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敘倫的最后一幅墨寶

馬敘倫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堅強的民主戰士、忠誠的愛國主義者。他堅持真理，思想進步。在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時期里，他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他為新中國的創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是中國人民無限忠誠的公仆，是同中國共產黨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知心朋友。

——習仲勛在馬敘倫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先救“南陳”后救“北李”

1885年，馬敘倫出生于杭州的一個書香世家。戊戌變法后，他受進步思想影響，萌生并堅定了“打倒清政權建立民主國家”的信念。為將這一信念付諸實踐，馬敘倫創辦《國粹學報》，擔任《浙江日報》等多個知名報刊主筆，先后加入南社、同盟會等進步團體，參與愛國護路運動。武昌起義爆發時，他在杭州籌辦民團，響應起義。

1915年，馬敘倫任教于北京大學和北京醫學專門學校。12月袁世凱復辟帝制時，他先是發表討袁檄文，繼而辭去北大和醫專的教職離京南下，以示抗議。此舉一時轟動京滬，他也因此被譽為“掛冠教授”。

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學，實行“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馬敘倫應邀回北京大學任教授。授課之余，潛心鉆研中國文字學，寫成《老子校詁》《莊子義證》兩部書稿，并開始撰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

五四運動爆發后，北京大學成立教職員會，馬敘倫被推為書記，后任主席，聲援學生愛國運動并挽留蔡元培出走。后蔡元培雖然同意留任北大校長，但以胃病未愈為由，沒有立即返校，而是委托蔣夢麟代理校長。馬敘倫責無旁貸，積極協助蔣夢麟主持校務，在此期間，深得師生的擁護。同年9月，蔡元培在病愈返京前寫給馬敘倫的信里，盛贊他辛勤奔走與付出：“五四以后，承公苦心維持，北大得以保存，眾口同聲，弟聞之不勝欽佩。”

中共黨史上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說，馬敘倫與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既是同事，也是新文化運動志同道合的戰友。此時他雖沒有參加共產黨的創建，卻從思想上同情這些革命者并盡力提供幫助。

1920年1月的一個傍晚，馬敘倫得到軍閥政府要在當夜逮捕陳獨秀的消息。為避開監視，他機智地打電話給住在陳獨秀附近的沈士遠教授，不直接說出名字，只稱：“告前文科學長速離叔雅所。”陳獨秀得此報告，遂連夜躲避。翌日晨，在李大釗陪同下，陳獨秀化裝乘騾車離開北京，在路上又商定了建黨之事。

1922年，北京政府改組，馬敘倫被任命為教育次長。1924年秋天，一天教育部得到一份密件，其中引內務部的情報說：“共產黨首領李壽常在各校活動。”茲請教育部馬上查辦。馬敘倫馬上意識到所講之人正是李大釗的字“李守常”的諧音，便甘冒風險把此件壓下不辦，并立即通知李大釗迅速轉移脫險。1927年4月，身處浙江的馬敘倫得知李大釗英勇就義的消息，心中悲痛萬分。1931年回北平后，他才得以在李大釗遺像前灑淚致哀。他曾寫下詩篇，深切懷念摯友：“唯物史觀論較新，李君物望冠人倫；縱教柴市成仁去，無限青年認理真。”

馬敘倫終身踐行“言行要利于社會，依己之所信而行，得禍也在所不計”。上海淪陷之后，身在上海法租界的馬敘倫收到了舊友湯爾和的親筆信，邀請他去北大擔任校長。雖是舊友，但當時湯爾和已經做了敵偽華北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對于舊友的所作所為馬敘倫憤憤不平，因此當對方邀請他做北大校長時，嚴詞拒絕：“我是絕對不會去的！但愿湯總長保持晚節。”

創立中國民主促進會

1902年夏天，馬敘倫來到上海，曾為南洋編譯局潤稿，做過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選報》的編輯，當過《新世界學報》主編、《政藝通報》的主筆，還主辦過《國粹學報》。在上海期間，馬敘倫經常參加蔡元培創立的愛國學社在張園舉辦的演講會，激發了他的革命思想。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著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抉擇。在愛國民主運動的號召下，上海成為民主運動的前沿陣地。以《周報》《民主》兩個刊物為陣地，馬敘倫周圍匯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愛國民主知名人士；與此同時，在王紹鏊周圍，也集結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愛國民主知名人士。王紹鏊是中共地下黨員，他以工商界人士的身份開展工作，與上海各界愛國民主人士都有聯系，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

共同的奮斗目標，現實斗爭的需要，使這兩支隊伍走到了一起。王紹鏊作了一篇批駁蔣介石提出的“先統一后民主”口號的文章。馬敘倫為其精辟見解所吸引，后經謝仁冰邀約王紹鏊見面，兩人一見如故。此后，雙方開始攜手聯合戰斗，利用《周報》《民主》《文匯報》等陣地，聯名發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張。經過協商研究，雙方一致同意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這個組織以促進民主政治的實踐為宗旨，取名為“中國民主促進會”。

后來，馬敘倫在談及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時說：

自勝利之后，我們幾個朋友不期而然的（地）常常湊在一起，言談中不免涉及當前的政治問題，想找一個國家、民族的出路。不過這只是書生本色而已，談過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氣愈來愈沉悶，心靈的壓力愈來愈重。單是空談仍決不能有補于實際，于是剛在幾天前，我們談起了組織一個“中國民主促進會”，以促進民主政治為目標。

帶領和平請愿團，赴南京呼吁和平

1946年5月26日，中國民主促進會和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聯合招待重慶來滬的民主人士。會上討論了如何發動群眾力量以制止發生全面內戰的問題。6月6日，馬敘倫、陶行知等164人發表聯名公開信呼吁和平。

但是，除了中國共產黨立即復函表示堅決支持外，蔣介石國民黨和美國政府都置之不理。民進及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等組織決定，推派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推選馬敘倫、蕢延芳等9人和上海學生和平促進會的兩位學生代表陳立復、陳震中組成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又稱和平請愿團），由馬敘倫擔任團長。

據馬敘倫備忘錄記載：

5月25日，赴海南飯店為民進約民工同盟諸領袖及東北建設協會上海分會閻寶航等商量遏制內戰事。5月31日，赴包達三、盛丕華之約于王商協會，到者有張絅伯、吳耀宗、閻寶航、馬寅初、謝壽天、王卻塵、沙千里、閔剛侯、許廣平、胡子嬰、羅叔章、孫曉林，商定與蔣介石書，勸即停戰；并致美使馬歇爾書，指明中國內戰實由美國資助蔣介石及代為運輸所造成。6月10日，推選赴京代表，俞寰澄、胡厥文、張絅伯、閻寶航、雷潔瓊及我當選。

6月23日11時，載著代表團的火車從上海北火車站出發，克服沿途國民黨特務制造的重重障礙，延遲3個多小時于晚7時抵達南京下關車站。火車到站停車后，代表團成員下車穿過站門時，一群自稱為“難民”的暴徒把代表圍住分割成兩部分，將馬敘倫、雷潔瓊等推進候車室，其他代表被堵在西餐廳。在推拉中，代表的手表、現金等被暴徒“洗劫一空”，衣服也被撕破。代表要求打電話遭拒。閻寶航從西餐廳跑來與“難民”談判，暴徒使用石子砸打馬敘倫、閻寶航等人。晚11時，代表被圍攻多時后，有特務暴徒穿破候車室窗戶，進入室內使用木棍等毆打代表。馬敘倫被打成重傷。雷潔瓊頭部、胸部遭重擊。閻寶航等其他代表均被毆傷。經多方交涉，受傷代表被送到中央醫院分院救治已是24日凌晨兩點。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

得知消息后，章伯鈞、梁漱溟、李濟深、馮玉祥等人紛紛前往營救代表，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團也為營救代表積極奔走。周恩來、董必武、滕代遠、鄧穎超等立即趕到醫院，看望馬敘倫等受傷代表。周恩來神情嚴肅地說：“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馬敘倫也激動地說：“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

1947年12月，在中共的安排下，馬敘倫先生與一批民主人士由上海轉移到香港。在香港，他們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繼續從事民主活動。

稱贊“五一口號”是“勝利的檄文”

根據戰爭形勢需要，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通過陜北的新華社對外發布“五一口號”。5月1日《晉察冀日報》、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發表。

“五一口號”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也反映了各民主黨派和所有愛國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張，立即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擁護。5月5日，馬敘倫、王紹鏊和民革、民盟、致公、農工、救國會、民促、民聯等黨派團體領導人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以及無黨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聯名致電毛澤東主席并轉解放區全體同胞，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稱贊這是“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產黨一起“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中國共產黨在本年5月1日為紀念勞動節發表了23個口號，被壓迫到香港的我們，幸運地先聽得了，我們感覺到無限的興奮。現在我們并且曉得國內聽到這個消息的人們，不論哪一方面，只除反動派以外，都‘延頸企踵’希望即刻看到全文。因為他們都曉得這些口號，一定給新中國前途帶來無限的喜慰。”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馬敘倫興奮不已，還在香港《群眾》周刊上發表署名文章《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文章公開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革命“當然的領導者”，并稱中國共產黨剛剛頒布的土地法和“五一口號”，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獻，轉捩時局的曙鐘”，是“勝利的檄文”。

馬敘倫在文章中說：

這些口號里最突出的是第5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時局發展到了今日，任何中國人（包括反動派）都曉得獨裁政權雖能“沐猴而冠”，玩一套換湯不換藥的把戲，雖能有美帝不斷地援助，都是“無濟于事”，注定了他的末日快到了，換句話說，人民的勝利已經決定了。任何人對這，已經不是感覺而是信心了。所以，可以說全國一致在企望著賣國殃民的反動的獨裁政權早一日消滅，新中國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權早一日成立，在企望著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給一個鼓勵和安慰的啟示。現在是得到了。

親擬國歌，并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

《毛澤東傳（1949—1976）》引述了一段新史料：1949年9月25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聽取關于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的意見。參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在這次座談會上，馬敘倫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他說：“我們的政府就要成立，而國歌根據目前情況一下子是制作不出來的，是否我們可暫時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許多委員表示贊成，也有的委員提出需要修改歌詞。周恩來表示，就用原來的歌詞，他說：“這樣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了。”毛澤東也同意歌詞不改。與會者一致贊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

《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的前身即“擬定國旗、國歌及國徽方案”的第六小組，馬敘倫為組長。該小組曾于7月10日以新政協籌備會的名義發出了由周恩來簽發的《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截至8月24日收到各種應征稿件2000多件，其中國歌歌詞350余件，但并沒能在其中選出公認的理想作品。其中，也包括馬敘倫、陳慧同擬的作品。

1949年8月22日，馬敘倫和民進同仁、陳叔通的女兒陳惠共同創作了一首國歌歌詞，參與征集，入編“初十四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中華！中華！偉大的祖國！可愛的祖國！

我們敬愛你！我們歌頌你！

屹立在日出的東方，

擁著一萬二千萬方里綠茵大地，

是五萬萬（或五億）人民的溫床，五萬萬人民的寶藏。

五千年優秀的文化是世界的先鋒，

航海的指針是科學的首創。

勤儉、忍耐是我們的特性，

更有同化人的力量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封建、官僚資本、帝國主義，

解不散人民的團結，沖不破革命浪花的蕩漾。

你的美麗、光輝的大旗，

做了人民民主的保障。

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

做亞洲共和國的新榜樣。

聯合平等待我的民族，實現著

無階級的美麗、和平、快樂的景象。

中華！中華！偉大的祖國！可愛的祖國！

除了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馬敘倫還提議將10月1日定為國慶日。1949年10月9日下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許廣平發言說：“馬敘倫委員請假不能來，他托我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應有國慶日，所以希望本會議決定把10月1日定為國慶日。”林伯渠委員也發言附議，要求討論決定。毛澤東主席說：“我們應作一提議，向政府建議，由政府決定。”當天會議一致決議，通過《請政府明定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以代替10月10日的舊國慶日》的建議。

為學生健康狀況奔走

新中國成立后，馬敘倫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首任部長。

1950年第6期的《新體育》發表了題為《加強目前學校的體育》的短評，文中寫道：“新中國建立之初，青年學生的身體健康狀況很差，許多學生因為身體原因不能完成學業或不能就業。”這時，馬敘倫收到了一份報告。報告中提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學生中肺結核、營養不良等疾病很多。許多學校的功課過重，食堂管理不盡得法，對衛生工作注意不夠，致使學生健康狀況不良。心系學生的馬敘倫，開始為提高全國學生的健康狀況奔走。

不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召開，在會議休息期間，馬敘倫把學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情況向毛澤東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當即表示：“健康第一。”1950年6月19日，毛主席專門就學生健康問題致信馬敘倫。信中寫道：“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時間宜大減，病人應有特殊待遇。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再次寫信給馬敘倫。信中說：“關于學生健康問題，前與先生談過，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采取行政步驟，具體地解決此問題。中共華東局1月11日電報一件附上請查閱，其中第三項即談到此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請與各副部長同志商酌處理為盼！”

收到這兩封信后，馬敘倫立刻邀請相關各部領導會商，一方面邀請原衛生部給學生作一次大范圍的全面檢查，一方面請求財政部在國家財政許可的情況下，盡力提高教育經費和學生的人民助學金……同時，馬敘倫迅速組織教育部各部門著手開展調查研究，就增加學生補助、精簡課程、課外活動等提出了具體辦法，擬訂了具體解決措施。

根據教育部的調研結果和所提出的措施，1951年7月召開的政務院第93次政務會議，專門討論并發布了《關于改善各級學校學生健康狀況的決定》。其中提出了六條措施：一是調整學生日常學習及生活的時間；二是減輕學生課業學習與社團活動的負擔；三是改進學校衛生工作；四是注意體育娛樂活動；五是改善學生伙食管理辦法；六是學校經費的支配，應適當地照顧保健工作的需要。

“我們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

馬敘倫的一生曾立過三份遺囑。

1947年，國民黨發布“戡亂”動員令，鎮壓愛國民主運動，馬敘倫致信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張群表示強烈抗議，同年10月30日，他立下遺囑：“余如逮捕，必無幸生，求仁得仁，無所歸怨。余雖不見夫已之亡，汝曹必能見之，則猶吾見也。余之遺體，為若毀棄，不必尋求，皮囊盛血，本無足珍；茍得見歸，即付諸火，期于悉成灰燼、播散海陸。汝曹欲寓紀念，可于吾母前立石，僅足書姓名，勿事增華也。”

1955年，馬敘倫寫下遺囑，囑咐身后之事：“我去世后，不必訃告，不受賻贈，即花圈挽章皆預謝不受，亦不勞動友親，至要至要。我生平所蓄可謂無長物，所有亦或失之戰劫，或已增之公家，如今只隨身所有耳。”

1958年6月5日，馬敘倫寫下他的最后一幅墨寶：“我們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結果，否則根本上就錯了。”這是馬敘倫畢生追求真理、追求進步、向往光明的寫照，也是留給后人的政治遺囑，成為民進人的行為準則。

（作者系民進中央宣傳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