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卓元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物資經濟研究所所長、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2024年獲“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閱讀中的張卓元。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中國共產黨開創性地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發展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跡。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經濟理論都是在調查研究和經濟實踐中不斷總結提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這期間，眾多經濟學家為之作出了重要貢獻。

年過九旬的張卓元就是其中一位。他長期從事市場經濟理論研究，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與規律，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為我國經濟理論研究作出重大貢獻，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之際，榮獲“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編輯部里勤磨礪

北京阜成門外，月壇北小街2號院這幢三棟四層的蘇式建筑是張卓元最熟悉的地方，院中2號樓曾經匯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經濟四所——經濟所、工經所、財貿所、農經所，其中前三所，張卓元均擔任過所長。《經濟研究》《財貿經濟》等經濟類學術期刊編輯部也安家在此。

1955年夏，中國經濟學界發生了一件大事，《經濟研究》正式創刊。在此之前，我國還沒有一本經濟學的學術期刊。年輕的刊物在這一年迎來了年輕的編輯——22歲的張卓元。

《經濟研究》甫一創刊，孫冶方、薛暮橋、駱耕漠、于光遠、顧準等新中國的經濟學家先后在此發表作品，《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基礎上》《價值論》《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在大量閱讀名家稿件的過程中，張卓元的學術靈感也源源不斷地激發出來。

1960年后，張卓元參加了時任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主持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的編寫和整理工作，開始了對“價值規律”的深入探求。

張卓元和孫尚清、何建章等青年經濟學者被委以重任——他們在孫冶方的帶領下，以撰寫任務帶動學科發展，探索建立中國經濟學體系。

“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是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出的一個命題，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這一命題都有不同的看法。1962年，張卓元發表《對“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的初步探討》，文章對商品的社會使用價值是商品價值能夠形成和實現的前提進行了探討，將整個討論回歸到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不僅在學界和社會上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使困擾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大難題得到化解。

時代大潮奔涌而來，改革已不是一個判斷題，而是如何改的必答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為經濟學家施展才能提供了難得機會。這一時期，張卓元從認識價值規律的作用出發，逐漸產生以市場化推進價格改革的觀點，與后來堅持穩定地推進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主張邏輯一致、思想一脈相承。

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中指出：“高品質的學術期刊就是要堅守初心、引領創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優秀學術人才成長，促進中外學術交流。”

此前，張卓元曾分別參與《經濟研究》編輯部組織編寫的《建國以來政治經濟學重要問題爭論（1949—1980）》《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回顧與展望》等書的撰寫工作。之后，張卓元陸續主編或主持出版《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經濟學卷》《新中國經濟學史綱（1949—2011）》《新中國經濟學研究70年》等著作，不僅梳理了新中國經濟學思想史，力求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也成為海外經濟學家了解當代中國經濟學的重要手冊。

敢問實踐試鋒芒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從事的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

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遵循著從經濟機制調整到經濟體制改革、再到經濟制度創新的過程展開的。

改革開放是張卓元研究生涯的轉折點。“恰逢盛世，改革開放后學術研究的空間非常大，涌現的經濟問題也特別多，為經濟學家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和廣闊平臺。”張卓元如是說。

1987年，時任社科院財貿物資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張卓元第一次受邀參加中央專家會議，張卓元參與領銜的中國社科院課題組提出“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根據當時的中國國情，我們提出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要尋求增長速度與物價上漲之間的平衡，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經濟學界出現了理論上的徘徊局面，市場化的改革思路遭到一些人的批評，持市場化觀點的學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改革困難重重。

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應如何論述經濟體制改革，怎樣界定改革目標？為此，黨中央于1991年秋冬時節召開專家座談會，張卓元受邀參會。

11個半天，11次座談。時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室副主任陳東琪回憶說，張卓元在座談會上就建立合理的價格結構、處理好改革與發展關系提出了極具建設性的意見。“他講話很有藝術性，提出的意見建議既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也不讓人聽著刺耳。”

“1991年這11次座談會的最主要成果是醞釀產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傾向性提法，同時也為1992年中國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共識，于今后中國之改革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張卓元說。

1993年，張卓元參與的文件起草組用了近半年時間，完成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起草工作，其中一萬五六千字的篇幅對市場經濟各個子系統改革之間的配合關系和時間順序作了細致安排。當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該決定，中國開啟大步推進市場化改革進程。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之后，市場經濟各方面勢頭正勁，國有企業卻出人意料地“趴窩”“擱淺”，迅速引發廣泛關注和爭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否可以兼容？

1996年10月16日，黨的十五大報告起草小組成立，張卓元是成員之一。對于黨的十五大報告的重要意義，張卓元這樣評價：“它對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給出了創造性解釋，理論上提出的公有制形式多樣化，政策上提出的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模式，為國有企業進入市場、成為市場競爭主體掃平了制度障礙。”

事實上，從改革開放之初到20世紀末，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環節，也一直是包括張卓元在內的經濟學家重點關注的對象。

1998年，張卓元成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每年全國兩會，國有企業改革都是熱點話題，也一直是全國政協的履職重點之一。”回憶起當年的履職經歷，張卓元印象深刻。“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難度最大、爭議最多的改革之一。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10年，經常參加有關國企改革的座談，具體次數已經記不清了。”

2004年3月7日下午，全國政協十屆二次全體會議舉行大會發言，張卓元作《國有企業改革仍然任重道遠》的發言并于《人民政協報》刊發。他提出加快改革步伐、積極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四點建議：一是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二是積極推進國有大中型企業規范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三是加快推進壟斷行業中央企業改革；四是積極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張卓元的發言為后來的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

如何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世界性的經濟學難題。張卓元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稱為“經濟改革新征程”，全會公報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調整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雖只兩字之差，實則意義重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新的成果，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從1991年參加中央的11次專家座談會算起，張卓元參加了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和決策咨詢工作，參與勾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親歷了中國改革事業進程中的重大決策出臺。

距第一次參與中央文件起草，已經過去了30多年，但在張卓元的腦海中，這段記憶依然鮮活。他緩而有力地告訴記者：“印象最深的就是起草文件辦公室內堆積如山的材料。那時辦公桌上擺了10多本16開本的資料。這于我而言是非常難得的接觸實際、了解國情的學習機會。”

在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張連起看來，張卓元的經濟學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守正創新，二則是實事求是。”70余年研究生涯，張卓元始終把自己的研究和國家發展所需緊密結合起來，為國家發展盡經濟學家天職。

1998年到2008年，在全國政協履職的十年間，張卓元顯示了一位經濟學家與時代的相處之道。張卓元既是觀察者，觀照社會，將發現的經濟學問題歸結到案頭；又是實踐者，躬身社會生活，融入時代，將理論創新扎根于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更是推動者，在全國政協履職十年間，圍繞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建議——

2001年11月下旬，中央邀請部分全國政協委員和經濟學家座談新世紀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張卓元以雙重身份參加，將新世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凝練成六個重要方面：一是著力尋找能夠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實現形式；二是建立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形式；三是建立開放型市場體系，推進自然壟斷部門改革；四是處理好效率與公平關系；五是建立完善、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六是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和認識；

2004年12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組織委員為編制“十一五”規劃建言獻策，張卓元就“深刻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作發言，并明確提出“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的觀點，力主“十一五”規劃要突出改革；

2006年，針對各地盲目追求GDP增速，造成經濟過熱、環境壓力過大的情況，張卓元就“用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制約盲目攀比GDP行為”作發言……

履職十年，張卓元的視線不只停留在其駕輕就熟的經濟問題上，而是將觸角徑向延伸到社會的諸多方面。

“1998年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我聯合李京文等幾位委員提出提案，建議全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每天發布空氣污染指數，以促進各地政府抓緊治理空氣污染。”談起履職，輕快心情體現在張卓元的語速中，他笑著告訴記者：“在提出建議的幾個月后，全國47個重點城市陸續開展了空氣質量日報工作，這一提案也在當年獲得全國政協優秀提案獎。”

“經濟學從來是致用之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要服務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這十年間，參加政協調研、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對我們這種從事經濟理論研究的學者而言，這樣的經歷與經濟研究工作相生相長、互相促進。”張卓元如是說。

師道傳承大先生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教師不能只做傳授書本知識的教書匠，而要成為塑造學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張卓元覺得自己最大的幸運，是工作之初就有幸遇到了“大先生”——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后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那里當時可謂大師云集，孫冶方、于光遠、駱耕漠……張卓元都曾做過這些大先生的助手。

孫冶方先生是張卓元經濟學研究之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他倡導并堅守的“不改志，不改行，不改觀點”的“三不”治學精神，為張卓元一生奉行。

張卓元的良師也把他當成了自己的益友，在孫冶方的研究工作甚至日常生活中，經常能看到張卓元的身影。“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這句名言是理論先聲，更深深影響了年輕的張卓元。

20世紀80年代初，張卓元注意到一個可喜的現象：北京三里河附近的菜市場開始賣“活魚”了，群眾排隊搶購。“這是生活中經濟學的實踐魅力，也恰恰說明價格改革搞活了經濟。”

張卓元開始深入細致地展開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研究。他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研究經濟不能坐在辦公室里拍腦袋想辦法。進廠礦、跑鄉村，走遍城市的角落去調研……“經過調查以后覺得有一些體會，才寫得出文章。比如說農產品成本，在農村里頭打算盤，計算了半天，我甚至可以右手寫字，左手打算盤。唯有此，筆下的文章才更有說服力，更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這些經歷對張卓元的學術成長特別是堅持治學必須理論聯系實際起了很大作用。“不聯系中國實際，經濟學是沒有出路的。搞經濟學研究，不能只從經典著作中尋章摘句。”

經濟學上有一個名詞叫“熱帶雨林效應”，獨木難成林，只有形成熱帶雨林生態，才能形成穩定持續的生長環境，張卓元顯然明白這一點。

對于自己的學生，張卓元也要求他們不能只是囿于書本或是在網上查資料。“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培養其問題意識，首先要學會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其次才是解決問題。我是這一教書方法的受益者，如今也用到自己學生身上，效果依然很好。”張卓元笑道。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招收學生，到耄耋之年仍未停止的教學育人，30多年間，張卓元培養了近40名經濟學博士。他不僅對學生傾囊相授，更以言傳身教，塑造學生的學術品格，激發獨立思考的能力。

治學用心老到，為師同樣悉心拿手。面對年輕的學生，張卓元總是鼓勵，多有包容。“對學生們在學術中的不同觀點，只要是認真研究和嚴肅思考的結果，即使不甚成熟，我們也能夠相互探討。”

張卓元的學生、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房漢廷介紹，至今仍活躍在一線的很多經濟學家都曾經在其指導下學習或工作過。“在這個大師云集的環境里，他帶出了一批新一代的學者。”

鮐背之年，張卓元仍在關心年輕學者的成長。如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新的實踐課題。在張卓元看來，高水平建設往往意味著高難度，而高難度也會帶來新的突破。他殷情寄語：“現在的年輕人在中國研究經濟問題，是個大好的時機，應該能夠做出很多很好的成果來。大家應當日拱一卒、銖積寸累，為祖國改革發展謀更多良策。”（融媒體記者 李京 賴仁杰 信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