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推進邊疆治理，需要強化理論支撐。要加強邊疆史和邊疆治理相關的多學科研究，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進入新時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不僅關乎理論的創新，更關系到國家邊疆治理能力的提升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目標的實現。近年來，隨著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推進和國際形勢的復雜變化，邊疆地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邊疆學的理論構建迫切需要在扎實的學術研究基礎之上，形成具有中國特色、適應時代要求、服務實踐需求的理論體系。在這一過程中，歷史性、時代性、應用性與復合性四個特性構成了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內在邏輯，四者有機融合，推動邊疆學理論從學術層面的探索逐步向實踐層面的應用轉化，為國家邊疆治理提供全方位理論支持。

歷史性是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邏輯起點和理論基石。邊疆治理從來都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它深嵌于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脈絡之中。從秦朝的羈縻政策，到漢朝的駐兵屯田、唐朝的都護府，再到清朝的“改土歸流”，各個歷史階段的邊疆治理政策既是中央政府在邊疆地區經驗積累與實踐延續，也是多民族國家統一理念下治理策略的具體體現。這些政策在空間上跨越了中原與邊疆的地理界線，在時間上則涵蓋了數千年的延續性與變遷性，形成了一套兼具靈活性與實用性的治理機制。正如錢穆所言：“我們講論中國歷史上的歷代制度，正該重視中國歷史上之特殊性。”與其他國家的歷史相比，中國歷史的顯著特征之一，在于其綿延古今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不僅體現在國家治理政策的延續性和銜接性上，還反映在文獻記錄（包括官方文獻與民間文獻）的連貫性中，并通過大量考古遺存與物質文化得到佐證。這些特征為中國邊疆學的研究奠定了獨特的歷史視角和堅實的學術基礎。因此，中國的邊疆治理研究應該立足于自身歷史和內生文化傳統，展開一種貫通古今的系統性研究。歷史性在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具有重要的雙重價值，一方面，通過系統梳理和反思邊疆治理的歷史演進，為理論創新提供豐富的素材與經驗；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厘清邊疆治理與國家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當下及未來的邊疆治理實踐提供寶貴的歷史鏡鑒。這種基于歷史性的研究不僅深化了中國邊疆學的學術根基，也彰顯了中華民族在應對復雜邊疆問題過程中長期以來所積累的群體智慧與內在包容。

時代性是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時代動力和發展源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邊疆地區一個都不能少。”這一重要論述明確了邊疆地區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揭示了在黨的領導下，中國邊疆治理理念從單一的行政管理模式轉向以發展為導向的綜合治理模式，這一模式以民生改善、可持續發展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核心，呈現出新時代中國邊疆治理的現代化特征。這種具有鮮明時代性的治理語境，不僅契合當下中國邊疆地區的實際情況，也是黨和國家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不斷積累經驗的結果。如果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無法立足于具有中國特色的時代性框架，理論體系便可能陷入脫離實踐的空泛境地，難以有效回應新時代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的現實需求。進入新時代，邊疆研究需要深入分析邊疆地區多樣化的發展需求，拓寬民族學、人類學、思想史等研究路徑，涵蓋經濟、文化、生態與社會治理等多個領域。這就要求邊疆學的理論建構既要扎根于深厚的歷史性，又能夠主動回應時代性，并具備面向未來的前瞻性。唯有在理論層面對時代性問題精準洞察，通過實踐檢驗和不斷修正，才能構建出既符合中國特色，又具備學術高度和現實指導意義的邊疆學理論體系，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更為堅實的理論支持和知識保障。這不僅是學術發展的需要，更是助力國家治理和邊疆繁榮的必然要求。

應用性是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實踐價值和理論活力。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過程中，中國邊疆學需要著眼于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既關注理論向實踐的轉化過程，也重視實踐對理論的反哺與推動。例如，在中國邊疆治理的實踐中，黨的基層組織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重要紐帶，成為中國邊疆治理的一大特色。邊疆治理中的主體力量不僅包括戍邊戰士，還涵蓋護邊員、護林員等群眾性力量，如阿克陶縣護邊員阿布都加帕爾·猛德因亮出黨員徽章感動全網，三代護邊70年的楷模拉齊尼·巴依卡一家，以及一家四代守邊的草克特格斯一家。這些個體雖來自不同民族和崗位，卻因共同的黨員身份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他們不僅在邊疆治理中體現了基層黨組織的力量，也彰顯了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高度聯結。如果在邊疆治理研究中忽視這股基層力量，就難以全面理解我國邊疆治理的整體面貌和深層邏輯。因此，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應用性具有雙向性，既體現在“從實踐中來”的研究方法，也表現在“到實踐中去”的理論轉化能力。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應用性，是其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的交匯點。通過將理論研究與實踐需求緊密結合，中國邊疆學不僅能夠更好地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和邊疆治理需求，而且還能在全球范圍內形成關于邊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實踐場景，彰顯中國特色、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

復合性是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整合邏輯和系統框架。邊疆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復合型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多個維度的交叉與互動。因此，邊疆學知識體系的建構不能局限于單一學科的視角，而必須通過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形成綜合性的研究框架。復合性要求邊疆學研究從整體性出發，將歷史、現實與未來相結合，將邊疆地區的特殊性與國家發展的普遍性相結合。例如，在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如何實現邊疆地區的綠色轉型；在民族團結與文化多樣性之間，如何促進文化的相互包容與深度交流；在邊疆穩定與國際合作之間，如何構建更加開放包容的區域發展模式，都是復合性研究需要解決的復雜問題。通過復合性的研究思維，邊疆學知識體系能夠在歷史性研究的深入度、時代性研究的敏銳性和應用性研究的實踐性之間形成有機結合，從而產出更加全面和系統的理論成果。此外，復合性的視角還可以突破西方基于學科分類的既有知識體系。國外的邊疆研究通常圍繞文化邊疆、政治邊疆和社會邊疆展開，并提出相應的理論框架。然而，這種完全基于學科劃分的分類方法容易使我們無法形成整全的邊疆圖景。對于生活在邊疆地區的各民族而言，他們的邊疆體驗具有顯著的復合性。以我國新疆阿勒泰邊境的牧民日常生活為例，牧民對于政治邊疆的感受，主要來自邊境檢查站的設立。首先，牧民深刻理解政治邊疆的設立是為了國家安全，直接關系到自身生活的安全與穩定。其次，政治邊疆在運作過程中也考慮到牧民的文化與社會維度，例如在牧民的轉場與上山祭祀過程中，邊境檢查相比游客有更簡便的手續，并設有專門通道。此外，哨崗的存在還加強了牧民在國家層面上的身份認同。因此，在牧民的日常敘事中，邊境檢查站作為政治邊疆的象征，與牧民的文化和社會實踐相互交織，成為邊疆生活體驗的一部分。穿越邊境檢查站后，牧民更多關注的是草場邊界和家族敖包的空間位置，這些具有文化屬性的“邊疆”。在社會邊疆方面，由于草場的緊鄰，牧民有時會與蒙古國的牧民接觸，這時中國人與蒙古國人的身份差異會突出表現。由此可見，在中國邊疆地區，邊疆的概念并非如國外知識體系中的文化、政治和社會三項單一選擇，而是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和情境性。國家在邊疆治理過程中也并非僅僅依賴強制力和明確的邊界劃分，而是注重通過綜合治理避免“邊疆治理的硬化傾向”。總之，復合性要求研究者超越單一、靜態的敘述框架，從動態、多維的視角重新審視邊疆及其歷史演變。復合性強調，邊疆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層面之間的相互作用與整合。基于這種復合性視角的分析，能夠揭示出邊疆治理的多層次性和多樣性，從而呈現出獨特的“中國性”。

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是一個系統工程，歷史性、時代性、應用性與復合性構成了其內在邏輯的四大支柱。歷史性為體系提供了理論根基，使邊疆學能夠扎根于中國深厚的文化與歷史土壤；時代性賦予體系以發展動力，使其能夠及時回應現代社會的實際需求；應用性確保了理論的實踐價值，使邊疆學不僅成為學術研究的工具，更成為國家治理的智力支持；復合性則將這些不同維度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使知識體系能夠適應邊疆問題的復雜性與多樣性。這四個特性共同構成了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內在邏輯，推動其從理論創新走向實踐服務，并在全球范圍內為國家治理與邊疆研究提供獨特的中國方案。通過這一邏輯框架的深化與完善，將有利于中國邊疆學在國家戰略實施和國際學術交流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貢獻智慧與力量。

[作者袁劍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胡峻雄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生，本文為國家民委項目“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國疆域的內在關系研究”（編號：2023-GMI-05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