踐行改革與法治的辯證統一觀，反對改革與法治的對立不統一觀。這個觀點在2023年3月修改的立法法第9條中得到了最為全面的表述。

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這是新時代處理改革與法治關系的基本公式。

???在法治下推進改革

指引方向。法治對改革具有指引方向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彪S著2011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我國的改革必定是在憲法的框架內，在通過立法凝聚民意、體現共識的前提下進行的，因而改革的目標可以預期，改革的風險可以防控，改革的過程可以調節，由此決定了改革的成功率較高。

保駕護航。法治對改革的保障集中表現在法治為改革的實施和進行提供合法性根據。這種合法性根據具體是通過以下途徑得以實現和提供的：一是實施性機制。在改革具有現成的法律根據之時，改革者需要通過實施性機制使法治為改革提供合法性根據。例如，“兩高”通常五年發布一次的審判改革或檢察改革規劃，是在現有法律基礎上實施的改革，這種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細化和深化法律根據的內涵，加寬和拓展法律根據的外延，使法律和改革相得益彰。二是釋法性機制。改革在現有的法律規定中找不到直接性依據，但通過法律的解釋可以獲得這種依據。例如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的解釋，就是這方面的例證。三是排障性機制?，F有的法律規定恰好構成當下改革的障礙，需要通過立法的修改或廢止為此提供合法性依據。例如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的關于授權國務院在海南自由貿易港暫時調整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有關規定的決定，乃其例證。四是授權性機制。在改革缺乏現成的法律根據并且通過釋法性機制也無法為此提供合法性根據之時，則需要通過先行先試的授權性機制進行改革的探索。例如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的關于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的決定，就是其例證。除了上面的情形法治為改革保駕護航外，法治還在更加具體的層面上為改革提供保障，例如構建出適合于改革需要的責任性機制、激勵性機制、救濟性機制、倡導性機制等等?？梢姡ㄖ螢楦母锾峁┍Ｕ暇哂卸鄬哟涡院腿轿恍缘奶卣?。

設置限度。理論上說改革無止境，但同時，特定的發展階段上的改革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總體上說就是“法治”。法治主要通過以下兩個方面為改革設置限度：一是方式之限。改革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它涉及方方面面復雜的內容，但無論改革如何復雜，法治都要求將所有的改革納入法治化軌道推進，用法治的方式進行改革。這就需要將法治的精神、法治的原則、法治的各種內容，經由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加工整合，使之融入所需要實施的改革工程之中去，使法治貫徹于改革的自始至終、全部環節和全部領域。二是憲法之限。憲法第5條對此清晰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任何改革，都必須在憲法的范圍內進行；任何改革，都是對憲法條款的展開和細化，而不是無視憲法的另起爐灶。改革是有破有立的辯證運動，它破的是違反憲法原則和憲法規定的法律規定和任何做法；它立的是符合憲法原則和憲法規定的各項制度和規范。要不斷完善合憲性審查、合法性備案審查制度，強化實施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要嚴格對標對表憲法的各項規定設計改革、規劃改革、實施改革、調節改革，并對改革的過程和結果實施監督，使各項改革舉措在憲法中賦能、在憲法中歸位。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但法治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或范疇。相反，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地通過實施改革來發展完善。改革對法治的作用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探索道路。在改革的實施層面，改革的觀念要始終超前于法治的現實狀態而提前謀劃、前瞻規劃、預定計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改革在探索道路上逐漸深入，諸多制約改革發展的法律法規都得到了修改完善。在我國現行有效的303件法律中，屬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新制定的法律有78件，其中包括分量重、塊頭大、涉及面廣的民法典；對303件法律中的147部法律先后累計修改334件次，其中包括影響深遠的2018年對憲法的修改。由此可見，在法治的發展進程中，改革一向是以開路先鋒的角色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改革是法治生活中最活躍的因素，改革始終走在法治的最前列。

激發活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指出：“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給黨和國家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給事業前進增添強大動力，黨和人民事業就是在不斷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進的，就是在改革從試點向推廣拓展、從局部向全局推進中不斷發展的?！狈ㄖ卧谄渥畛醯陌l展階段往往帶有概括性、抽象性和框架性，其具體的內容尚需通過改革在實踐中不斷加以演繹和細化。立法法中有諸多條款反映和體現了法治有待改革激發活力的內容。例如，立法法第84條規定：“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決定，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授權決定，制定浦東新區法規，在浦東新區實施。海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法律規定，制定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規，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范圍內實施。”這是一個立法的授權性條款，體現出了法治的前提性價值功能。然而，在該法治框架內究竟應當如何激發其活力，尚待于被授權的經濟特區、浦東新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的改革發展完善諸多舉措的相繼跟上，否則該條款就無法被激活，法治無法達到其原初目標。

豐富內涵。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命題中，法治和中國式現代化之間是用改革加以連接的，改革是嫁接法治和中國式現代化之間關系的橋梁，通過改革不斷豐富和展現法治的內涵和魅力則是改革對法治發揮作用的基本途徑。例如，2022年制定慈善法時，有關“說明”中指出：“對適宜通過制定行政法規或政策細化和解決的問題，在本法中只作原則性、授權性規定，為有關部門和地方結合實際實施法律、開展創新預留空間。”

在新的起點和更高層面上，法治和改革的關系還將隨著法治實踐的深化推進而繼續處在新的循環之中，由此將法治的發展完善推向一個又一個嶄新的高度，同時也使改革本身的經驗日益豐富，改革的成本被降低到最低限度，改革的成功率不斷提升。

（作者湯維建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