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

“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是新政協籌備工作的重要檔案，不僅記錄了當時的通訊信息，也凝聚著他們每個人的人生故事。本期繼續為讀者介紹新政協籌備會的另外4位秘書長，敬請關注。

閻寶航：周恩來單線聯絡的“秘密黨員”

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上的第五位是閻寶航。

閻寶航1895年4月出生于遼寧海城望臺鄉。1913年，閻寶航考入當時東三省最高學府——奉天兩級師范學校。在校讀書期間，他受到西方文化和“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經常參加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的學生集會，開始苦苦尋覓救國之路。

1918年4月18日，閻寶航創辦了奉天貧兒學校，專收無力就學的貧苦兒童，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里，培養學生數千人。1920年，閻寶航得到青年會干事普賴德的賞識，被派往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學生部做練習干事。在北京，閻寶航受到五四愛國反帝思想的強烈影響，愛國熱情被進一步激發?；胤钐欤ㄉ蜿枺┖?，閻寶航被任命為青年會學生部干事，與思想進步的會員高子升、鞏天民等在每周三晚上研究討論新思想、新文化，成立了奉天第一個“社會主義研究小組”——“星期三會”。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后，一心向黨的閻寶航向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吳立石提出入黨申請。中共黨組織出于多種考慮，加之青年會已經為其辦好留學手續，所以告知他入黨問題待時再行討論。

1929年春，閻寶航在英國完成學業回到奉天出任青年會總干事，而此時日本對東北的侵略步步加緊。閻寶航與一些愛國志士組織發起成立了“遼寧省國民外交協會”“遼寧省國民常識促進會”和“遼寧省拒毒聯合會”。也就是在這一年，作為中國代表團奉天籌備會主任的閻寶航，將“田中奏折”譯成英文，并帶到第三屆太平洋國際會議上散發，徹底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野心。

此后，閻寶航兩次主持聲勢浩大的禁毒活動，查獲焚毀海洛因487包、煙土400余兩，徹底激怒了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事變爆發當天，日軍懸賞5000大洋捉拿閻寶航。閻寶航孤身離開沈陽，來到北平，與高崇民、盧廣績等人組織流亡民眾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進行了廣泛的抗日宣傳。他還將每月18日定為“亡省紀念日”，舉行紀念活動。

在東北抗日義勇軍不斷發展之時，閻寶航提出義勇軍應“切實治理，促成鐵的組織，方能臨陣殺敵，衛國保種”的建議，同時決定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舉辦訓練班，為義勇軍培訓輸送軍政干部。1932年2月24日，閻寶航在北平奉天會館內創辦第一期“政治訓練班”，開設軍隊政治工作、對群眾的政治工作及敵情偵探等課程。經過短期培訓后，大部分學員被派到東北義勇軍中參加抗日斗爭。

1937年6月20日，閻寶航在北平成立東北救亡總會。七七事變后，抗戰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東北救亡總會總部不得不遷至南京閻寶航家中。其間，周恩來經常到閻家與救亡總會領導人談話，并告訴閻寶航等人要做好長期抗戰的思想準備，閻寶航再次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1937年9月，閻寶航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周恩來單線聯絡的“秘密黨員”。

東北救亡總會一分為三，閻寶航率總部遷至重慶。除全力以赴做好東北救亡總會工作外，閻寶航還先后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全國抗日將士慰勞會總干事等職。也正是這些職務和頭銜，為他結識國民黨要員、搜集情報提供了便利。1939年，閻寶航在重慶北碚購買一幢宅第，將中共電報員張志敏和地下交通員紀華夫婦秘密安置下來，設置無線電臺，成立情報機構。閻寶航按照周恩來指示，高度關注并搜集情報，格外關注日、德兩國動向。

1941年春，閻寶航從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第二廳機要人員處獲得“德國將于該年6月20日前后突襲蘇聯”的情報，迅速將情報轉送到莫斯科。11月下旬，閻寶航又從軍統破譯密碼機構，獲悉日本將對美國珍珠港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可靠情報，以及日軍調動兵力的種種消息，迅速報告黨中央并轉給蘇聯。1944年秋，閻寶航通過東北民眾抗日救亡會派出一批特工、政工人員，將其傳送的東北日本關東軍情報進行匯總分析，最終將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兵力分布、兵器兵種、軍事要塞、布防計劃甚至將領花名冊等資料，一并交給中共南方局，并經中共中央迅速通報蘇聯。

閻寶航取得的以上三份情報，對扭轉二戰局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因此得到了共產國際情報局的表揚。

抗戰勝利后，按照黨組織安排，閻寶航于1946年秘密潛回東北解放區，被推舉為遼北省政府主席。1949年5月，奉命調回北平，任新政協籌備會副秘書長。

齊燕銘：“睡上20分鐘，就是最幸福的事”

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上的第六位是齊燕銘。

齊燕銘，1907年生于北京，祖籍內蒙古喀喇沁旗。大學畢業后，齊燕銘先后在市立第一女中、大同中學、保定省立第六中學教書。在教書期間，與師友創辦了《文史》雙月刊，承擔了大量的編務、聯絡工作。魯迅、陳伯達、曹靖華也先后為該雜志撰稿。

齊燕銘從《文史》起步，隨后又創辦《盍旦》?！额恋返囊馑际恰耙锅Q求旦之鳥”，這個刊名反映了齊燕銘辦此刊的宗旨和追求。1935年，齊燕銘又與張友漁、黃松齡等人合作創辦《時代文化》，后來更名為《文化動向》，這本雜志成為當時平津地區文化界的中心刊物。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齊燕銘接觸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外圍工作。盧溝橋事變后，齊燕銘更是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1940年，齊燕銘來到延安，在中央馬列學院任研究員。因他對歷史領域有廣泛的研究，常被請到魯藝、陜北公學等學校，講授中國文學史。

在1943年春節前，中央黨校的楊紹萱根據《水滸傳》中林沖的故事，編寫了一個劇本《逼上梁山》。齊燕銘生于北京、長于北京，不僅對京劇非常熟悉，還對歷史和文學名著有很深的研究，因此改編劇本的任務就交給了他。

齊燕銘放下手頭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劇本的改編上。劇本改好后，齊燕銘又在劇目的編排上竭盡其力。《逼上梁山》初演成功，引起了轟動。沒多久，齊燕銘又參加了《三打祝家莊》一劇的創作編寫，該劇的演出同樣獲得極大成功。從這時起，關于文化運動問題，周恩來與齊燕銘有了一次長談。這次長談對齊燕銘的影響很大，從此與周恩來結下了不解之緣，并將周恩來視為自己永遠的榜樣、楷模。

齊燕銘多才多藝，書法篆刻功底都很深厚。在布置中共七大的會場時，會務組點名讓齊燕銘來書寫七大會標。“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14字會標至今仍懸掛在七大會場上。

1945年12月16日，周恩來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到達重慶，準備出席政治協商會議，齊燕銘作為代表團秘書長也同機抵達。齊燕銘主管外聯和宣傳工作，協助周恩來參加各種會議和談判事務。這一時期，齊燕銘與各民主黨派、各方面人士廣泛接觸，向他們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在重慶期間，周恩來曾指定齊燕銘和何思敬、陳家康、李澄之組成一個小組，研究憲法草案問題，為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打下了基礎。

1946年5月，由于國民政府遷到南京，中共代表團周恩來、鄧穎超、章漢夫、廖承志、宋平和齊燕銘又隨之轉到南京，進駐梅園新村。此后，齊燕銘等人和周恩來一起往返于南京、上海多地，從事和談、統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日，周恩來召集齊燕銘、周子健和申伯純等人，布置工作任務：盡快出發，趕往北平籌備新政協的召開；接管中南海，成立中南海辦事處，負責房屋管理和衛生工作；接管香山，將它作為黨中央駐地；接管北京飯店、六國飯店、德國飯店等大飯店，為接待各地民主人士做準備。同時由齊燕銘負責把住在李家莊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符定一、韓兆鶚、雷潔瓊、沈茲九和何懼等一起帶到北平。

2月3日，齊燕銘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式后，就接管中南海。隨之，為中央領導機關遷入北平做各種準備工作。在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進駐中南海后，齊燕銘就開始協助李維漢向中共中央報告各黨派民主人士的動態，協助民主黨派搞好組織建設，對他們提出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及時向中共中央反映、匯報。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乘火車到達北平，下午在西苑機場舉行了閱兵式，并與來自各地的民主人士見面。從機場回來以后，中央辦公廳打電話通知齊燕銘，毛澤東定于當晚在頤和園益壽堂同民主人士談話，并舉行一次便宴，要齊燕銘擬定名單。齊燕銘很快擬出一個先期到達北平的民主人士名單，經李維漢呈報毛澤東、周恩來審閱同意后，派車將出席便宴的民主人士送到頤和園。

齊燕銘自從接管中南海后，就已經全身心地參與到新政協的籌備工作當中。而從那時起到登上天安門城樓見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他幾乎是連軸轉。齊燕銘的紀念文集和個人回憶錄中，有一個“重大”而共同的信息——“困”，他忙得沒時間睡覺。齊燕銘說：“如能得空，睡上20分鐘，就是最幸福的事。”

羅叔章：負責與婦女代表相關的工作

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上的第七位是羅叔章。

羅叔章1899年12月21日生于湖南省岳陽縣一個書生世家。15歲時，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岳陽縣新創辦的洞庭女校。兩年后，又考上長沙第一公立女子學校和長沙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學業結束后，決定徹底擺脫封建家庭的束縛，到安徽滁縣公立女子學校任教。她經常與學校中傾向進步的教師討論國家大事，閱讀新思潮的刊物，自費參加陶行知、黃炎培創辦的南京東南大學暑期教師講習班學習。1923年，羅叔章由黃炎培介紹，先后去荷屬東印度婆羅洲（現印尼加里曼丹島）、爪哇島的巴達維亞（現雅加達）等地華僑學校任教。

1932年，她從暨南大學畢業，到南京交通部審計處工作，并繼續從事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1934年，羅叔章在上海中國女中、培明女中和量才補校任教，在女工和學生中傳播進步思想。這一年，羅叔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5年，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學生救亡運動，全國各大城市紛紛響應。12月21日，上海婦女界救國聯合會成立，羅叔章被選為理事。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11月23日，全救會沈鈞儒等“七君子”被捕后，羅叔章積極投身到反迫害和營救運動中去。

全面抗戰爆發后，羅叔章受黨的委托，在上海創辦中華女子初級職業學校，培養的學生大多參加了戰地服務團等抗日救亡工作。這個學校也成為了中共進行秘密活動的據點之一。在上海失守前，羅叔章取道香港，撤退到廣州。不久，又到長沙和羅瓊等人參加了地方行政干部學校婦女干部訓練班的組訓工作。后因黨的工作需要，她離開長沙到武漢。在中共中央武漢辦事處，羅叔章見到了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鄧穎超等同志，在他們的領導下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各項工作。

1938年5月，羅叔章在武漢參加了新運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的工作，號召婦女群眾起來參加抗戰，擴大民族統一戰線。同月，在黨的領導和宋慶齡、郭沫若、沈鈞儒等社會知名人士的呼吁與倡議下，羅叔章成立了戰時兒童保育會。從武漢撤退前，得知湖北均縣（今丹江口市）第一保育院有500多名難童饑寒疾病交加、無人管理，鄧穎超推薦羅叔章到均縣擔任保育院院長。在戰事緊急的情況下，她克服重重困難，將全體兒童與職工平安帶到重慶，勝利完成了黨交給的艱巨任務。

1939年，國民黨政府對外消極抗日、對內積極反共的陰謀日益暴露，羅叔章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從事工商界和上層婦女的統戰工作。為了便于開展工作，羅叔章于1942年2月籌款創辦了重慶第一制藥廠并任經理，為掩護黨的地下工作和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抗戰勝利后，在南方局董必武、王若飛等領導下，羅叔章先后參加了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中小工廠聯合會和中國民主建國會的籌建工作。這三個團體的成立及工作的開展，有力推動了經濟界爭取民主、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民主運動。

1946年春，羅叔章按照黨的指示，從重慶回上海，在工人群眾中做組織、發動工作，并廣泛接觸了上海工商界的上層人士。5月5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成立大會召開，通過了致蔣介石、毛澤東電，呼吁和平、反對內戰。但“下關事件”發生后，羅叔章等人無法在上海繼續工作。黨組織決定讓她撤離國統區，以探親的名義，喬裝進入東北解放區。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羅叔章出席在北平召開的中華全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5月，上海解放后，羅叔章又回到上海。不久應召北上入京，抽調到新政協籌備會，負責與婦女代表相關的各項準備工作。9月21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林一元：負責聯系民革、民促、民聯

新政協籌備會電話號碼表上的第八位是林一元。

林一元1906年3月15日生于廣東羅定。從羅定中學畢業后，林一元以優異成績考入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預科班。預備班畢業時，北伐戰爭爆發。北伐軍高昂的革命氣勢，激發了林一元從軍報國的熱情。他沒和家人商量就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擔任團政治指導員。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讓他看清了蔣介石，所以在共產黨人決定以革命的武裝對抗反革命政變時，他堅定地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后，林一元到蔡廷鍇任師長的第10師28團任政治指導員，從這時起，他便追隨蔡廷鍇參加了海南剿匪、中原大戰等國內戰爭。在淞滬抗戰、福建事變和兩廣事變后，林一元先后在十九路軍任駐粵辦事處中校主任、第3軍政治部主任、48軍176師師政治部主任。

全面抗戰爆發后，林一元和區壽年隨第21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進入大別山。他向新四軍學習，放手發動群眾，組建了運輸隊、擔架隊、向導隊等，在桐城、安慶等對日作戰中，林一元領導的戰地服務隊成了前線部隊的得力助手。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發動內戰。在這種情況下，林一元再次追隨蔡廷鍇，參加反蔣愛國民主運動。1946年4月，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在廣州成立，林一元任民促中央理事會理事，負責廣州民促的具體工作。10月，蔣介石邀蔡廷鍇到南京會晤。蔡廷鍇決定“單刀赴會”，闖一下蔣介石設計的“鴻門宴”，林一元以蔡廷鍇秘書的身份一同前往。途經上海時，他們與中共地下黨接上了頭。在南京，蔡廷鍇不僅巧妙地回應了蔣介石的試探，還在特務的眼皮底下，走進梅園新村30號，拜訪了周恩來。與周恩來的一席長談，讓蔡廷鍇重新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堅定了繼續開展反蔣愛國民主運動的決心。此行，讓林一元開闊了眼界，增強了勝利的信心。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林一元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拔逡豢谔枴卑l布后，機智逃過國民黨抓捕到達香港的林一元，決定前往解放區。經蔡廷鍇向中共請示，同意林一元以秘書的名義同行。1948年9月13日，沈鈞儒、章伯鈞、譚平山、蔡廷鍇、林一元等首批北上民主人士，乘坐蘇聯的“波爾瓦塔”號貨輪，在歷經多重險阻和突發危險的情況下，到達東北解放區哈爾濱。

林一元到北平后，便被抽調到新政協籌備會議會務組，入駐中南海。此時，他不再用化名“林原”而改回本名林一元。他在新政協籌備會擔任副秘書長，主要負責民革、民促、民聯三個單位的聯系工作。

新政協籌備會期間，毛澤東認識了林一元。當時，蔡廷鍇正和陳此生、李民欣和林一元等人交談，見毛澤東走過來，便上前打招呼。蔡廷鍇向毛澤東介紹了林一元。初次簡短的“照面”，毛澤東就記住了林一元。

在籌備會的最后一天會間休息時，毛澤東招手讓林一元坐到身邊，詳細問起他過去的經歷，并談起對南昌起義和福建事變失敗的看法：一個是沒有建立根據地，一個是沒有發動群眾。毛澤東深刻的分析和見解讓林一元醍醐灌頂。特別是毛澤東對林一元的關心，更讓他感到溫暖。在后來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期間，兩人又有了更深層次的接觸，讓林一元難以忘懷。后來，林一元將兩次與毛澤東的特別交往，撰寫成回憶文章——《難忘在中南海的兩件事》。

（作者朱彥系陜西省政協研究會會員、西北政法大學教授，閆樹軍系北京古都學會影像專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