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

筆者在最近發現的一份“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里看出，其中列了8位秘書長的辦公電話號碼和秘書處辦公室、行政組、文書組、新聞處辦公室、攝影組、庶務處等的電話號碼。這是一份珍貴的檔案材料，可以從中看出新政協籌備會早期的組織架構。8位秘書長都是統一戰線的著名人物，但把他們的生平事跡綜合介紹的機會還不多。本期為讀者介紹中的4位，敬請關注。

李維漢

新政協籌備會秘書長

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上顯示，籌備會秘書長是李維漢。

李維漢是湖南長沙人。1918年，毛澤東、蔡和森和李維漢等14人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尋找馬列主義。1922年回國后，他便投身革命。在組織的安排下，他在給湖北區委的王荷波、項英送指示信和活動經費時，因接頭地點暴露，險些被捕。1925年，在參加江西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副主任黃靜源被害的葬禮時，因一個叛變者告密，又遇險情。1928年，敵衛戍司令部“探到”李維漢在漢口的住所后，夏明翰護送他轉移脫身，但第二天夏明翰不幸被捕，于3月20日犧牲。

1932年，李維漢在蘇聯莫斯科國際列寧學校進行了8個月的短期培訓，在結業回國的火車上，遭到朝鮮、日本、中國各兩人共6個人的圍困和盤問，他憑借機警、沉穩的性格又逃過一劫。

1933年，李維漢在江西蘇區任中央組織部干事，后任部長。在長征中任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在擔任定邊少數民族委員會書記時，開創性地開展了民族工作，他起草的《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關于抗戰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系統研究少數民族問題的開端。

1940年10月，李維漢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研究院新聞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負責領導中央研究院整風學習。1942年9月到1946年4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員、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在陜甘寧邊區工作期間，他在發展生產，開展文化、教育、衛生工作和少數民族工作，建設“三三制”政權，搞好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關系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績、取得了經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維漢與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這位黨外人士促膝談心，虛心聽取李鼎銘的意見甚至不滿、牢騷、指責與批評。他多次在窯洞中與賀連城、霍子樂等黨外知名人士深談，也成為了一段佳話。

1946年4月8日，中共代表團團員王若飛同志因飛機失事遇難，李維漢即接受中央指派，飛抵重慶參加中共代表團工作。在重慶和南京，他與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陸定一等人同國民黨進行了尖銳復雜的斗爭。他經常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間，廣泛接觸各方人士，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陰謀，團結了許多愛國民主人士。11月19日，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等撤回延安。在飛機上，李維漢說：“談判是破裂了，但我們是滿載人心回延安的。取得人心，是一年來黨的統戰工作的最大勝利。”周恩來對此非常贊許。

1948年4月，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立刻得到熱烈響應。當時，許多民主人士聚集在香港，中央把迎接他們到解放區來的任務交給李維漢。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錢之光、連貫等人經過周密安排，先后把所邀民主人士都送到了解放區。

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將城工部改組為統戰部，李維漢由城工部副部長改任統戰部部長，主管統一戰線和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具體工作。此時，一些民主黨派代表和著名民主人士如百川歸海，紛紛從香港和國統區到達解放區。河北平山縣李家莊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所在地，李維漢在此熱情接待了陸續抵達的黨外人士，如周建人、胡愈之、沈茲九、何懼、吳晗、符定一等，與他們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流，并與符定一、吳晗、周建人等在反復磋商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

北平和平解放后，李維漢即風塵仆仆奔赴北平，逐個訪晤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譚平山、周建人、馬敘倫、蔡廷鍇、吳耀宗等人，向他們介紹情況，分析面臨的形勢，闡述中共的方針政策，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并以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名義，組織一些黨外人士參觀解放區，舉行各種茶話會、座談會和報告會。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開幕。會議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主任的籌備會常委會。在這次會議上，李維漢被推舉為常委會秘書長兼第一小組組長，負責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和代表的名額、名單。

沈體蘭

“我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

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上的第二位是沈體蘭。

沈體蘭1899年出生于江蘇周莊的一個書香世家。東吳大學畢業后，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學成回國后，于1931年擔任上海麥倫中學（今繼光中學）校長。五四運動時期，他積極投入其中并進行廣泛宣傳；九·一八事變后，他奔波于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之間，與愛國人士陳巳生、吳耀宗發起組織時事座談會，與沈鈞儒、閻寶航等發起組織東北社，與李公樸、章乃器發起組織時社。面對反動當局的不抵抗政策，他疾聲呼吁抗日救國，并發起堅定堅決的抵制日貨活動。他還先后聘請數十位包括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劉曉在內的中共黨員到校任教，把抗日救亡愛國教育作為學校的辦學宗旨，麥倫中學也成為當時上海為數不多也是歷時最久的進步學校。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沈體蘭為宣傳抗日，在奔走國事上更是不遺余力。他積極靠攏中共駐滬辦事處，邀請美國記者斯諾向上海愛國民主人士介紹西北蘇區之行的見聞。斯諾的《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就是由沈體蘭籌款出版的。1938年他加入了由宋慶齡發起組織的“保衛中國大同盟”。1938年冬至次年夏，沈體蘭作為其代表赴印度、英、美等國，在印度與尼赫魯進行座談；在英國倫敦多次參加“人民之友”社的座談，在牛津大學作《中國教育之改造》的演講；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發表抗日救國的演說，并會見美共人士，爭取國際的同情和支持。歸國后，他和吳耀宗組織在滬國際進步友人座談會，討論國際國內形勢。

皖南事變發生后，由沈體蘭主編的《上海周報》全文刊登了中共方面的聲明，并專門制版刊登周恩來的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942年，沈體蘭擔任東吳大學文學院院長，隨校遷至重慶后，經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在曾家巖八路軍辦事處拜訪周恩來。周恩來說：“沈先生是大學校長中第一個來看望我們的。”

抗戰勝利后，沈體蘭在成都與張友漁、吳耀宗及加拿大友人文幼章等組織大學教授聯合會，指導成都學生的民主運動。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槍殺學生流血慘案，12月9日，在華西壩舉行的追悼昆明殉難烈士大會上，沈體蘭發表了悲憤沉痛、慷慨激昂的演說。

1946年夏，沈體蘭回到上海，繼續擔任麥倫中學校長，并兼任圣約翰大學教授。他和周谷城、張志讓、馬寅初、楚圖南、葉圣陶等人在中共上海局的領導下，組織發起成立“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每次聯誼會會議和活動，都由沈體蘭主持，集會的場所也都是由他設法解決。聯誼會的教授們每次講課的主旨，不是激勵學生的愛國思想，就是斥責國民黨政府的獨裁腐敗。對于這個主旨，沈體蘭不僅帶頭，還在報紙上公開說：“我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

1947年，沈體蘭與馬寅初等人聯合28位民主教授，發起成立“上海市教育人權保障會”，并發表意見書，提出反對內戰、反對逮捕愛國師生等6項抗議。

1948年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沈體蘭等上海民主人士紛紛響應，與周谷城、張志讓等聯合發起“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參加全市反美愛國、反對內戰、反對逮捕愛國學生的集會游行。美國特使魏德邁召集所謂“民間調查座談會”，沈體蘭等民主人士在會上慷慨陳詞、仗義執言，并當場轟走了魏德邁，成為轟動上海的爆炸性新聞。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來滬演講時，沈體蘭同樣不畏強權，質詢了美國當時的對華政策，公開表示堅決不要、堅決不接受美國人的“恩賜”。

1949年2月初，沈體蘭從上海秘密抵達香港。28日，在中共香港分局巧妙安排下，沈體蘭精心打扮成“船員”模樣，與喬裝后的陳叔通、王蕓生、馬寅初、包達三、傅彬然、張?伯、趙超構、柳亞子、徐鑄成、曹禺、鄭佩宜、鄭振鐸、郭繡瑩、馮光灌、葉圣陶、鄧裕志、胡墨林、劉尊棋、張志讓、吳全衡、宋云彬等20多位愛國民主人士，分批登上了一艘掛著葡萄牙國旗的英國商船“華中號”，離開香港，奔向解放區。

為消除這趟秘密航行中的單調氛圍，“船員”們就地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如猜謎、即興詩作接龍、趣聞軼事專場晚會等。在一次晚會即將結束時，有人建議全體“船員”合唱一支歌。選唱什么歌？沈體蘭說：“‘八·一三’淞滬抗戰，學校遭炮火轟炸，但麥倫中學的學生們都很堅強，常聚在一起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相互激勵。為此建議，我們合唱這首《義勇軍進行曲》……”3月5日下午，華中號輪船在解放區煙臺港靠岸，神秘“船員”們在此完全公開自己的身份。

賴亞力

“一位真正勤勤懇懇的人”

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上的第三位是賴亞力。

賴亞力是四川省內江縣田家鎮人。他曾先后就讀于北京師大附中、北京大學經濟系。1934年，24歲的賴亞力任教于北京私立大同中學。在任教期間，他向學生們積極宣傳抗日和民主進步思想。這一年，他經許德珩教授介紹，去往當時住在泰山的馮玉祥將軍研究室工作。在這里，他認識了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王梓木，其言行直接影響了賴亞力。

1935年10月30日，馮玉祥離開泰山去南京時，賴亞力跟隨一同前往。事實上，從這時起，賴亞力便成為馮玉祥實際上的政治秘書。

1938年，經李克農和王梓木介紹，賴亞力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接受中共南方局的領導，進行秘密工作。

1939年，賴亞力隨馮玉祥前往重慶，在那時，蔣介石派馮玉祥為第三區督練長官，督練重慶附近的三十六軍。當時，王梓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軍事組，賴亞力也在南方局的領導下工作。在這里，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與賴亞力談話，讓賴亞力轉達：“請馮玉祥將軍勉勵在不同戰線上正同日寇作戰的部隊，旗幟鮮明地堅持抗戰，充分準備、勤奮操練、準備殺敵，以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賴亞力如實向馮玉祥匯報了這次談話內容，馮玉祥極力贊同葉劍英的意見。

1941年夏，在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賴亞力與王炳南等成立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重點爭取國民黨內政治傾向較好的上層人士，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分化瓦解工作。賴亞力向馮玉祥將軍匯報了同王昆侖、王炳南等交換意見、研究對策的情況。馮玉祥聽了很高興，要賴亞力繼續參加這種會面，并隨時向他報告。

此后，賴亞力和馮玉祥先后到了美國。按照黨組織的要求，賴亞力不以舊部身份而以朋友身份對馮玉祥進行幫助。當時，“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要求集中骨干，分工準備配合馮玉祥的國際活動。隨即，賴亞力、吳茂蓀和王楓等5人聯名發快郵代電邀請馮玉祥到美國東岸參與加強反美援國的領導工作。馮玉祥欣然前往，在紐約作過多次街頭演說，反對內戰、反對援蔣，引起國際輿論轟動。

1948年7月31日，為響應中共中央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賴亞力陪馮玉祥將軍全家乘蘇聯郵輪返回祖國。但不幸的是，輪船于9月1日航行中遭遇失火，馮玉祥和他女兒馮曉達不幸在黑海遇難。作為馮玉祥將軍的秘書，賴亞力在馮玉祥身邊的日子里，一直向他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政策，馮玉祥能“從一個典型的舊軍人，轉變成一個民主的軍人”，賴亞力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馮玉祥也這樣評價賴亞力：“有一位賴興治先生，是四川內江人，在北大讀書，為人忠誠謹慎，是他應辦的事，都是萬分努力，不但是一位天才，而且是一位真正勤勤懇懇的人。”

孫起孟

黨外布爾什維克

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上的第四位是孫起孟。

孫起孟1911年3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寧縣。1918年，隨父母遷居蘇州。1929年從蘇州東吳大學政治系畢業后，在江蘇省立蘇州女子師范學校任教并任訓育主任。1936年，應黃炎培之邀，孫起孟到上海中華職業學校任教。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赴重慶，任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四川辦事處主任。

1939年夏，孫起孟曾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周恩來鼓勵他服從革命需要，并以黨外布爾什維克相勉。此后，孫起孟通過多種渠道，積極投身抗日救亡和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的斗爭。

皖南事變后，國共關系愈加緊張，很多共產黨員需要轉入地下工作。1942年至1946年，在昆明中華職業教育社任職的孫起孟，不顧自身安危，幫助了不少共產黨員，并掩護共產黨的地下電臺，為革命作出了積極貢獻。

1943年，周恩來為解決副官、紅軍老戰士鐘韻夫婦的職業掩護問題，親筆寫信給孫起孟。孫起孟接到周恩來指示后，立即安排鐘韻夫婦住在職教社，并委任鐘韻為總務主任。鐘韻利用學校總務主任這一身份的有利條件，經過半年的努力，在云南辦事處的儲藏室里，架設了一部秘密電臺，及時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

現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舊址陳列館里，還陳列著一部電臺實物，它的存在不僅是作為紀念，更多是向觀者講述孫起孟掩護“永不消逝的電波”和鐘韻機智勇敢地應對各種復雜環境、發送情報的故事。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指引，孫起孟與黃炎培、章乃器、施復亮、胡厥文等愛國民族工商業者、知識分子，在重慶發起組織民主建國會的相關事宜。12月16日，民建宣告成立，孫起孟當選為理事、常務理事兼秘書處主任。1946年1月，民建舉行招待會，發布民建成立經過，中國共產黨是第一個來祝賀的。

1948年，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中國民主建國會公開宣示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孫起孟被推派為民建駐港代表，建立與中共及其他民主黨派的聯系。

1948年12月26日晚，李濟深、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20多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安排下，登上蘇聯貨船“阿爾丹”號駛離香港，開始北上。1949年1月10日，孫起孟一行到達沈陽，受到中共代表李富春、張聞天的熱烈歡迎。到東北之后，他們先后參觀大連、旅順、沈陽、哈爾濱等地的工廠、農村、學校、煤礦、電站，使他們觀感一新、心情激動。

2月25日，章乃器、孫起孟、施復亮、羅叔章、胡子嬰等一行35人，乘“天津解放號”專車由沈陽抵達北平。天津的李燭塵、資耀華也于同日乘車到達。至3月底，民建的主要負責人都已陸續到達北平。

孫起孟到北平后，隨即抽調到籌備新政協的具體工作事務中，住進中南海，開始了更加繁忙的工作。

（作者朱彥系西北政法大學教授、陜西省人民政協理論與實踐研究會專家，閆樹軍系北京古都學會影像專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