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樊杰委員
武漢市政協主席楊智委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鐘瑛委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大區域戰略實施力度，增強區域發展活力。同時，會議強調，發揮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的疊加效應，積極培育新的增長極。提升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創新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支持經濟大省挑大梁，鼓勵其他地區因地制宜、各展所長。深化東、中、西、東北地區產業協作，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和灣區經濟。今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對此也作出相關部署安排。
就如何落實中央部署安排，全國兩會期間，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樊杰、武漢市政協主席楊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鐘瑛三位委員。
總結經驗
增強區域發展活力
記者：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關乎經濟發展全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大區域戰略實施力度，增強區域發展活力。近年來，我國在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哪些做法和經驗可以進一步推廣？
樊杰：黨的十八大以來，區域戰略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之高是空前的，新時期的區域戰略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下不斷被賦予新內涵，特別是由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構成的區域戰略體系的形成，標志著我國區域戰略部署步入了一個嶄新發展階段。
在國家一盤棋的統籌布局中，基于地區比較優勢、找準自身發展的功能定位、謀劃區域發展戰略，是形成有序合理、具有競爭力和可持續性的國土空間發展格局與區域經濟布局的科學抉擇。按照“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和東部率先”為核心戰略內容構成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聚焦解決我國進入21世紀面臨的突出問題，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戰略指引作用。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構成了區域重大戰略，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文明形態下、區域經濟發展開始邁向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部署，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空間落實、保護與發展的空間統籌、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的空間系統安排。
主體功能區戰略的價值突出體現在戰略性和基礎性兩個維度。就戰略性而言，填補了全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一張藍圖的空白，對全國城鎮化、農業主產區和重點生態功能區的戰略格局進行統籌部署。就基礎性而言，通過對各縣級行政區單元的主體功能定位以及通過“三區三線”功能傳導劃定的空間精準落地方案，為干部績效考核、產業正負面清單、環境管理政策等空間治理體系與配套政策建構提供了“棋盤”。
可見，不同區域戰略具有不同的政策價值，在不同區域戰略的共同作用下，“十四五”時期的區域發展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效。生態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助推綠色低碳發展，人口和經濟持續向城市群都市圈地區集聚且兩者間的集聚程度趨于縮小，中部地區崛起態勢明顯和西部部分區域經濟追趕勢頭旺盛，科技創新驅動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生態安全屏障格局基本成型且生態環境質量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等等。
鐘瑛：當前，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經濟高地，已形成顯著的規模優勢。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要求下，這些區域需要完成從要素集聚向創新策源的蛻變，從單點突破向系統協同的進化，從區域增長極向全國動力源的跨越。這種轉型不僅關乎區域競爭力的提升，更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支撐。特別是在科技創新領域，優勢區域呈現出明顯的“高原缺氧”現象。如，深圳、蘇州等城市雖擁有全國領先的專利授權量，但基礎研究投入占比仍低于國際創新樞紐城市5%的平均水平。
楊智：深入實施區域重大戰略，要從全局謀劃區域、以區域服務全局，推動實現區域重大戰略間的有機銜接和協同聯動，進一步增強區域發展的協同性、聯動性、整體性。
比如，武漢都市圈，是由武漢和周邊約100公里半徑范圍內的黃石、鄂州、孝感、黃岡、咸寧、仙桃、天門、潛江九市構成的城市群。從2002年湖北首次提出建設武漢城市圈的戰略，到2022年《武漢都市圈發展規劃》成為繼南京、福州、成都、長株潭、西安、重慶都市圈規劃之后，國家批復的第7個都市圈規劃，武漢都市圈始終在國家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肩負著為中部崛起戰略和長江中游城市群一體化發展提供堅強支撐的使命任務。
武漢都市圈地處我國中部東西南北水陸空大十字架交通交匯的中心，承東接西、連南通北、通江達海，自古就是九省通衢，長江黃金水道和京廣、京九鐵路大動脈縱橫交匯，還有武漢天河和鄂州花湖兩大機場。科教資源豐富，有高校103所，其中武漢市92所、在校大學生130多萬人，常住人口每10個人中有1名在校大學生，這在全國是少有的。有科研院所130多家，其中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5家，兩院院士80多名，是全國三大智力密集區之一。產業基礎雄厚、市場腹地廣闊，以湖北省1/3的國土面積和一半的人口，創造了全省2/3的GDP，是湖北高質量發展的主引擎。在中部地區以武漢都市圈為中心加快建設長江中游城市群，有利于挺起中部地區崛起“脊梁”、舞活長江經濟帶“龍腰”，有利于全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為助推武漢都市圈發展，2005年在武漢市政協的主導下，聯合圈內其他八個城市政協，創辦了武漢都市圈政協主席論壇，20年來堅持每年聚焦都市圈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深入調查研究，開展跨區域的協商建言，深度服務都市圈黨委、政府科學民主決策和圈域協調健康發展。
直面困難
破解區域協調發展難題
記者：深入實施區域重大戰略，發揮各地比較優勢，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促進區域間融合互動、融通補充，走合理分工、優化發展的路子，是開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的必然要求。如何直面當前面臨的困難，破解協調發展難題，走出一條高質量融合發展之路？
鐘瑛：區域協同發展仍面臨制度性梗阻，行政區劃形成的“玻璃門”現象依然存在。有關調研顯示，長三角區域內仍有32%的企業遭遇異地投資審批障礙，技術交易稅收分成機制尚未形成統一標準。要素流動的物理阻隔雖已打破，但數據共享、信用互認等制度性壁壘依然突出，制約著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產業輻射帶動仍存在傳導衰減效應。珠三角電子信息產業向粵東西北轉移時，配套企業跟隨率不足40%，導致產業鏈完整性受損。有關調研發現，轉移企業本地采購率僅為25%，難以形成有效的產業生態。這種“孤島式轉移”削弱了輻射帶動效果，區域間產業梯度差呈現固化趨勢。
要以制度創新提升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創新能力；要以制度創新提升優勢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
一是通過構建“破立并舉”的新范式，加快推進優勢區域創新能級躍升。如，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推出的“揭榜掛帥”制度，已推動127項關鍵技術攻關，這種“需求導向、競爭擇優”的機制值得推廣。如，蘇州工業園區推行的“雙百行動”，通過100項制度創新破解要素流動障礙，使技術合同成交額年增長率達25%，這些制度創新聚焦知識產權證券化、科研人員職務成果所有權改革等深水區。
二是通過產業鏈重構打造“化學鍵式”融合。如，杭州“鏈長制”實踐表明，通過繪制產業鏈圖譜，精準補鏈強鏈，能使關鍵環節配套率提升30%以上。蘇州生物醫藥產業構建的“創新聯合體”模式，整合上下游217家單位聯合攻關，使新藥研發周期縮短40%。這種深度協同創新機制，正在重塑產業生態。
三是通過創新生態建設培育“熱帶雨林式”環境。如，上海張江科學城通過建設大科學裝置共享平臺，使大型科研設備使用效率提升65%。這種開放、協同、共生的創新生態系統，正在孕育突破性創新的土壤。
四是通過空間重構構建“星系型”城市群落。如，成都都市圈推行的“研發在成都、制造在德眉資”模式，使周邊城市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年增28%。廣州—佛山跨界合作試驗區通過統一規劃建設，實現GDP協同增長率高于兩市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這種功能互補、梯度銜接的空間布局，正在重塑區域經濟地理。同時京津冀協同發展基金通過市場化運作，引導230億元社會資本投入區域重點項目。這種要素配置機制創新，正在打破行政邊界的無形桎梏。
五是通過治理創新打造“超域協作”模式。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單一窗口”通關系統，使貨物通關時間壓縮40%。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形成的“標準互認”機制，已覆蓋環保、建筑等17個領域。這種跨域治理創新，為區域協同發展提供了制度范本。
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優勢區域的創新發展已進入“系統集成”新階段。通過制度創新破除行政藩籬，借助科技革命重構產業版圖，依托治理變革重塑空間格局，這些區域正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路徑。未來的突破方向在于構建“創新—產業—空間”的三維協同體系，形成“源頭創新—成果轉化—產業升級—區域協同”的良性循環。這不僅需要技術突破的銳度，更需要制度創新的勇氣，最終實現從區域增長極向國家創新極的歷史性跨越。
楊智：在長期的跟蹤調研、協商建言中，我們感受到，武漢都市圈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與長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區相比，重大生產力布局不多；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較為突出，在人均GDP、城市化率等方面與下游地區有差距；科教人才優勢和交通區位優勢轉化為創新發展優勢需要進一步加強。此外，長江中游地區的科研人員數量在五大城市群中的排序靠后，高校科研院所畢業生留在院校所在地的比例偏低。
改變當前的困難局面，可以從三方面著手：
一是加大對武漢都市圈和長江中游城市群培育發展國家核心產業的支持力度。支持武漢創建國家新型工業化示范區，在構建產業創新體系、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等方面先行先試，進一步提升武漢的輻射影響力，帶動周邊城市產業梯度發展。
二是布局戰略科技力量，促進科技創新合作深化。目前東湖科學城建設全面提速，光谷科學島建設全面啟動，由武漢、鄂州、黃石、黃岡、咸寧協同打造的光谷科創大走廊加快構建，下一步需加大對在漢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等戰略科技力量的建設支持力度，支持武漢打造全國科技創新高地和全球前沿科技的重要策源地，更好發揮武漢都市圈科創合力，為服務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強力支撐。
三是支持中部地區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支持武漢建設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城市，支持陽邏港建設國際集裝箱樞紐港，建成內陸地區最大的中轉集拼港。支持陽邏港聯動岳陽港、九江港，鏈接長江“黃金水道”“中歐班列”“東南亞班列”，大力發展“江海聯運”“江海直達”“鐵水聯運”“鐵江海聯運”，形成“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樞紐。
面向未來
充分發揮區域戰略疊加效應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發揮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的疊加效應，積極培育新的增長極”。面向未來，您有何思考與建議？
樊杰：面向未來，要通過創建區域戰略體系整合區域戰略，特別是健全區域戰略的規劃體系和制度體系，充分發揮區域戰略的疊加效應。
我們要深入研判中國式現代化賦予區域戰略的新要求，深入分析區域戰略實施的體制機制障礙，把優化區域戰略及重構優化戰略優化的體制機制作為發揮區域戰略疊加效應的基礎。比如，如何推動主體功能區戰略從更多注重生態保護向高水平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實現保護和發展良性互動的空間統籌的轉型，如何在新時期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把促進經濟協同、實現在區域經濟占全國比重整體提升過程中縮小三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等等。
我們要正確認識不同區域戰略的政策價值和戰略重點，在規劃和政策兩個平臺上強化目標一致和政策統一，這是發揮區域戰略疊加優勢的主渠道。應發揮主體功能區戰略“全國一盤棋”的戰略格局指引和空間精準落實的基礎性約束性作用，確保戰略體系既“著眼長遠和大局”又“始于足下和腳踏實地”。發揮區域重大戰略承上啟下的作用，與區域協調發展“四大板塊”戰略共同構成全國全覆蓋的8-12個綜合功能區布局：一方面，將長江帶按照東（長三角）、中（長江中游城市群）、西三個空間單元，黃河帶按照兩個空間單元進行空間部署；另一方面，補充青藏高原和西北干旱區區域重大戰略，填補西部地區區域重大戰略的空白。綜合功能區以科技創新策源地為樞紐，以城市群都市圈為核心，以多省區經濟一體化和生態系統保護修復一體化為依托。由此，構成了“國家開發與保護的戰略格局-區域協調戰略與區域重大戰略區構成的綜合功能區-主體功能區”的新國土空間體系。
我們要著力構建以發揮區域戰略疊加作用的戰略體系管理機制、主要部門協調機制、由中央到地方的傳導機制，通過全面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助推區域戰略疊加效應的最大化實現。特別是各級政府在謀劃重大工程、重大項目和重大政策中，均應以區域戰略體系為依據，上下銜接、有機統一。
（本報記者 李元麗 陳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