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江桂斌委員
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楊長利委員
中國工程院院士、油氣資源與工程全國重點實驗室主任李根生委員
中國科學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張振濤委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加緊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作為今年要抓好的九項重點任務之一。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
全國兩會期間，本報約請中國科學院院士江桂斌，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楊長利，中國工程院院士、油氣資源與工程全國重點實驗室主任李根生，中國科學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張振濤4位委員從不同角度分享對落實工作任務的建議和觀點。
解碼綠色“成績單”
進入改革深水區
記者：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用一系列數字指出，2024年我國“穩”的態勢鞏固延續、“進”的步伐堅實有力，并對2025年工作提出了詳細部署。從個人經驗和研究視野出發，您如何看待這些數據和工作？
江桂斌：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過去一年，我們的生態環境質量有了新改善，地級及以上城市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下降2.7%，優良天數比例上升至87.2%，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提高到90.4%……一系列成績讓我非常振奮，這同時也是我國10多年來環境巨變的縮影。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報告也非常清醒地點出了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如在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方面，提出要“持續深入推進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加強新污染物協同治理和環境風險管控”等。
污染控制的目標應該是“健康導向”。在這個目標下，要從“數量”走向“質量”的控制，對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表明我們的工作還任重道遠。
以“新污染物”為例。自2022年以來，“新污染物治理”連續四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它正逐步成為當前制約大氣、水、土壤環境質量持續深入改善的新難點，也是繼霧霾、黑臭水體之后，生態環境保護必須啃的“硬骨頭”。
新污染物的產生根源是化學品的快速增加，其驅動力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據測算，全球每天大約增加4萬種化學品，每5年翻一番。這也致使很多的化學品進入到環境，同時進入到人體、進入到生物體。這些東西到底會不會造成對人體健康的危害，這是需要我們長期研究的。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對新的污染物治理開展專項的研究和前瞻性的研究。如今，新污染物已經成為我們國家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的重點領域，新污染物的治理進入我國“十四五”中長期規劃。當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都制定了針對重點行業、重點區域的新污染物管控清單和治理行動方案。
相信根據2025年新的部署，將出臺更加細化的實施方案，推進這項工作的進行。
楊長利：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4年，我國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3.7億千瓦；我國深入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積持續“雙縮減”；2025年要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加快建設“沙戈荒”新能源基地……
這些內容，讓我深刻感受到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對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的高度重視，以生態文明和綠色低碳引領高質量發展已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
這兩天我剛收到消息，新疆和田洛浦50萬千瓦光伏項目鋪設完成，新播種的苜蓿嫩芽已破土而出。一張照片上，淡淡青翠與遠處綿延起伏的沙丘形成鮮明對比。這是我們中廣核參與的萬畝治沙項目之一。作為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鎖邊行動”的關鍵節點，我們通過“板上發電、板下種植”模式，形成綿延10公里的生態屏障，直接錨定流動沙丘，阻斷沙漠擴張路徑。光伏板不僅用于發電，還成為防風沙屏障，降低地表溫度、減少水分蒸發，為植被生長創造條件。該項目預計將于今年并網發電。
這個案例是中廣核探索多維度跨界融合綠色發展的縮影。近年來，中廣核核電、新能源等清潔能源在運裝機超過1億千瓦，已成為推動我國能源低碳轉型的重要力量。特別是以產業融合發展模式推動新能源產業的多元化發展，在風電、光伏、光熱、儲能、抽水蓄能等領域全面布局，不僅推動了能源體系綠色轉型，更通過技術突破、生態修復與產業協同，探索出一條兼顧生態與經濟效益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找準著力點
提升核心競爭力
記者：實現綠色轉型仍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面對這種“滾石上山”的形勢，您認為當前我們工作的著力點在哪兒？有什么經驗可以借鑒？
江桂斌：發展和健康是貫穿人類進化和社會進步的永恒主題，要更快發展的同時，健康也很重要，要努力找到平衡點。傳統污染物跟新污染物同樣需要重視，不是說現在強調新污染物治理就忽視傳統污染物防治。我們需要通過先進的技術路線，來篩選和評估傳統污染物和新污染物。
新污染物的“新”本質上體現在化合物的化學結構、作用靶點、毒性效應和賦存形態等，它們種類繁多、賦存復雜、危害隱蔽。面對環境中數量龐大的未知新污染物，我們科學界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同時，目前的行動方案多是參照治理傳統污染物的成功經驗，未充分考慮新污染物的特點。
過去一年，在跨部門協調機制和專家委員會的支持指導下，專家們通過“新污染物治理的基礎研究與國家需求”香山科學會議等形式進行了充分交流，普遍認為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是新污染物治理行動的關鍵支撐，應在新污染物治理中實施基礎研究先行的戰略，需要從研究范式、基礎理論、分析方法和評估手段等方面全方位創新。其中，新污染物的風險識別與健康危害是基礎科學研究的核心。
因此，建議強化新污染物基礎研究的先行戰略，盡快啟動新污染物基礎研究專項，構建環境暴露—風險評估—健康效應—防控理論體系。組織優勢科研院所開展前瞻性、戰略性、系統性工作，強化系統性科技攻關，建立區域平衡的人才高地。針對新污染物監測治理區域差異明顯的特征，構建跨區域聯防聯控平臺。聚焦新能源、新型化工產業全鏈條伴生的污染風險問題，構建我國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治理方案。加快推進新污染物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體系及平臺建設，構建“水—土—氣—生”新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提升陸海統籌的環境科技創新支撐能力和技術裝備研發能力等。
楊長利：近年來，我國在能源轉型方面的成績可圈可點，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推廣。比如技術創新與機制創新共振釋放的巨大生產力。“十四五”以來，我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清潔發電體系，成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場和設備制造國，特別是相關技術已實現從“跟跑”“并跑”逐步進入“領跑”。最新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已超3.4萬億千瓦時，提前完成“十四五”規劃目標。如今，我國每發出的10度電中就有4度來自清潔能源。
同時，隨著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科技、治理體系等正經歷深刻變化，能源問題已然成為各國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人工智能突破式發展引發更加旺盛的算力需求和急劇增加的能源消耗，加之氣候變化風險加劇，都對能源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這要求我們要以更大力度、更高標準、更實舉措落實能源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快推動清潔能源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實踐告訴我們，關鍵核心技術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因此，必須堅定不移推動能源技術革命，始終把能源科技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
對中廣核來講，要當好國家科技創新“主力軍”，要從規劃布局、平臺建設、機制保障、人才培養等方面積極推進自主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
在核能領域著力打造以“華龍一號”、小型壓水堆、先進堆型為主體的型譜化產品體系；在新能源領域要持續推進海上風電、海上光伏等技術發展，依托德令哈光熱項目建設國家級光熱研發中心，加快光熱產業發展。同時，要充分發揮創新主導作用，大力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產業各要素協同發展，積極組建覆蓋重點企業的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聯盟，通過標準銜接、商業模式創新等方式，進一步增強產業控制力。
以機制改革為牽引
釋放創新勢能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通過優化資源配置、調整激勵機制等，往往能激發全社會的創造力和活力。從體制機制方面，目前需要關注哪些方面？
李根生：綠色低碳轉型不僅是環境議題，更是重構全球經濟、技術、治理規則的深刻變革。實踐證明，通過綠色低碳轉型，我國正在實現發展“含綠量”和生態“含金量”的同步提升。特別是我關注到，2024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幅超過3%，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3.7億千瓦……作為能源領域的科研人員，深知這背后蘊含著多少努力與付出。
“十一五”以來，我國逐步建立并實施了能耗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構建了一套成熟有效的節能管理體系，在我國綠色低碳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全面轉型新機制”，這是黨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務，是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低碳轉型的必然要求。
2025年，全國政協將圍繞“建立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全面轉型新機制”召開相關雙周協商座談會。兩會前，我參加了相關調研，發現距離全面實施碳排放雙控制度僅剩9個月時間，但想要完成“十四五”碳排放強度下降18%的目標，尚存在著政策引導激勵不足、碳排放核算體系不完善、低碳減排技術亟待創新和市場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我認為，下一步的重點是完善相關政策制度和激勵機制。如針對不同區域、不同行業制定、完善相關政策，對碳捕捉、利用和封存技術等高風險技術的示范提供補貼支持；建設“零碳技術示范區”，允許技術企業享受免稅政策等。
同時完善碳排放相關標準、計量、認證體系建設工作，加強碳排放統計核算能力建設，推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應用，逐步強化地市級碳排放統計核算能力。
更不能忽視市場機制的作用。要完善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和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分階段擴大行業覆蓋范圍，倒逼企業加速脫碳。創新綠色金融工具，強化金融政策支持引導，推動企業積極參與綠色低碳轉型升級。
張振濤：我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也非常認同。當前綠色低碳發展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識和潮流，它既是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危機的共同選擇，更是經濟社會未來發展的重大機遇。以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為例，全球范圍內對它的研究已進入加速期。例如，美國《通脹削減法案》（IRA）已撥款超過3600億美元用于綠色科技發展，其中120億美元專項用于CCUS技術。這就要求我國加強這方面的科技力量建設。建議依托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及重點研發計劃，設立專項支持二氧化碳綜合利用技術攻關，同時加強與國際領先科研機構的合作，加快我國在該領域的技術積累。
需要指出的是，技術創新離不開資本支持，科研成果的產業化應用仍面臨“最后一公里”問題。當前國內綠色低碳技術的投融資環境仍有待優化。
2024年，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總額達到6.8萬億元人民幣（約合9400億美元），接近全球化石燃料投資的1.12萬億美元。然而，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相關投資占比仍相對較低，這對相關技術的研發和規模化應用形成了一定阻礙。
因此建議國家建立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例如，設立綠色科技產業基金，吸引社會資本進入低碳產業，形成可持續的資金支持。鼓勵金融機構開發專項產品，提供針對CCUS技術的融資和保險。此前，中國石油集團與太平洋財險合作，推出了國內首張CCUS碳資產損失保險保單，有效化解了企業在應用CCUS技術時面臨的市場和政策風險，不僅有助于降低企業進入CCUS市場的成本和不確定性，還可促進更多企業參與實踐。
此外，政府還應優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建立科技企業孵化體系，支持創新型企業與傳統能源企業聯合，推動新技術、新產品、新場景的大規模示范應用。（本報記者 王碩 高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