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7日訊（記者 趙瑩瑩）去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總書記講了很多他少年時期求知求學的故事，用一種非常親近隨和的態度，其實都是希望我們在創作中能夠有一個放松的心態。他提到了一長串作家的名字，講到這些作品對他成長所發生的影響。因為年齡相仿的緣故，也都是在北京，我聽著特別激動，有些經歷非常類似。比如說各家各戶的書都給收了，放到一個地方去，到書堆里去翻自己想看的書，汲取精神營養。

　　我覺得習總書記講話過程中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共筑精神家園這樣一個概念。說老實話，作為一個電影人，我感到對共筑精神家園有一份責任。精神家園需要共筑，并不等于這個共筑的行為需要以集體方式體現。藝術家要處于孤獨之中，宋丹丹演戲，她得孤單，才能演好。我感覺，只有在心有所動的情形下才能真正創作出好作品。

　　31歲時，我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黃土地》，攝制組只有一輛面包車、一輛小轎車，總共花了35萬元，不到40人。那是計劃經濟時代，沒有人告訴你這部電影能掙多少錢，也沒有人在意，可我們所獲得的那種感動，一輩子難以忘卻。

　　從西安坐車到延安，天都擦黑了到了黃陵縣，我說咱們去看看黃帝陵吧。下得車來，一片清香，滿地都是一尺多厚的柏樹葉子。我說這奇怪了，黃土高原缺柴啊，柏樹葉子怎么沒人動？當地帶路的人跟我們說：“老百姓，不敢動，這是黃帝的地方。”走過去看到一塊石碑，上書“文武百官到此下馬下轎”，一抬頭看見碑文“橋山龍馭”，郭沫若寫的。那個時候內心深處所感覺到的震動、作為中國人的那種感受，不可言喻。到了陜北佳縣時，就聽見夜夜都是黃河的奔流聲。

　　到了這個時候，才能感覺到在精神上的歸屬是什么？你是什么人？你從哪里來？這部戲當時拍完后，引起很大轟動，也引起很大爭議：一個很短的散文，怎么能成為一部故事片呢？而且里面也沒有太多的情節。有人問，是什么觸動了你？我說，就是眼前的景物，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聽見陜北人在山坳背后唱歌；安塞腰鼓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和發現，到后來成為中國很重要的文化名片；凌晨時，霧氣騰騰的黃河邊，看到一個老人很慢地從黃河里打起兩桶水，一邊唱著一邊挑著走。

　　文化藝術創作沒法搞“大躍進”，沒法搞“多快好省”。有一次我到云南，看到一個彝族老人手拿竹子在雕刻，4個小時沒動。這讓我想起在羅馬梵蒂岡教廷的圣彼得大教堂里，看到一個修女在圣像前跪了4個小時。做藝術也是一樣，必有虔誠之心才能夠從藝。一個雕刻竹根的老人，一個跪在神像前的修女，這兩件互不相干的事長久地影響著我。

　　我回想了一下，從開始拍電影到現在30年，以兩年或三年一部的速度拍攝，只拍了十二三部片子，至今都還覺得做得不夠好。這種狀態下，才能獲得進行創作的樂趣，才明白自己是誰。

　　希望和大家分享一個概念：不需要做得很多，但一定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