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文龍

最近，社交平臺上流傳著一種“工作轉包”現象。顧名思義，就是職場人士把手頭上的工作委托別人來完成，再給接單的人支付一定報酬。在網絡上，還有人調侃說，“租個大學生來替我打工”。

網絡上比較流行的幾類“工作轉包”內容，包括代寫文案、代做PPT、代做海報、調整格式等。從這些內容來看，打工人將工作轉包不為別的，就圖一個省心，比如，文案改了又改，干脆找個外包去改，自己只負責傳話；再比如，大學也沒一門課專門教PPT怎么做，干脆花個幾十塊錢在民間找個熟手。這樣一來，對打工人也算是“花小錢辦大事”。

值得思考的是，從事什么崗位的人將什么樣的工作轉包，這將直接影響人們對轉包工作的價值評價。比如，對于一名職業記者，人們會因為他將采訪、寫作工作轉包出去而憤怒，但卻不會因為他將年終總結轉包出去而生氣。其背后突出的是職業身份與職業行為的一致性，社會對“本職工作”有著要求和底線，對本職工作進行轉包，關乎職業道德，而對非本職工作進行轉包，雖然也關于“職業道德”，但聽上去似乎也并沒有那么不道德。就像曠工和“摸魚”，人們對后者的寬容度會高很多。

現在的工作環境中，于員工和老板而言存在著兩套對“本職工作”的定義。在員工那里，認為把崗位要求的工作完成就是本職工作，在老板那里，對勞動者的所有要求都算他的本職工作。因此，本職工作和其他工作或多或少會出現交叉，或者說有些活干的人多了，就成了本職工作。由于人力考核的需要，衍生出員工周報、月報、季報、年報等內容，可頻繁的工作報告反而導致了各種A4雕花的面子工程；由于商業交易的需要，衍生出PPT制作、海報制作、新媒體制作等內容，可一旦商業投入跟不上業務需要，就會導致新增的非對口工作壓在了原崗位員工頭上。這恐怕是一些人將工作轉包的重要原因。

傳統的工作觀常帶有多干是福的傾向，認為勞動者多干一點、多學一點，提升自己的能力，將使自己受益。這套雞血式的傳統要求在年輕人那里很容易被歸結于一種職場PUA，比如，從收入匹配角度看，拿多少錢干多大事；從勞動者權益角度看，既然爭取加班費如此困難，倒不如將工作轉包以獲得喘息。

應該看到的是，有人將“工作”定義為事業，也有人將工作定義為“活兒”，對后者而言，將“雜活兒”扔到社會上技能對口的人手里，未嘗不是一種共贏。畢竟，領導最終要的也是成果。

不過，現如今AI的進化速度日新月異，將工作轉包也將遇到必要性和接單人職業素養的考驗。如一項工作用AI就能生成，則不必再另外請人處理繁瑣工作。更何況，你該如何知曉接單人產出的東西不是用AI生成的？雖說將工作轉包只是為了得到一個成果，但如果告訴你這個成果源自AI的大部分努力，勞動者對它的支付意愿也會隨之降低。

要注意的是，拋開轉包工作的職業道德性不談，在法律上，它的風險性是一致的。最主要的風險是，這種模式可能泄露商業秘密。由于雙方是一種私下的松散關系，在實際交易中，也僅會就價格、交付時間、工作要求作簡要約定，一旦商業秘密泄露并引發追責程序，有很大概率由轉包出工作的勞動者承擔責任。屆時，不僅工作可能不保，還可能承擔單位遭受的損失。

總之，對于打工人來說，還是應該非必要不轉包工作，如果實在要轉包，也要做好材料審核，避免為“摸小魚”而“毀大事”。（光明日報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