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培倫 （一九〇七年攝于日本東京 喻鐘玨提供）

1954年4月25日，香港《大公報》報道“內江建機械化糖廠”消息。

說起喻培倫，人們都知道他是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犧牲時年僅25歲。但鮮有人知道，他還是近代中國推動“機器制糖”的先行者。

夢想“機器制糖”

喻培倫的家在四川內江，這里清初以來就以盛產甘蔗出名，逐漸發展成蔗糖生產大縣，有“甜城”“蔗鄉”之譽。

喻家是內江城內有名的蔗糖加工戶，有著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糖坊。喻培倫是家中長子，每到榨蔗季節，常隨父親到鄉下收購糖清。那時幾乎整個中國都是土法制糖，全程手工操作，質量良莠不齊。

少年時期的喻培倫“敏慧過人，尤富于創造性。常竊啟鐘表及機械器具，察其究竟”。（喻培棣撰《追贈大將軍喻公培倫年譜》）父親重視子女教育，在喻培倫14歲那年就送他到教育環境更好的資州讀書，師從名師魏楚珊。

魏楚珊思想很開明，常托人從上海購回時務書報供學生閱讀，教育學生勿忘國恥。一天，魏老師將一小袋傳教士送他的“洋糖”放在講臺上，激動地說：“外國人用機器制糖，色白雜質少，日產可達數萬斤，是我國的數十倍還多。近聞江南一帶的糖坊被洋糖沖擊，已紛紛倒閉了。如果我們再不設法改良，川糖遲早也會被取代。”

這話深深刺激了少年喻培倫。他深深認識到：要改變川糖命運，只能舍棄舊法制糖，求取新技術、新機器，方能抵御洋糖，“恢復國家權利”。（《喻培倫家書》，以下簡稱《家書》）

1905年10月，19歲的喻培倫懷揣“機器制糖”夢想，赴日本留學。

探訪大阪精糖社

1907年初，為了能“實受各學，未至糊涂自欺”，喻培倫轉學到自己喜歡的實用技術學校——大阪高等工業預備學校攻讀。其弟喻培棣回憶說：“兄于幼時，已具科學興趣。東渡后，益窺得門徑。深諗非科學不能救國，于是研討益勤。”

求學期間，喻培倫一直在尋找機會實地考察機制糖廠。

1908年2月中旬，喻培倫打聽到日本一家生產白糖出名的企業——東京日本精糖株式會社，沒想到他“持清國公使紹介，亦未得參觀”。繼后，喻培倫又找到大阪精糖株式會社，其參觀過程也讓他“大費周折”。

最初喻培倫持學校介紹信請求參觀，遭到會社婉拒。但他仍不放棄，“乃親赴神戶駐扎清國領事所，囑其書達大阪府知事”。遂持書信面見知事，大阪知事打電話給會社，“外復與我一紹介券（即介紹信）持往會社”。（《家書》，以下所引均來自家書）

有了大阪知事的介紹信，喻培倫滿心歡喜地再次前往大阪精糖株式會社，沒想到“仍以未商主人見推”。喻培倫反復表達誠意，對方“乃相約次日”。次日一早，喻培倫就“先電話問之，得其允諾”。

會社技師首先介紹了制作精糖（即白糖）的次序：“其制法先于溶糖室溶解原料，用袋濾器除去雜物，次送溶液于濾過室，使液由獸骨炭（即活性炭）通過，因化學作用吸收其色，更注進于汽罐內蒸煮之，依遠心機（即離心機），終制成結晶白糖。”

技師告訴喻培倫，會社的制糖設備全系機械化操作，“繁浩復雜，請注意視之”。隨后帶著喻培倫去參觀制糖車間，“果全系機械，此人一一指示，纖悉周至”。

喻培倫一邊仔細觀察，一邊詢問其機器購置何處、價格幾何？他隨后在給父親的信中說：“以倫素諳糖業，得察其與我邑異點，透徹其精制層次，且因曾經說明，得實睹而心識焉。其用機械固速，而其精制法則全與我邑異，少廢棄物，如漏水之不值價者，由原糖而成白糖（其色作白雪之白——原注）只須半日頃，且不須日曬，而極干燥，罕見回潤者。”

考察大阪精糖株式會社，喻培倫收獲滿滿、大開眼界。

呼吁“共同購機制糖”

喻培倫身在日本，仍心系家鄉糖業。他接連給家里去信，請父親聯絡業界同仁聯合呼吁資州五屬（指資州管轄的資中、資陽、內江、仁壽、井研五縣）“同聲共起”，集資購買制糖機。

在參觀大阪精糖株式會社時，喻培倫的好學勤問就給日本技師留下了良好印象。他悄悄告訴喻培倫：辦精糖廠的關鍵是先要對原料作精確化學分析，取得參數后才能把控產品的質量，設備還在其次。為了能盡快掌握化學分析方法，喻培倫毅然從工業預備學校退學，“乃改進大阪化學研究社”“專攻一科”。喻培倫利用研究社“備有化學試驗器及其藥品”“每日自晨八時至晚五時，盡自試驗”。

喻培倫在研究社得到帝國大學應用化學科畢業的吉村老師幫助。吉村告訴他，要生產中國白糖，需要“得其糖類而分析之，以與日本所出相比較，以助我所學，且便視中國糖類成分，以應當如何改良”。喻培倫馬上寫信給父親，將內江所產黃砂糖、原糖、水糖、桔糖各半斤，“封包交郵政寄來，并乞早速，勿至遲誤”。

收到父親寄來家鄉原糖樣品后，喻培倫“數日間舉行糖之定量分析，逐日以求”。做化驗分析之余，喻培倫還抽空赴西京島津儀器制造所，請其按照大阪精糖株式會社所用機器，“效照其重要器械二種，即真空鍋與遠心分水機，定制價格在數十元譜”，目的在于減少購置設備的資金壓力。

喻培倫告訴父親：“日來專肆于化學研究社，自朝至夕，已無他暇。”他充滿信心地說：“吾生于糖業中，熟知其法，得彼之異法而改良我所固有，必屬易事。”3月23日，喻培倫又寫信給父親，再次詢問縣中籌款情況，說自己已做好歸國辦廠的打算。請父親速寄六百金用于“購置化學試驗藥品器械，帶回以供己用，并書籍需用者，亦不可不買。轉望我國，各物缺無，學問上應用者，尤難買入”。

然而，父親的回信讓喻培倫大為失望。信中說：去年四川大旱，甘蔗減產，官府糖稅卻不減反增，原來答應集資的幾家大糖坊都相繼毀約，自家糖坊也舉步維艱。父親告訴他，在日本好好讀書，不要再提辦機器糖廠之事。

在日本留學的四川同鄉中，吳玉章一直很關心喻培倫。吳玉章1906年就加入中國同盟會，任評議部評議員。他勸慰喻培倫說：“我并不反對你改良土法制糖，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如果不推翻喪權辱國、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一切實業計劃都難以成功。”

正是在吳玉章等人幫助下，喻培倫成為一名革命者。1911年4月27日喻培倫參加黃花崗起義，壯烈犧牲，孫中山追授他為“大將軍”。他一生追求的“機器制糖”夢想沒有實現。

終圓“機器制糖”夢

民國初期，一批有志之士積極在四川、廣東等地倡建機制糖廠，相繼受挫。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中國的機械化制糖都沒有成功，仍處于手工業制糖階段。1935年前后，中國興起一股機械化制糖熱潮，但都因時局動蕩，工業基礎薄弱，生產成本過高，利潤微薄而相繼停產、關閉。

全面抗戰爆發后，四川成為大后方的主要工業基地。在大批科技人才的努力下，先后在喻培倫故鄉建起了華農糖廠、中國聯合煉糖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華原糖廠三家機器制糖廠。可是這些制糖廠都沒有完全實現機械化，且所產機制糖不到全川總量的10%。在1949年前，四川糖業仍以土法制糖為主，整個中國都未形成機械化制糖工業體系。

1950年12月6日，內江解放。3年后，新中國將新建的第一座大型機械化糖廠放在喻培倫烈士的家鄉，并納入國家“一五”計劃。經過兩年多的建設，1956年3月，“內江糖廠”竣工投產。當年11月，正值甘蔗收獲季節，新華社記者劉宗棠采訪內江糖廠，寫出了一篇通訊《糖城——內江的新面貌》：“這里的蔗糖已經全部由機器制造了。新建的四川省最大的內江機械化糖廠，每天能壓榨甘蔗1200噸，生產能力比過去全部土糖坊還要大，而制糖過程所用時間只有土糖坊的六分之一，每榨一噸甘蔗還能多出一百公斤蔗糖……”

喻培倫的遺愿最終在新中國變成了現實。

（作者單位：四川省內江市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本文主要依據重慶博物館館藏《喻培倫家書》、喻培棣《追贈大將軍喻公培倫年譜》等資料，以及采訪喻培倫之子喻鐘烈、侄喻鐘玨等人的口述記錄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