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有兩位學生替季羨林編了一本《此情猶思——季羨林回憶文集》。在他們寫的“編者前言”原稿中，有“大師”“國寶級學者”“北大唯一的終身教授”等字眼。季羨林看后說：“我正在寫文章，‘辭國寶’‘辭大師’，真正的大師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我算什么？一個雜牌軍而已，不過生得晚些、活得時間長些罷了。是學者、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還有理科呢？現在是唯一的，還有將來呢？我寫的那些東西，除了學術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過是小兒科，哪里稱得上什么‘家’？外人這么說，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你們是我的學生，應該是知道的。這不是謙虛，是實事求是。”遵照季羨林的意見，學生改了一稿，他看了說：“還是有吹捧之嫌，再改。”一共改了3遍才通過。

季羨林非常善良，生怕別人失望。80多歲的時候，季羨林因病住進了301醫院。一次，一位年輕的護士說起某報正在連載季羨林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愛看。季羨林當即將秘書李玉潔找來，吩咐叫人去買，并說：“書是給人看的，哪怕幾句話對年輕人有用了，也值得。”這一下轟動了全院，大家都提出要看，且還索要簽名，季羨林全部答應了。他派人一趟一趟去買，自己一筆一畫簽名，這一買一簽就是600本。

作為老師，季羨林對學生的關心無微不至。某年，一位北大新生來到學校報名，無人幫忙看管行李，恰好看到旁邊有位清清瘦瘦的老人，慈眉善目，便對他說：“大爺，請您替我看一下行李，我要去辦手續。”老人笑著答應了。新生忙了一個多小時才歸來，老人也到這時才走開。次日，在開學典禮上，那位新生發現老人居然端坐在主席臺上，一打聽才知道老人名叫季羨林，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

20世紀60年代，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很艱難，北大東語系有的學生連兩元錢一個的搪瓷臉盆都買不起，只能用五毛錢一個的瓦盆洗臉。季羨林當時正擔任東語系主任，他自掏腰包，買了幾十個臉盆送到系學生會，讓學生會通知沒有臉盆的同學去領。

章宗陽是季羨林的學生，離開北大約6年以后，給季羨林寫過一封信表示問候。季羨林得知他并未完全放棄所學專業，立即回信予以鼓勵，并寄去一些印地語講義。彼時季羨林雖年近古稀，但每天仍忙得腳不離地。章宗陽善解人意，盡量不去打擾老師。出乎他意料的是：季羨林卻始終關心他的學習和工作，先后給他寄去《羅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語言論集》《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羅摩衍那全譯本》等著作，還想方設法給他推薦專業對口的工作。

季羨林對學生的關愛，受教于他的師長。

季羨林雖不是老舍的授業弟子，但他剛到清華念書時就認識了老舍，說老舍是季羨林的精神導師一點也不為過。季羨林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在舊社會，大學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們與大學生之間宛然是兩個階級。要我陪大學教授吃飯，我真有點受寵若驚。及至見到老舍先生，他卻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種大學教授。他談吐自然，藹然可親，一點架子也沒有。”“他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個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車夫、舊警察等舊社會的‘下等人’開懷暢飲，親密無間，宛如親朋舊友，誰也感覺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學士。”

季羨林在清華西洋文學系就讀時，執教于燕京大學中文系的鄭振鐸曾在那兒兼課，季羨林去旁聽過。鄭振鐸對學生極好，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一起主編《文學季刊》，認識許多名人，邀請了一部分進入刊物的主編、編委行列，為了提攜自己的學生，他將一些年輕人的名字也納了進來，印到封面上，有的是編委，有的是特約撰稿人。

在德國完成學業后，季羨林準備回國，卻為找工作發愁。他給正在英國治眼病的老師陳寅恪寫了一封長信，詳細匯報十年來的學習情況，并匯去了他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和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論文。收到信后，陳寅恪立即回了信，告訴他自己的近況，并說自己不久將回國，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季羨林前去任教。后來此事如愿，季羨林在北大一待就是半個多世紀。

可以說，季羨林后來的人格成長，是充分復制了當年那些對他有所幫助的老師。（游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