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

知識產權一頭連著創新，一頭連著市場，既是創新成果的保護網，更是新質生產力的催化劑。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系高質量發展、國家對外開放大局和人民生活幸福。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部署推動了一系列改革，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行動、規劃，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持續加大知識產權執法力度，構建起全方位、立體化保護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知識產權發展之路，有力保護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維護了創新發展的良好環境。

雖然我國的知識產權執法司法保護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距離高水平保護還有差距。為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執法體系，增強行政執法與司法的銜接，提高知識產權執法司法保護質效，2月21日，全國政協召開“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司法保護、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雙周協商座談會，組織全國政協委員、專家學者與相關單位負責同志深入溝通交流，共議對策建議，為提高知識產權法治保護水平，促進社會創新與發展的良性循環聚眾智、匯合力。

持續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

健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建立高效的知識產權綜合管理體制”，“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高效的執法司法體系，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保障”。

加強對知識產權的法治保護，是實現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保障。

2024年12月，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調研組赴安徽省開展專題調研，同時委托上海、浙江開展協同調研。

“創新成果的不斷涌現為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有力支撐，各類創新主體對及時高效保護知識產權及化解矛盾糾紛的需求更為強烈。”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徐令義代表調研組介紹相關情況時表示，從調研情況看，各地區、各部門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論述，以知識產權執法司法保護推動科技創新、激發市場活力、促進國際合作，取得積極成效。

“在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推進的關鍵時期，要更加重視發揮知識產權對創新發展的引擎作用，針對制約和影響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突出問題，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提高知識產權執法司法保護質效。”徐令義建議，持續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管理體制和政策機制，加快修訂滯后法律法規，同時注重為前沿創新留足空間；完善知識產權案件國家層面上訴審理機制，綜合運用調解、仲裁等非訴形式，促進合作共贏；積極掌握國際規則制定主動權，加快復合應用型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提升我國知識產權國際競爭力和綜合保護效能。

知識產權執法與司法保護在保護知識產權、打擊侵權行為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知識產權執法與司法銜接機制，但在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律師協會會長牛同栩看來，執法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要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司法銜接，完善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牛同栩建議，建立常態化知識產權行政司法保護工作會商機制，健全完善關聯案件當事人信息披露機制、關聯案件通報機制以及行政與司法程序協調機制；完善知識產權上訴審理機制，加快技術專家庫等支持系統建設，加大審判人才與資源向重點知識產權上訴法院集中的力度，制定完善適用于知識產權領域的證據規則、程序規則及發布指導案例等，提高知識產權案件審理質效。

近年來，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不斷得到運用和發展，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全國政協常委、民革福建省委會主委夏先鵬調研發現，我國商事調解還存在體制機制障礙，商事調解協議未經司法確認不具有強制執行力，仲裁、調解等機構培育不夠，相關部門的協調力度不足，難以實現“糾紛化解力”與“創新驅動力”協同提升。

夏先鵬建議，推動保護理念升維，塑造解紛文化新認知，推動形成多元調解促產業合作的糾紛解決新模式。強化調解矩陣升級，打造高效解紛新機制。探索開設產業鏈協同等調解課程，培養復合型調解人員。成立行業性風險共濟基金，通過風險共擔和金融工具創新，降低中小企業成本。深化協同保護機制，推動符合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的知識產權治理體系迭代升級，構建“司法裁判定規則、多元調解促合作、自我管理防風險”的三維治理體系，降低創新活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加強新興領域知識產權保護

營造良好創新法治環境

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是數字經濟和無人駕駛等新技術領域發展的基礎資源和關鍵要素。但目前，我國法律體系中尚無“數據知識產權”的概念。

“研究構建數據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十分必要。”在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原黨組成員熊選國看來，目前我國數據知識產權保護中主要存在權利界定難、難以明確數據的保護范圍、各方利益平衡難、數據產業發展存在痛點等問題。

“加快數據知識產權制度建設，促進數字經濟發展，一方面要嚴格落實數據安全法，督促數據依法合理使用；另一方面要在嚴格的前提下審慎包容監管，‘發展’與‘保護’并重。”熊選國建議，采用“行政先行﹢司法保障”條件成熟時立法的漸進路徑；健全數據知識產權登記制度，推動形成全國統一的數據交易市場，促進數據順暢流通；完善數據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規則。

在知識經濟時代，計算機軟件版權保護發揮著尊重原創勞動和激勵保護創新的積極作用，其保護狀況直接影響著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水平提升。

據了解，我國計算機軟件版權登記歷史累計總量達1600萬件。2024年，軟件版權登記量為282萬件，軟件市場規模達13.6萬億元，國民經濟支柱地位日益顯現。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版權保護中心（中華版權代理中心）主任孫寶林看來，當前，計算機軟件版權保護工作中還存在對軟件的破解和盜版隱蔽傳播，不易發現和認定；軟件版權登記信息系統陳舊，難以滿足高速增長的軟件版權登記需要；軟件版權登記審查員隊伍配備不足；人工智能版權困境等問題。

孫寶林建議，堅持包容審慎理念，管理部門要加強研究，明確人工智能平臺與使用者的權屬；加強軟件版權登記工作，投入必要的項目資金，測算增加相應人員配備和財力保障；提高數字版權法治化水平，加快建立數字版權法律制度，為計算機軟件保護提供有力法律支撐，形成計算機軟件版權立體保護格局。

作為會議特邀專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知識產權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科學技術法學會副會長宋偉同樣建議，加快科研數據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進程。

宋偉表示，一線科研人員非常關心科研數據、實驗方法、階段性成果等知識產權如何保護，技術專家在執法司法中如何發揮作用等問題。

“要進一步加強原始創新成果的執法司法保護。”宋偉建議，不斷拓寬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加快技術調查官制度建設，建立快速維權通道，加強知識產權信用監管機制和平臺建設，完善知識產權大保護、快保護格局。營造良好的原始創新法治環境。加大力度依法遏制惡意訴訟、濫用訴權行為，維護科技創新的正常秩序。

種業知識產權保護是關乎國家糧食安全、實現種源自主可控、打贏種業翻身仗的關鍵環節。目前，我國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達8萬多件，生物育種發明專利申請量占全球27%以上，均位居世界第一。

長期從事糧食育種研究的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政協副主席馬傳喜認為，我國要實現種業“自立自強”的發展戰略目標，還需要解決生物育種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原始創新能力不足、市場競爭力不強、育種研發急功近利和低水平重復、常規品種知識產權保護難等問題。

對此，馬傳喜建議，堅持生物育種專利技術保護的市場化導向，把我國生物技術研究優勢轉化為育種技術優勢和種業市場競爭力；建立植物品種權和育種專利技術的協同保護機制，推動協同創新和種業可持續發展；完善有利于激勵育種技術創新的植物品種權保護制度，改善種業技術創新生態，促進種業市場穩步有序發展；規范有利于常規作物品種創新的種子市場經營秩序，更好地平衡品種創新投入與農民生產成本的關系，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大國和人口大國種業創新發展之路。

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進入新時代，隨著知識經濟高速發展，知識產權已成為核心競爭力，成了企業繞不過的門檻。

“對于許多企業來說，知識產權是一柄‘雙刃劍’，既能保護創新成果，也會限制企業模仿創新。”全國政協委員、合肥合鍛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嚴建文表示，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是中小企業技術發展的主流路徑，但在“引進成果”基礎上形成的“再創新成果”仍然面臨知識產權風險。

“要合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嚴建文建議，知識產權保護要分門別類、寬嚴適度，既要保護知識產權，也要保護創新者、創新型企業發展的氛圍和態勢；要有針對性、區別對待，特別技術不宜做專利全面保護，對急需快速布局進而建立知識產權壁壘的未來產業、顛覆性技術等，應給予特別保護；合理降低發明專利維持費，減輕專利所有權人負擔；加大對惡意維權案件的司法懲處力度，提高對技術含量較高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判賠額。

作為此次會議的行業代表、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吳曉如認為，當前，知識產權保護主要存在企業自我保護意識不強、高價值專利轉化不足、刑事保護力度不夠等幾方面的難題。

吳曉如建議，提高企業知識產權保護能力，鼓勵企業增強保護意識，做好事前風險評估、知產成果保護、構建律師網等工作，相關部門應提供更多培訓、指導，助力企業在國際化業務中行穩致遠；規范高價值專利定義及轉化，統籌研究專利成果轉化的專項政策，在重點行業進行試點，更好落實專利轉化運用；加大企業商業秘密與軟件著作權刑事保護力度，進一步明確刑事犯罪立案及認定標準，有效解決受害企業取證難、立案難等問題。

新時代以來，我國市場更加緊密、廣泛地與世界市場聯系起來。隨著我國企業不斷“走出去”，涉外知識產權糾紛也逐漸增多。與此同時，隨著我國涉外知識產權實力持續攀升，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需求強烈，對涉外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更高要求。

“加強涉外知識產權保護，維護國家利益和產業安全，刻不容緩。”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專職副主席何志敏表示，知識產權作為國家戰略資源和企業全球競爭利器的作用更加凸顯，加強涉外知識產權保護需要加速度。

何志敏建議，支持企業提升海外風險應對能力，設立國家海外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幫助企業和行業協會有效應對挑戰；探索設立海外知識產權維權援助基金，開發涉外知識產權保險產品。進一步完善并有效實施涉外知識產權制度規則，在知識產權制度型開放方面先行先試，統一地方執法司法標準，打造國際知識產權爭議裁決優選地。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際規則調整，在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和傳統知識、民間文藝等優勢領域提出中國方案，推動全球知識產權治理包容平衡發展。進一步加強“一帶一路”知識產權合作，保護我國企業海外合法權益。

知識產權人才是發展知識產權事業的第一資源，也是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戰略支撐。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潘碧靈調研發現，當前，我國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存在人才隊伍數量緊缺、人才培養供不應求且存在結構性缺陷、人才培養路徑單一等問題。

據了解，我國現有知識產權人才86萬人，與占比科技人員4%的國際慣例測算的400余萬人相比，缺口300多萬人。全國設有知識產權學院的高校45所，設有知識產權專業的高校108所，知識產權專業在校學生1.5萬多人，嚴重供不應求。

面對國家重大需求，加快培養復合應用型知識產權人才意義重大。潘碧靈建議，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推行“知識產權﹢法學﹢管理﹢理工”等“交叉融合”的復合培養模式，創新“雙千計劃”和人才培訓交流機制，推動高校和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司法部門、法律服務機構共建理論研究基地與人才培育平臺；豐富人才培養教育資源，整合在線慕課等教學要素，挖掘線上優質課程資源，建設一流知識產權課程矩陣；構建人才培養共同體，對在校學生實施“供需適配”的靶向培養，對實務人員實施“精準提升”培訓；加快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理論研究基地和國家高校信息服務中心等平臺建設。

（本報記者 孫金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