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27日，中國致公黨中央干事會發布第二號通告，通報了發生在上海的淞滬抗戰，致公黨上海支部見證日本軍國主義在上海犯下的侵略罪行及上海人民抗日救國的歷史。

1943年8月25日舊金山致公黨總部致旅美華僑義捐救國會執事書

舊金山憲政黨捐款收據

旅美華僑義捐救國會認捐憑證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中國致公黨成立100周年。作為“僑黨”，中國致公黨代表廣大僑胞的利益，是投身抗日救國、支持抗日民族武裝的政黨，在民族危亡面前，與中國共產黨攜手抗爭，為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

“快郵代電”號召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炮擊中國東北軍的北大營并向沈陽進攻，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19日，日軍侵占沈陽，幾天之內又占領長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

九一八事變后，香港當局查禁郵件十分嚴密，總部設在香港的致公黨中央常以“快郵代電”方式向各地致公黨黨部通報國內形勢，“致電”海內外各級所屬分部、支部，隨時通告中國致公黨總部的指示。

1931年9月29日，南北美洲致公黨聯合通電南京蔣介石、北京張漢卿（張學良）、廣州陳伯南（陳濟棠），提出“廢黨治、開國會、挽民心、對日決戰，本黨誓為后盾”的聲明；1931年10月，中國致公黨駐古巴總支部發表宣言，呼吁僑胞團結抗戰；同時美加各地洪門組織，紛紛召開“抗日救亡”演講會，報告國內形勢，發動僑胞抗日救國。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不到一個月的1931年10月10日，中國致公黨駐港總部成立之時，陳炯明就在《致蔡元培張繼書》中，首次發出各黨各派“齊集救國旗幟之下，共赴國難”的號召，成為全國最早投身抗日救國的政黨之一。

1931年12月4日，中國致公黨總理陳炯明離開香港后第三次北上，到上海偕同章炳麟同往天津，會晤常住天津的段祺瑞等北方要人，商議重組“共和大同盟”，以逼使南京國民政府共同抗日救國。陳炯明在上海、天津一共逗留了5個多月，于1932年4月下旬返回香港。

1931年12月中旬，中國致公黨通過華僑抗日救國后援會，共籌得10萬銀元（大洋）。陳演生、馬育航、鐘秀南（致公俱樂部副主任）等化裝成商賈，冒著刺骨嚴寒，幾經艱辛，將10萬銀元送交東北義勇軍。

1931年12月30日，九一八事變發生不到4個月，中國致公黨中央干事會以“快郵代電”形式向各地致公黨組織號召抗日，密報中國致公黨總理陳炯明北上之事宜（電文摘要如下）：

海內外各級黨部同覽，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后，總理即草定救國大計專函南北耆宿共策，并發表告國人書，總理因接北方實力派諸領袖派員來港催促，當於十二月四日由港趁輪北上，本會迭奉函示諸事已有具體辦法，全國人心對國府外交已異常憤悶，正我黨戮力救國之際，希即密告各同志準備一切，俟各事成熟當再密電通告，慰旅外同志及我華僑熱望（中國致公黨干事會印）。

1932年7月，陳炯明又重赴天津，此時，聽到風聲的日本人也企圖拉攏他。面對日本的利誘，他明確提出“先歸還東三省”的條件，拒絕了日本人的收買，保持住了民族氣節。1933年1月中旬，因得母親病重之電，匆匆返回香港。

之后，中國致公黨駐港總部通告各地組織籌備抗日救亡事宜，發布訓令：“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各國各地致公黨組織和廣大愛國僑胞，積極投身抗日救亡事業。

上海致公見證淞滬抗戰

1932年1月28日晚，日軍在上海閘北天通庵車站向十九路軍發動襲擊，“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

上海人民紛紛奮起支援十九路軍，中國致公黨上海第一支部及上海洪順互助會（注：洪門致公堂的前身為洪順堂）積極投入抗戰。中國致公黨發出第二號通告：

接上海洪順互助會即本黨上海第一支部稱，自一月廿八日滬變突起，使南北虹口一帶進入戰區，日軍與日浪人之殘暴以及作戰情形已載港報，一支部中同志被拘，設法派員護出。

而屬部同志大多數位居閘北虹口一帶，此次滬變時正值午夜，同志等均皆只身攜眷逃出，婦孺稚子哭聲震天，彈火延燒赤地數十里，同志及眷屬散離失所，數千人慘苦難言，喻令復扶老攜幼，請同仁等設法從容救濟，目視情形雖自顧不暇，然而義不容辭，尋覓隙地余室暫作收容同人，萬分危急之秋直似釜魚掙扎而已，本互助會設法籌捐，即日接濟數千，湖鮒西江之水而已。

電海外各部加以同情，查此次滬變國人受難者數十萬，本黨同志及家屬被災亦達數千人。

除由香港中同志盡力捐助匯濟外，合行通告總部，并轄所屬支、分部盡照設法捐助，所有捐冊收條由各黨部自行制編，捐得之款速匯回港黨部收轉匯上海洪順互助會，數目由洪順互助會登報，各黨部務宜踴躍捐助以符本黨共濟。

此通告發布到各地致公黨分部、支部，廣大致公黨黨員、洪門人士、華僑華人積極響應，踴躍捐助。中國致公黨全黨投入“勉勵僑胞，捐資輸將，并鼓勵滬上黨員投身行伍，以貫徹捍衛國土保護主權之本旨”。

1932年2月3日，加拿大洪門組織召開救國抗日大會，號召捐資救國，并以“全加洪門救國抗日會”名義致電第十九路軍及抗戰將士，警為抗戰后盾；同日，舊金山中國致公黨總部及五洲洪門致公總堂的華僑籌集捐款，以每架5500美元的價格，購買加州軍火公司的飛機，飛往上海。

淞滬抗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意志，十九路軍贏得了中國致公黨全黨的敬佩。1934年8月23日，蔡廷鍇、譚啟秀一行抵達紐約時，司徒美堂親自陪同。他們于11月9日到訪中國致公黨舊金山黨部，受到致公黨總部的熱情迎接。在1934年的總部會議記錄中記載：

……譚啟秀軍長依時到會參加公宴，到時，各昆仲全體起立表示歡迎，五時入席，席次，會長胡維琳宣布宴會理由。

次由司徒俊蔥君致歡迎詞。隨請譚軍長演說。我洪門為最老之革命團體，應有救國責任。此后抗日工作，當望致公堂與全國人民一致努力，以紓國難。并請蕭步云（美東）、伍少逸先生演說，后由司徒俊蔥君答謝，宴至七點余鐘散席。

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1932年2月28日，司徒美堂發文，“特別通告”五洲致公堂同仁：“特懇五洲致公各團體，從速籌集巨款，陸續寄來，以資接應玉帥前方軍糈餉食。”自抗日戰爭爆發后，司徒美堂深明大義，鏟除門戶之見，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團結僑眾，聯合華僑社會中的一切愛國力量，組織抗日救國統一指揮機構，動員廣大僑胞募捐救國，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為國捐輸，共赴國難。

“義捐救國總會”從成立之初起截至1944年7月，所籌款項達500萬美元之巨，位列全美之首，也凝聚著世界各地致公黨人、海外僑胞、洪門人士的心血，出錢出力，抗日救國席卷全球……

1936年，舊金山成立兩個抗日救國組織，即“華僑抗日救國后援會”和“中華民國國民抗日救國總會”，前者是中國致公黨駐舊金山地方總部聯合華僑社團組成的，以中華會館為主體；后者以個人為單位。

七七事變后，臺山籍僑領黃仁俊、致公黨駐舊金山地方總部主席司徒俊蔥等提議，兩個抗日組織合并，成立“旅美華僑抗日統一義捐救國總會”。兩個抗日救國組織以團結抗日大局為重，同意組織統一的抗日救國團體。并于1937年8月21日，在中華會館召開全僑大會，通過成立“旅美華僑抗日統一義捐救國總會”，主席為鄺炳舜。

“旅美華僑抗日統一義捐救國總會”有47個分會，遍布美國、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大部分致公黨、洪門組織及洪門人士積極參與總會活動，成為全美洲各地華僑抗日救國會之規模最龐大者。它顯示了美洲華僑大團結的精神面貌，也是美洲華僑抗日救國運動走向高漲的重要標志。司徒俊蔥作為中國致公黨的代表擔任義捐救國總會執事等要職。

中國致公黨秘書長陳演生奔赴海外各地，與致公黨各總支、分支通力合作，致力于募捐籌餉。各地總支、分支及僑胞們對陳演生等非常信任，所有捐款都交由他集中收轉。

1936年，為團結更多人支援祖國抗日，菲律賓華僑許志猛加入菲律賓洪門團體（后任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主席、中國致公黨副主席），發動洪門弟子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瘋狂南侵，菲律賓淪陷。許志猛聯合愛國人士組織菲律賓華僑抗日鋤奸義勇軍，任總指揮。在許志猛領導下，菲律賓華僑抗日鋤奸義勇軍除不斷襲擊日軍、懲處漢奸外，還與友軍合作，反攻日本侵略者，參與收復了菲律賓一批重要城市。

1938年日本侵占大鵬灣，馬來亞致公黨負責人官文森組織“惠僑救鄉會”，以人力、物力支援廣東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他還用個人資金創建“文森隊”，回國參加抗日救國工作。這一年，舊金山中國致公黨總部（五洲致公總堂）還委派代表譚護訪問古巴華僑航空學校，慰問了在那時學習戰斗機駕駛員的華僑飛行員，鼓勵他們早日學成歸國參加抗戰。

1941年，日本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后致公黨總部被迫停止活動，致公黨秘書長陳演生利用自己的身份，冒著危險，多次幫助和保護逃亡在香港的革命志士和愛國同鄉……

投身抗戰的致公黨員趙昱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致公黨員趙昱（曾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有感于國家民族災難深重，身在上海主持五祖祠和致公堂工作的他，聯系海外洪門人士，替東北抗日的義勇軍奔走呼號，也先后赴澳洲及南洋群島募集捐款，以支援各地自發抵抗日軍入侵的斗爭的志士。

1911年，趙昱曾經協助孫中山在舊金山成立中華革命軍籌餉局，與海外洪門組織及僑胞關系十分密切。1937年，經由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通過，聘任趙昱為政務委員會委員，并由以宋子文為會長、宋慶齡為委員的“救國公債勸募總會”派往五大洲各地勸募救國公債。

接到任命后，趙昱偕同其女兒趙金枝離開祖國，專程赴東南亞及美英向海外僑胞宣傳募捐。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致公黨同仁、洪門人士和僑胞的熱烈迎接，1937年11月24日的《大漢公報》轉載五祖祠公函寫道：

政府決心抗日救亡之秋，自能認清國家民族之利益，超越一切任何團體及個人之上，化除成見，捐棄前嫌，一致團結，擁護之，愛戴之，繼續辛亥革命吾黨輸財出力之光榮歷史。如趙昱大哥到達之處，希望鼓勵全體昆仲踴躍爭先購買救國公債，能為全僑首倡，而竟抗日圖存偉功，以挽救將亡之國家，復興垂危之民族。

1939年11月27日，《大漢公報》還報道了一則令人感動的故事：

專向海外華僑募捐公債趙昱氏，現已達倫敦，沿途所過之南洋各地，在趙氏的盡力宣傳下，所得成績殊佳，對于抗戰前途，至多利超。

趙氏達到倫敦后，即向當地華僑勸勉購債捐款，并以空郵函寄香港報告當地華僑捐募情況。趙昱沿途所到的地方，僑胞捐輸之踴躍，可以堅定相信我祖國必能得到最后之勝利無疑。

全倫敦華僑總共計八九百人，生計不太好，而生活程度則較趙昱十年前游歐時增高許多，而僑胞也能努力向前。在此地經商者，趙昱勸其起捐每人購債千元，失業僑胞，在當地政府領到恤金時，也能每月捐出口糧1/4，節衣縮食，以紓解難。當聽到趙昱的演說時，熱誠果見人也。全倫敦最熱心僑胞，則唯惠州老者，竟將其一年來所艱難辛苦儉積之七百元盡數捐助祖國，趙昱被感動至熱淚盈眶。

趙昱未出國門之前，見我祖國將士，慷慨赴義，趙昱沿途將祖國將士精忠報國之榜樣向僑胞宣傳，僑胞受感動到頻頻手帕拭淚，可見其愛護祖國之熱情，此次發動全民抗戰以來將士之忠勇，僑胞之熱誠，均可永遠流芳于血史者。

今天，當我們回看這些報道，感念當年的真實故事，不但重現了趙昱及海外致公黨同仁、洪門人士和僑胞那種愛國熱情，更能深深體會到孫中山提出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革命精神之涵義，才能真正明白“強大的祖國才是華僑有力的靠山”。

1938年9月3日趙昱回到香港后，立即致函各地僑團、致公黨及洪門組織，報告捐輸救國情況。趙昱自1937年10月由港出發赴南洋，后經歐洲到美洲，再由檀香山、紐絲崙到澳洲，1938年9月3日回到香港。一年多的時間，趙昱所到之處，沿途僑胞、致公黨人和洪門人士為抗戰救國踴躍購債，此次捐募公債共有3000多萬元是來自馬來半島，若以華僑平均出錢而言，則南非洲第一，菲律賓第二，印度第三，美國第四（后來美國又捐輸1300多萬元，趕至第一）。

1938年12月10日，旅港中國致公黨黨員尤尚良致信舊金山中國致公黨總部司徒俊蔥，信中提出抗戰的“八條建議”，希望致公黨組織和黨員能在抗戰中發揮更大作用。

與中國共產黨殊途同歸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旗幟，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該宣言把中國致公黨列為中國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黨派之一，表明中國致公黨的抗日救亡活動得到中共高度重視。

在向著共同目標奮斗的過程中，中國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兩黨最終走向了共同的道路。

抗戰勝利后，1945年5月，中國致公黨、憲政黨在舊金山聯合舉辦演講會，邀請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演講。司徒俊蔥主持大會，董必武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的長篇演講，全面介紹、闡述中共堅持八年抗戰，堅持廣泛團結，堅持民主進步的基本政策。董必武的演講，受到廣大僑胞的歡迎和鼓舞。

1945年8月，舊金山中國致公黨總部通電重慶國共兩黨，反對內戰：“主張迅即召集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完成抗戰大業，奠定民主基礎、國家前途，實利賴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6月9日，中國致公黨就在《華商報》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宣言》，響應并實踐“五一口號”，主張：（1）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前提是結束國民黨的反動統治。（2）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通過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在“集思廣益，相互研討底下產生一個完整的共同政治綱領”。（3）認同中國共產黨在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的領導地位。

《宣言》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艱苦而長期斗爭中，貢獻最大而最英勇，為全國人民起了先導和模范作用。因此，這次新政協的召開，無疑我們得承認它是領導者和召集人。”

中國致公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具體過程，在各民主黨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歷史上各民主黨派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如同致公黨所經歷過的那樣，也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也同樣以響應“五一口號”為標志，從實際行動開始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作者系廈門市政協特邀研究員、中國致公黨中央黨史研究與黨務工作委員會顧問、致公黨廈門市委原專職副主委、廈門市僑聯原副主席、華僑大學華文學院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