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資料圖。

　　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9日訊（記者 李正穹）2015，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

　　兩會期間，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接受記者專訪，就“四個全面”中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進行詳細解讀。

　　在采訪中，汪玉凱提出，1978年改革開放到十八大召開前的三十多年里，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達到9.8%，“創造了奇跡”；如果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一次改革”，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稱之為“二次改革”。

　　“‘二次改革’的最大特點就是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要啃硬骨頭，要涉險灘。在距離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僅有五年的情況下，‘四個全面’的提出不僅為‘第一個一百年’目標（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現提供了支持，也將對‘第二個一百年’目標（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實現發揮作用。”汪玉凱表示。

　　四個“難以為繼”決定“二次改革”必須進行

　　“1978年改革開放起步那年，中國人均GDP還不到非洲最窮國家的1/3。36年后的2014年，中國人均GDP達到7485美元，已經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已經不遠。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歷史性巨變。”汪玉凱告訴記者，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走完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的進程，其發展速度、成就都是舉世矚目的，“但是，改革帶來的負面問題也有很多，其中包括資源環境的破壞、貧富差距、污染問題等等。”

　　汪玉凱表示，從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大背景來看，“四個全面”的提出呼應了四個“難以為繼”，具體來說就是：其一，低成本出口戰略，以金融危機爆發為標志，難以為繼；其二，低端產業主導經濟結構難以為繼；其三，資源和環境的傳統使用方式難以為繼；其四，社會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問題使社會穩定的大局難以為繼。

　　“這四個‘難以為繼’，表明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已經走到盡頭，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們面臨經濟風險、政治風險、社會風險和信任風險。”汪玉凱以“經濟風險”為例指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由數量型、規模型要向質量型轉變”、“由學習型、模仿型向超越型轉變”和“由引進式向對外擴張型轉變”三個關鍵拐點，下行的壓力越來越大，《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也將中國2015年GDP增長目標定為7%左右，“從這些角度來說，中國的改革必須‘改弦易幟’，進行‘二次改革’。”

　　“二次改革”目標直指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從使命上談，中國在‘二次改革’中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一目標充分說明本屆領導人所具有的現代國家治理意識。”汪玉凱表示，這一目標的實現具體包括五塊體系和五種能力的現代化，“五塊體系分別是法治體系、國家制度體系、國家組織體系、國家政策體系以及價值體系的現代化；五種能力則是指決策能力、執行能力、駕馭市場經濟能力、應對危機能力和行政能力。”

　　汪玉凱認為，“四個全面”的提出表明，黨和國家領導人決心通過“二次改革”打造現代化國家和現代化政府，進而先后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建成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而“一次改革”與“二次改革”的最大區別，也就在于前者以經濟體制改革為軸，后者除了注重經濟體制改革，也要注重政治體制改革。

　　“從二次改革的內容來看，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六個方面。盡管在整體布局上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但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是實現不了的。”汪玉凱表示，在經濟體制改革中，要通過金融體制、財稅體制、投資分配體制、新型城鎮化等重大改革，避免中國經濟大起大落，順利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這需要注重創新戰略，最大程度地提高國家、集體、個人的參與程度，實現全社會創新，“要實現創新社會，需要政治體制的高端改革和下端改革并舉，同時還要創新社會治理模式。”

　　汪玉凱指出，目前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放在行政體制改革，除此之外，政治體制改革還應包括“政治體制的高端改革”，即：建立憲法的權威，完善政黨政治，構建社會主義民主，構建社會主義法治。

　　“從政治體制的上端進行相應的改革措施，才能避免行政體制下端改革措施進行到一定程度后難以繼續推進，這樣才可以最大限度釋放社會活力，給社會以更大的自主權。”汪玉凱說。