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來明
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陳四清
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貿促會會長劉勁松
全國政協委員、德勤中國董事會主席蔣穎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2025年經濟工作時，“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外貿、穩外資”被列為九項重點任務之一。在今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對相關工作也做出了安排。
全國兩會期間，本報約請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來明，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陳四清，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貿促會會長劉勁松，全國政協委員、德勤中國董事會主席蔣穎，從不同角度分享對落實工作任務的建議和觀點。
■ 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歷史自覺
記者：堅持對外開放是我國基本國策。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如何看待對外開放所處的新方位、面臨的新課題？
張來明：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對當今中國來說，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必須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闡釋“中國式現代化是什么樣的現代化”時，專門講到“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強調“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對外開放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聯系。簡而言之，中國式現代化也是奉行對外開放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發展歷程的推進、世界大變局的演進，我們國家對外開放的要求和內涵今非昔比，與其相關的經濟、科技、人文、政治、安全等方面考量空前錯綜復雜，這對我們提高對外開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陳四清：我曾長期在金融單位工作，深切體會到，制度差異是跨境交易成本的主要來源。隨著全球產業鏈向“規則密集型”升級，過去依靠要素成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發展方式已經過時，單純依靠降關稅、擴市場已不足以支撐高質量發展。去年我在一家新能源汽車企業調研時發現，由于國內電池回收標準未被國際認證體系采納，企業不得不在歐洲自建回收網絡，導致成本大幅增加。這就是非常典型的制度變遷路徑依賴。如果不能將中國實踐轉化為國際規則，我們的企業就很容易陷入“二次合規”陷阱。因此，制度型開放本質上是要通過規則互認構建“制度比較優勢”，這既是對傳統開放模式的升級，更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必然選擇。
記者：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遵循什么樣的方法論？
張來明：思想是管方向、管根本、管全局、管長遠的。習近平總書記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就高水平開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為我們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認為，不斷開創高水平對外開放新局面，首先要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對外開放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學習領會好、貫徹落實好，準確認識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要收縮對外開放而是要擴大對外開放；準確認識搞科技自立自強不是要弱化國際科技交流合作而是要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要不斷增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歷史自覺，不斷提升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實踐能力。
記者：我國幅員遼闊，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如何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各地在實踐中怎樣才能避免盲目性，處理好共性和個性的關系？
蔣穎：要鞏固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先導地位，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開放水平，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格局。發揮東部沿海地區港口布局多、外向型經濟發展基礎好等優勢，持續推動制度型開放，積極吸引全球戰略投資和高技術產業。提升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對外開放水平，發揮中部地區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和交通條件，主動對接新亞歐大陸橋、西部陸海新通道，持續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內陸開放高地。
張來明：實踐中要抓好兩個重點。一方面，堅持“全國一盤棋”。這個“全國一盤棋”就是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對今后一個時期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的戰略部署，各地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上，必須自覺地與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對表，找準工作坐標，合力提升我國對外開放的整體效能。另一方面，各地要從實際出發，立足自身、放眼世界，知己知彼、發揮己長，努力打造對外開放高地。202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人大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江蘇發展新質生產力具備良好的條件和能力”。我理解，其中一個重要的條件和能力就在對外開放。2024年是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30周年，30年間，蘇州工業園區從“池塘洼地”變成“創新之城”，樹立了兩國合作的樣板，也是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無論是發展新質生產力，還是加快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都需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強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合作。
■ 牢牢抓住制度型開放這個“牛鼻子”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更加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加快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我國積累的哪些有益經驗可供將來發展借鑒？
陳四清：對接國際規則關鍵是得找到適配的接口。高標準經貿協定本質是“規則俱樂部”，其準入不僅看條文契合度，更考驗系統性制度供給能力。我認為，規則對接不能光靠文件翻譯，得用“小切口”撬動“大變革”，同時要注意既接軌國際，又保留中國特色。以數據跨境流動為例，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協定均采用“自由流動為原則，限制監管為例外”的方式進行規制。我國首次提出“數據安全自由流動原則”，將“數據自由流動”作為基礎性原則、將“數據安全流動”作為限制性原則，為全球數據治理提供了審慎包容、鼓勵合作的中國方案。
劉勁松：去年印發的《關于以高水平開放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在推動服務貿易制度型開放、促進資源要素跨境流動、推進重點領域創新發展、拓展國際市場布局、完善支撐體系等方面提出政策舉措。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需要的制度型開放，不只是商品和要素的單一流動開放，更是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的規則體系的開放，體現了我國正在從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跟隨者、接受者向參與者、制定者轉變。近年來，我國持續完善和全面實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推動服務貿易領域管理標準化、健全化，不斷增強服務貿易的創新力和競爭力——全面放寬過境免簽政策，進一步擴大單方面免簽、互免簽證范圍，徹底點燃了外國游客的入境游熱情。2024年前11個月，全國各口岸入境外國人2921.8萬人次，同比增長86.2%；其中，通過免簽入境1744.6萬人次，同比增長123.3%，有力帶動了旅游、交通、餐飲等產業發展。實踐表明，穩步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打造更高層次、更高標準開放格局，構建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增添了強勁動力。
記者：如何看待制度型開放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作用？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需要從哪些方面發力？
陳四清：制度型開放就是要搭起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立交橋”，讓全球的資本、技術、人才愿意向中國的大循環流動，同時推動國內的綠色標準、數字規則沿著產業鏈“反向輸出”。例如，自貿區開展跨境資金池業務后，跨國企業的資金運用變得更加通暢，推動了特斯拉等一大批知名企業落戶中國，這就是制度型開放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鮮活案例。本質上，制度型開放就是讓中國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標準”，既引活水進來，又能對外發聲。
蔣穎：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仍需進一步理順體制機制，通過系統性改革突破關鍵環節，實現生產要素的高效配置。一是建立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活力企業協同機制。二是要深化產權制度改革。三是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四是創新市場制度體系，完善負面清單制度，消除隱性市場壁壘；強化反壟斷法律體系，打破行政性壟斷；建立數字化宏觀調控體系，優化政策傳導機制；健全行業倫理規范，形成制度補充機制；實現國際規則銜接互認。
記者：自貿試驗區是對外開放布局中的重要支點，也是制度型開放的前沿陣地。要建設更高水平的自貿試驗區、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需要注重哪些方面？
陳四清：一般來說，成功的改革需要經歷“本地化試驗-適應性調整-標準化推廣”三個階段。一方面，自貿試驗區可成為規則創新的“孵化器”，對接CPTPP、DEPA等高標準協定，打造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和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示范樣板。例如，上海自貿試驗區發布了國內首份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實施外商投資備案管理，為制定“全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提供了寶貴經驗。另一方面，自貿試驗區可成為規則創新的“壓力測試場”。上海構建的金融改革開放創新“監管沙盒”機制，試驗并建立了一批創新性金融制度，有效控制了金融開放創新與改革深化過程中的風險溢出問題。
蔣穎：要積極實施自貿試驗區提升戰略，賦予自貿試驗區更大的改革自主權，進一步加大改革創新力度、探索開放新經驗。比如金融領域，支持上海自貿試驗區探索進一步構建人民幣離岸金融體系，實行特殊稅收政策試點；推動上海“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大宗商品供應鏈融資業務”試點工作；持續推動交易所改革和推進金融開放，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再如服務貿易領域，支持海南自貿試驗區加快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的更新頻率，減少限制措施，并形成“準入即準營”的服務貿易境內規制；主動對接CPTPP、DEPA等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加快打造制度型開放新高地。
■ “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25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其中一項就是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外貿、穩外資。這段時間以來，在中外企業中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劉勁松：我國連續多次修訂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持續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擴大開放，向外商釋放了我國擴大國際合作的積極意愿和支持經濟全球化的鮮明態度。去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發布了《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4年版）》，將全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限制措施由31條減至29條，實現我國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清零”。此次進一步放寬外商投資準入限制，不僅是我國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也是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有力實踐。2024年，我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59080家，比上年增長9.9%。實際使用外資8263億元，折1162億美元。持續向好的經濟預期、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良好穩定的政策環境、完備便捷的產業鏈供應鏈等，都為外商選擇在華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成為很多外資企業的共識。
記者：近年來，鏈博會、進博會等國際經貿平臺在增強中外企業務實合作和產業鏈、供應鏈合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025年開年以來，外商投資引進來、中資企業“走出去”有哪些新氣象?
蔣穎：DeepSeek火遍全球，點燃了投資者對于中國供應鏈和科技創新能力的信心，有助于進一步鞏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衍生外貿新業態新模式，引領或重塑新一輪數字化外貿新格局。當前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影響上升，全球產業鏈格局可能會發生較大調整，美國新政府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可能影響全球貿易復蘇。地緣政治風險依然較高，可能會推升大宗商品價格等。我們呼吁，要積極參與國際多邊組織和會議，推動多邊貿易規則的制定和執行，開放市場降低貿易壁壘，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同時，還要提升數智化產供鏈的配套服務和政策力度。進一步提升國際物流的效率和可靠性，推動物流體系數智化發展和綠色化轉型；提供相匹配的供應鏈金融服務水平。
最近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釋放了繼續支持民營經濟特別是科技自主創新的信號。阿里宣布未來三年將投資3800億元人民幣用于AI和云計算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拓展跨境電子商務圈，建立兼容并包的數字經濟生態圈，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的高效協同。新一輪出海熱潮來臨，中國企業在海外產能布局方面可以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數字互聯互通，提升產供鏈的數字化水平。企業應根據市場需求和政策環境，合理布局海外業務，特別是當前地緣政治復雜背景下，應熟悉當地法律法規，增強抗風險能力。
劉勁松：今年7月，第三屆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將舉辦。從以往舉辦的兩屆效果來看，鏈博會已經成為加強全球工商企業交流合作、務實供需對接的重要平臺。據中國貿促會消息，目前已有300多家中外企業簽約參展。我認為，要發揮好工商界的獨特作用，助推更高的國際化水平、更深入的互動合作和更突出的創新引領，以實際行動推動全球產供鏈協同發展與開放合作，推動多雙邊經貿合作提質升級。（本報記者 司晉麗 修 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